二哥

二哥本名叫什么我好像是忘了，大概是忘记了才对。

我们认识的时候是高中，县城有两所高中，一个重点，每年要有五六个人上清华北大。一个普通，每年要有五六个人进看守所。

我们在普通的那所学校。

二哥有情怀，性嗜酒，逢人便谈理想。那个时代漫长，没网，没烟，没手机。大家唯一的乐趣便成了听二哥讲自己对理想的见解。

二哥想成为作家。

其他人想成为二哥，原因是，女孩喜欢二哥这样的人，有思想，有主见。

作为学生时代里为数不多有主见有情怀的人，他带领着我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叫醉茗轩，想谈理想，不喝醉怎么谈，扭扭捏捏，生生怯怯显得别扭。来者自罚三杯，酒不付钱，二哥提供。

晚自习下课九点半，洗漱完毕，熄了灯，查了寝，五六个人下来一层和二哥谈论人生。

一个人的故事有限，得到的掌声也有限。为了延缓新鲜事物衰败的速度，二哥尽量放慢自己的节奏，轻声细语。往往在半个故事的时候就已然十二点过半。但仍旧无法控制的流逝着，到了最后他开始尝试加入一些问题，比如：我为什么怎么做？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做？

我们两个上下铺，我上他下。时常会询问他，边叙边议这种方法也用完了，怎么得到掌声和认同？

凌晨一点半，他喝了口酒，叹了口气，不说话，自顾自的睡下了。

之后的醉茗轩加入了很多人的故事，像围炉夜话一样。二哥作为主持人，作为评论家，作为调和者。

几个人聚在一起，醉酒后的故事也无非是谈谈同性的长短，异性的优劣。之后八卦一下谁喜欢谁，谁不喜欢谁。那个谁也不懂感情的年代，倒有着情愫乱泻的状况。

二哥喜欢韩寒，也学着说话满是锋芒，比如社会多社会，现实多现实。可社会有多社会呢？现实又有多现实？我们那个年纪，在县城边缘的寄宿学校，根本不知道。我想，他也不知道，但他觉得，这么说话很社会，也很现实。

在高二的冬天，他告诉我韩寒出了一本杂志叫做《独唱团》。二哥说了句：我为什么不呢？然后带领醉茗轩紧追其步伐。

我们组织的一个团队叫《合唱团》。他做团长，我是团委，谁谁是书记，谁谁是组织委员，谁谁是劳动委员。我们分配完各自的工作之后发现团员的职位还没人填补。这造成了我们几个的惊慌失措，因为那意味着，手里的职权将毫无用处。

但这件事也被二哥花了两天处理掉了。他借鉴了中国历史，秦朝的等级制度，然后给我们按顺序排列。结果是他最大，我第二……劳动委员排最后。那个人想反驳，于是告诉二哥这不公平，干的活最多，却排最后。二哥转头认真的看着他：你看，扫厕所，扫马路的干活多不多？他们就是最底层。

劳动委员想了三天，然后退团。

该离开的留不下，留不下的别牵挂，认不清现实，将来怎么去社会上混？二哥在劳动委员退出后总结出这样的真理。

多年之后，劳动委员考上了北大，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国企，生活美满。

等级制度在这件事之后趋于稳定，二哥也开始把心力放在写文章上。那时候我们几个成员，一人一周两个中篇，说是中篇，最多也只写到1500就江郎才尽了。由他周末独自处理，批改，润色。那时候所写的都是感情事，不敢直指姑娘名号，就写某某，就爱某某。

花了两个月，攒了一些他看得过去的手稿，召集我们开会。说他决定把文章全部投给读者杂志社，一共三十篇，估计可以过二十以上。等到时候稿费打回来，我们就自己印刷《合唱团》这本杂志。然后发行，不用毕业每个人手里都有了不少钱。毕业后统一组织旅行采风，回来继续创作。

他说的很激动，我们听的也很激动。好像已经坐上了开往另外城市的火车，穿过光影散落的杨树林，开过清澈冷静的湖泊，一直向南开，不问回头路。

激动的情绪最终借由稿件投入中国邮政门口的邮筒，转变为了略显焦急的等待。团队里只有二哥单纯的激动，或许是对于自己眼光的自信。他拍着胸脯告诉我们等着未来到来就行。

一个月后，未来未来，稿件也石沉大海。我们几个疲于等待，二哥也是。

终于在一个大课间，他把我拉到厕所门口，说从家偷了部手机出来，现在就打给读者杂志社。

“你怎么和他们说？”

“当然是问是否收到了稿件。”

“他们说没收到呢？”

“那我就去找邮局，让他们负责。”

“负责什么？”

“赔钱。然后用赔款办杂志。”

“可当时不是说用稿费吗？”

“一样，也是因为稿子挣的钱。”

“他们要是说收到了不录用呢？”

一阵沉默。二哥望着输好号码的手机愣了下来，怎么也不肯按下拨号键。

“怎么可能呢？三十篇，一篇不过，不会的。我觉得你的那篇‘落夏’肯定可以的。”

“……那你打吧。”

他看了看我，眼神有点游离，似乎陷入了莫名的恐惧中，这样的二哥我还是第一次见。

“你打吧，你是团委，而且你的那篇最好，你来。”

我接了过来，无所谓什么紧张和焦虑，无所谓什么过稿和退稿，我只知道，再不回去，数学老师肯定往死里打我们。

电话响了几声然后被对方挂断，试了几次，同样的结果。

二哥眼里的光芒瞬间被对方的挂断键削弱的所剩无几，他点了支烟，坐在厕所的台阶上，沉默的抽了起来。

“回去？”我站在一旁看着他。

“你先走吧，我一会再打打看。”他苦笑着，好像抽吸之间，那些发白的烟气涌进了眼底，他红着眼圈，看着我，摆了摆手，转过了头。

“你也别太难过了，说不定人家正在开会。”

“嗯。”

后来的日子我们心照不宣的不再提及稿件和稿费的事，醉茗轩的聚会断断续续但仍旧会举行。只是二哥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沉默，从前他总是喜欢站在台灯散射出的光束中心，我们坐在他的影子里。现在他和我们一样的，坐在那束光的阴影后，有的时候，我竟会蓦然觉得，二哥那棱角分明的脸慢慢的模糊陷落在人群中。

“我们总不能因为没人欣赏就不再写了吧。当初《合唱团》建立的时候，没人知晓的时候不仍旧骄傲的活着吗？就因为上不来台面然后就消沉下去吗？”书记那天喝的七分醉意，站在了二哥以往站的位置，义正言辞的告诉我们。很有道理，我们仰慕的看着光芒中的他，然后灯被他不经意的扇落在地，现实一瞬间倒灌满了浓稠的漆黑。

“说得对。”二哥的声音从角落里传来出来，那个似曾相识的音调竟然听得我有些泪目。然后他用打火机点燃了手中的烟，吸了一口。“我们接着干，总会有结果的，相信我，为了理想。”

那一瞬间，我似乎又次坐到那列火车上，穿过光影散落的杨树林，开过清澈冷静的湖泊，一直向南开，不问回头路。

那天晚上，我们扫荡光了二哥的酒柜和所有的低沉，决定继续努力，永不认输。

有时候，现实和理想针锋相对，理想赢在虚幻，现实赢在现实。有那么一刻，鸡蛋肯定觉得自己可以砸碎五六个石头。

是的，我们的理想很漂亮，也很绚烂。但所有的稿子都尽数消失，那个刷着深绿色油漆笨重且丑陋的邮筒，活像一个永远吃不饱的怪物。我们的故事，年少轻狂的，温柔细腻的，零散的，琐碎的，美好的，难堪的，就被它照单全收，然后沉入它所连接的大海。

我曾背着大家用公共电话打给杂志社，拒接，仍旧是拒接。一时间，我恨透了这种缥缈的，高高在上的东西。

无果，仍旧是无果。石沉大海仍会掀起涟漪。我们的涟漪呢？无非是在那破旧的绿色怪物身上留下的隐隐约约的拳头印。

第二年的夏天，二哥辍学，醉茗轩摇摇欲坠。没有送别，我们没人知道他的离开。班主任说这是他的个人原因。他离开后，我们的聚会也从一周三次转变成了三周一次。虽然我们都可以随意的进出醉茗轩，随意的把自己文章后面署名合唱团，但内心的物件开始散落丢失。这种丢失无法把握，我们每个人都深知，我们每个人也都无能为力。

一个月后，二哥来电，那时候宿舍刚装上电话。

“开免提，有话告诉大家。”

“好”我按开了免提。

“合唱团一定不能倒。”

之后陷入了一阵长长的沉默里，那种敲骨吸髓的沉默实在令人难受，二哥的呼声则在拥挤的空气里显得分外空洞。

“一定别倒下，我们不就是为了这个才坚持到今天的吗？你们接着写，我偶然认识了一个编辑，刚刚一起吃完饭。他看了我们的文章，告诉我，只要肯投，就能过。”

“读者？”

“不是，那帮人太不负责。这个杂志叫做xxx”他说了个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名字，其实除了读者，我们听说的实在少之又少。

“对，就不给读者，别便宜他们。”书记义正言辞的说着，似乎决心要惩罚读者杂志社的每个主编。

“对，写，我们继续写。”很快，我们达成了一致，继续坚持梦想。

那个时候，我很感慨，二哥确实有着过人的能力。

“对了，你为什么退学？”我在一片热烈中问他。

“私事，先挂了，你们坚持住。写好了把文章统一邮寄到这个地址。”我们认真的记下了地址，并和他道别。

一个月后，《合唱团》收到了第一笔稿费，八百元，过了四篇稿子。那一夜我们喝掉了两箱啤酒，醉茗轩一下子被酒精的味道包围起来。书记热烈的站在灯光中，鼓舞大家距离理想的实现又近了一步。每个人都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八百块钱，对于那个穷苦的学生时代有着非凡的意义。

半醉半醒，我突然想到二哥现在何处？会和我们一样的开心吗？毕竟醉茗轩和合唱团都因为这笔巨款存留了下来。

“打给二哥吧，告诉他。”我站了起来。

“打给他。”大家不约合同的说着。

忙音……打了五遍，仍旧忙音。我突然想到了去年站在厕所台阶上打给杂志社时候的那种无法形容的生涩感。

“算了吧，说不定他正在和主编喝酒呢。”书记推了推眼镜，说完再次举起了杯。我木然的拿着电话，生涩感就在热闹的人群里显得更加生涩。

过了几天，他来电话，告诉只管每个月投稿就可以，其余的交给他，之后重新失联。我们按月写着稿子，按月领着稿费。唯一不同的，便是很少再提及二哥了。

“他可能比我们都过得好。有文采，有人脉。”书记总是酸酸的说着。

高中毕业，我们团里的成员攒下的钱组织一次旅行绰绰有余。从县城去北京，从北京站出发，怀着欣喜坐在乌烟瘴气的车厢里，愉快的谈论着接下来的行程。

唯一难过的，没有二哥，电话接不通，留言没人回。可能他真的过上了更好的生活，甚至搬出了这座小城，去了北京？上海？反正一定是去了更大的城市一展身手。

火车到站已是黄昏，我们吹着海风，心情无比激动。晚上吃了顿烧烤，喝了些酒。

“以后醉茗轩就没了，合唱团也没了。”书记说的有些伤感。

“但我们的理想至少实现了。”我笑了笑，然后喝下了满满一扎。

二哥，你的理想呢？早实现了吧。你还记得我们吗？

无论如何，祝你在将来的路上越来越顺利。

以为这就结束了？

不可能的。

我们继续讲后半段。

其实二哥并不认识什么编辑，外面的生活也不那么顺利。从端盘子到切菜，从串串到街头摆摊。这是他离开后所过的生活。是的，没有文章，没有合唱团，没有醉茗轩。有的就是不分黑白的工作和不分黑白的体力活。

再见到他是在我大四结束时，书记打来电话说在县城里看到了二哥。

“但没敢认。”他支吾着。

“为啥？”我有些好奇。

“谁敢认啊，我带着女朋友，他推着三轮车烤玉米。”书记说完，长了口气，挂断了。

我看着智能手机自然而然黑下去的屏幕，突然想到了当年打给杂志社的那部黑白屏幕的小手机。书记没敢认他自然情有可原，大学究竟产生了怎样的意义呢？我想无非是丢失和拾起。丢失一些纯真，拾起一些傲慢；丢失一些执着，捡回一些自由；丢失理想，然后拾起现实。这不可悲，可悲的是每天我们都在告诫自己，这是生活，这是曾经向往无数日日夜夜的生活啊。

我们就在高等学府里，把自己活成了下流无耻的人。

我想就算再次刻意聚首也不会有人出席，没人愿意同烧烤工坐在一起聊天。大家就是这样，因为外在的身份，而忘记了那个人曾是二哥，我们追求理想路上的先驱。大家忘了当时的肃然和崇敬，甚至忘记了二哥曾为我们的理想牵线搭桥。那个贫穷的年纪，我们的精神曾因他的存在填充的满满当当。而如今四年光阴里大家却把所有的美好事物从思想里拎出沥干，任其化为粉末，随风尘去。然后装进那些肮脏的思想，金钱、女人、地位等等等等。

我打电话告知朋友，因为家事取消了毕业旅行的计划，然后订了张回去的车票。

“他在哪摆摊？”我打电话给书记。

“谁？”貌似是还没睡醒，他的声音显得浑浊厚重。

“二哥。”

“啊？你要去找他？”他一副惊讶。

“嗯，你去吗？我六点多到车站。”

“我……有事，不去了，陪一个大哥吃饭。你知道的，我要去政府工作，提前铺铺路。而且和小摊贩寒暄，同事看了肯定说三道四啊。”

“嗯，能理解。”

“就在商业街旁的小胡同里，对了，别说这是我说的啊。”

“嗯。”

我挂下电话，心里瞬间被一阵孤寂填满，然后溢出，流向血液，直逼大脑。

“不要紧？”邻座的女孩讶异的看着我。

“嗯，没什么。”我低下了头，把双手紧紧地抵在两边的太阳穴上。车仍旧在城市的边缘飞驰，大家各有各的欢喜忧愁，只是我的愁苦在这条坑坑洼洼的路上不小心被甩了出来。我努力的控制自己不再去想书记的话，有什么呢？各有各的选择罢了。很多事情本来就没有对错可言，我甚至有些庆幸，我没去街边摆摊，没被这帮人从心里厌恶和遗弃。

汽车在六点十分驶入车站，随着一声巨响，它停在了门口新挖的坑里。

找了辆出租，直奔商业街。在行驶的过程里，我不断的去构想那条胡同的位置以及二哥的样子。毕竟一别五年有余。

下了车，我开始做深呼吸，并思考见面的第一句应该说些什么。总不能文艺青年打招呼也用那些落俗的词句吧。

大约站了五分钟，我构思出了全部的场景，并自信能游刃有余的应付所有的感情波动。

“好久不见，二哥。”我礼貌的伸出了手，他把手伸过来，握手。然后我一用力把他拽进怀里，两人拥抱大哭。不停地说:”真特么想你。‘’然后一起坐了下来，开酒，然后逐一的讲这些年的经历全部说尽说完。然后继续抱着哭:”兄弟，你真不容易。”

在思想尘埃落定时，我竟然感动的有些热泪盈眶。

终于，我在胡同的尽头找到了他。头发蓬松凌乱，戴着一副分不清黑白的手套，正在往炉子里倒木炭。脸仍旧瘦削，皱纹无端的爬了上去，不肯下来。旁边站着个小丫头，拿着滋水枪，努力垫脚往二哥刚升起的炉子里认真的滋着。

“二……”

“两个？”他回过了头，看了我一眼，愣了下来。

我们对视着，没说话，眼泪开始在我的眼眶里打转。

“卧槽，这特么不是梦吧。”说着，他狠狠地扇了自己一耳光，然后跑过来紧紧地抱住了我。

女孩大概是被他的大嗓门吓了一跳，径自哭了起来。左手擦眼泪，右手不停地拨按扳机滋我们两个。

两个人都没说话，我能感觉到他隐约的颤抖，我开始思考接下来该说些什么才能让二哥觉得我文学水平没有倒退。

过了五分钟，他退了一步，看着我，惊喜交加。

“二哥，我……”

“饿了吧，先给你烤个玉米。”

“好。”

然后我和小丫头一同坐在路边，拿着玉米，看着往来的人潮，看着二哥的背影。五年不见，他的背影越发的厚重和可靠。

“晚上可得好好喝点啊。”他一边烤一边回头看看我。

“行。”

“走，收摊。”二哥看了看手机，仍旧是当年那部黑白屏的小东西。

“没事，不着急。”我在后面给他串着玉米。

“今天高兴，就到这里，等我收拾收拾，咱们喝酒去。”他笑着，就是单纯的笑着。那一刻我竟然生出种恍若隔世之感。

“先把车推回去。”他收拾利索，我帮忙拿着马扎，跟在他身后，穿过闹市，拐进一片漆黑的胡同里。

“见到你真高兴。”二哥顿了顿，头也不回的说着。有点疲惫的声音就在这片黑暗里收缩，再收缩。

“我也是，一直联系不上。”

“怎么找到的？”

“偶然看到。”我刻意隐瞒了书记的事，有的时候谎言也是必须之物，我不想把这个夜里加进来那些所谓现实的构成部分。

“还在写吗？”他推开了那扇吱扭作响的木门板。

“不怎么写了。”

“怎么？看得少没素材？”

“不是，看得多很失望。”

二哥把车的手刹拉住，食材一一收拾规整到屋子里。屋子很乱，想必一个人住，厨房，然后是卧室。混乱不堪，单单随意的提出一间都可作为杂货间来理解。

“屋子很乱，我自己住，也懒得收拾。”

“看得出来。”

“说真的，我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了呢。”

“一直联系不上，总不知道电话，以前的号码也接不通。”

“嗯。去旅行了吗？”

“去了，吃了顿海鲜，那个时候，真不容易。”

他轻微的颤抖一下，动作细小，接而被其他动作掩盖过去。

“走，喝酒去。”他把最后的物件收拾完毕站起身来。“想吃什么？”

“都行，能喝就行。”

“走。”二哥关上了那扇破败的木门，然后带着我在胡同里穿行。就在这城市的边缘地带，没有路灯，有的只是一望无际的黑暗，他却能游刃有余的在其中穿行。

“经常走？”

“嗯，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就常常来这里。黑的透彻，一旦进了这个圈子，只有唯一的目的，那就是找到出口。”他说着，丝毫没慢下来。

“找得到吗？”

“自己不行，但是带着你可以。”

大约走了二十分钟，才能隐约看见远处的灯火。

“真远啊。”

“嗯，本来这是村子，当年拆除重建时候，住在这里的人要价太高，而且毫不让步，结果政府退步而行，绕开了这里。把重心推向边缘，对于政府来说，轻而易举。”

“贪婪。”

“嗯。”

我们走上主路，然后向南走了几百米。

“就这。”二哥找了张空桌坐了下来。“巧儿，点菜。”

一个扎着马尾，穿着制服的姑娘走了出来。说是制服，倒更像是把饭店名字硬生生的缝制在过夏的T恤上，远远看去，歪歪扭扭。女孩大概二十出头，并不漂亮，但很干净。尤其在这样被烤灼的油腻气息包裹的环境里。

“点菜。”二哥把菜单递给了我。

“都行。你知道的，我向来没什么主见。”

“那随便做吧。”二哥把菜单递给了巧儿。

“嗯，酒呢？”

“一件燕京，冰镇的。”

“好。”巧儿进了屋。

“这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选，不想选择就不必选择。”二哥看着我，说道。

“事事如此就好了。”我只能一味地苦笑。

“瘦了，我说你。”他看着我，眼睛的神情尽失，但脑子仍旧可以把自己的所想完整的拼凑然后靠着口齿清楚的传递出来。

“你倒是真的瘦了，对了，电话号码呢？目前用的。”

“酒放这。”在二哥停顿的过程里，巧儿把酒送了上来。

开酒，倒满。由于冰镇的关系，丝毫闻不到麦芽味，有的只是淡淡的酒精味在杯边徘徊。两个人不约而同的举起，干掉，放下，倒满，然后循环下去。

“爽，这才地道。”二哥看着我，似乎等着他的话被我全盘认同。

“很久不喝了，上次一起还是在醉茗轩呢。”

“醉茗轩……”他自顾自的念起来，然后陷入了长长的沉默中。那是一种足以令空气静止的沉默，他看着我，空洞的盯着我的脸，似乎想找到些什么。

“怎么不写了？”我们三杯结束后，他问我。“还以为你会一直坚持下去呢。”

“你呢？有那么好的条件，比如有思路，有想法，有手段，认识编辑朋友。你该彻彻底底的写下去才对。”

二哥没回复，只是沉默的举杯，然后沉默的低头吃菜。满满一扎两三下就被扫荡干净。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说的这些话可能会造成他心里的不快。

“无论发生了什么，你和我，我们都退了出来，在另外的路上活着。”我举起杯子。

“对，在另外的路上活着。”

一饮而尽。由于过快的饮酒，脑子里开始缓慢的泛出晕眩感，无论是嘴唇，手臂尽然开始失去知觉。

“今天见到，可意外？”我看着他。

“嗯，吓了一跳。”

“当初你走，如今来说仍旧是秘密。大家都以为你在另外的城市安家立业了呢。毕竟你是《合唱团》的创始人。”

“大家啊。”他重复了一遍。“都还好吗？没说一起回来找我？”他的眼睛重新闪烁起光芒。

“唔，有事，只有我清闲。这次回来也太匆忙，没相互通知。”

“嗯，忙点好。”

我突然想到了匹诺曹，若这种荒唐事当真存在，想必我的鼻子都能戳翻二哥的酒杯了。

“对了，女朋友呢？找了吗？大学里的姑娘是不是都特别漂亮。”

“没找，懒得同周围人交流。各顶个的虚荣势利，见风使舵。不光是话语具有欺骗性，连鼓起来的胸部多半都是假的。

“自欺欺人。”

“对，自欺欺人。”

“为这种可悲干了。”

二哥站了起来，手里的杯子一时间摇摇晃晃。一辆半挂从路边呼啸而过，热烈的灯光一下子打在了二哥的身上。我举起杯子，看着他，仿佛又回到了五年前的醉茗轩里，热烈的灯光和二哥的那句为了XX干杯。

觥筹交错，酒这东西，千万要就着往事做的咸菜一起才能喝个尽兴。

“有时候很奇怪，人的胃袋有数的大小，喝了这么多却不会爆开。”我摇晃着杯子，眼睛有些酸涩。

“走肾，走肝，走血液，走头脑，无孔不入。”二哥把半袖脱了下来，扔到了旁边的椅子上。

“无孔不入……对了，你现在的工作可还行。”

“唔”他先是一愣，又陷入了长长的沉默里，不知是客观的评价有些费头脑，还是我话题的跳跃性让他不知所措。“一天能挣100，一个玉米我卖5块，成本嘛，自己种的。”他伸出了手，眼睛有些迷离，呆呆的望着张开的手掌。

“嗯，一直干？”我愿意把那些柔软的围合抛到脑后，自身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而对于二哥，过于屈才。

“冬天不干，冬天回去烧烤店打工。说真的，我烤东西有一手。”他把僵住的手掌抬起来，模仿着烧烤时的动作。

“我是说，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你干了这个。在我的印象里，你应该是背着旅行包，自由自在的诗人或者作家。”

“自由自在啊。”他又陷入了沉默，多年不见，这短暂的，间歇性的沉默倒成了他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可能他从来都是如此。

“总觉得，你干这个，实在屈才。”我举起杯子，一饮而尽。

“才华，总不能当饭吃啊。”他看着我。“我们当初追求的追求到了，与我而言，这一生无关以后怎么过，此时此刻，那时那刻，我已经实现了人生的意义。活这一辈子，值了。”

“可？”

“没有后悔药可以吃啊。”

“比如离开学校？”

“那不后悔的，那是我的方式，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切实可行，行之有效。”

“那为什么不和那个主编合作，然后一直写下去呢？”

他没说话，把杯子倒满了酒，一饮而尽。

“说别的，这些话题不适合现在的场景。”他再次倒满“来，走一个。”

“说姑娘？”

“好，说姑娘。”

我们聊着当年的同班女孩，把那些当时晦涩应景的句子全然拆成粗话，想念着在过去付出的真心。然后把所有的难过当成笑谈，一饮而尽。

“可笑。”二哥笑了起来。

“实在可笑。”我补充道。

然后我又讲了在大学遇见的女孩，如何如何想咒骂当时的班主任，因为他曾说大学的女孩个顶个的漂亮。

“结果呢？”

“个顶个粗俗，妆画不好的十有八九，简直。”

“简直。”

他又说了自己在摆摊过程中遇到的姑娘。比如巧儿，比如XX……他一口气说了七八个名字，我记不住，因为酒意，甚至开始听不太清了。

我们把那一件二十四瓶的燕京喝完后结账离开，肚子异常的撑，身体越发的重，精神却实实在在的清醒。可能画着八字在走路，但无比清醒，左拐右拐，想到了很多旧事，每一件都拆出，从头到尾，结结实实的回忆一遍。

“真奇怪，我到底喝多了吗？”二哥站在前面，背对着我，扶着墙。

“你应该……”

“哇”的一声，他吐了出来。

“应该喝多了吧。”我扶着他，他扶着墙，在一望无际的夜里穿行。偶尔传来几声犬吠，空洞淡漠，宛如从另外的世界里被甩过来的。可谁又不是呢？我想到了书记，想到了从前《合唱团》的所有人，想到了自己。我们究竟为了什么活着呢？我自言自语起来，声音细微渺小，宛如从另外的世界里被甩过来的。

到家的时候已然凌晨三点，二哥有些不省人事，嘟嘟囔囔的说着什么，反正听不清楚。可能是说的无比清晰，但那时候的我实在听不清了。

我把他扶到床上，脱了鞋，盖了被子，本想连带裤子一起脱了算，但总怕第二天会被误认为变态，于是作罢。我则是找了个马扎，坐了下来，点着烟，自顾自的吸了起来。刚才的困倦不翼而飞，毫无路径可寻。耳朵也渐渐恢复过来，甚至能听到虫子的叫声。

“难受。”他转过脸看着我，眼睛空洞，仿佛精神被抽离出来。

“喝点水？”我起身找暖壶。

“想吐。”说着，他再次吐了起来。我赶忙找了个盆子放在下面。

“吐吧，吐出来就舒服了。”我坐在床边，拍打着他的后背，然后把水递了过去。

“喝不下，找点纸。”他的声音有些苍白。

我放下杯子，开始在两个杂货间里面找卫生纸，视野所到的地方没任何发现。

“没有，二哥。”

“橱子，黄色的那个。”

我继续找，昏黄的灯把屋内的每个物件都映照成了黄色。我拉开了橱柜门，一大堆杂物纷纷坠了下来。一堆卷纸滚到地上散落开来。我费力的揉了揉酸涩的眼睛，把那些从新归拢起来。偶然间，看到了方格信纸上清楚的写着‘落夏’字样，接而是‘我喜欢这样的夏天，你不在的这个看似荒诞无章，实则无限悲凉的夏天。’

熟悉至极，我开始在脑海里寻其结果。

“你的那篇‘落夏’可以的。”二哥的声音开始在脑子里回绕。我摊开了所有的纸张，全是我们投稿的文章。

“你们只管投好了。”二哥是说过这样的话的。

“二哥，给你纸。”我把找到的卫生纸递了过去，他睁开眼睛沉静地看着我。“我说，我们的稿子你没寄出去吧。”

“寄了，没人要啊。”大约过了十分钟，他才缓缓开口。“不想把原稿弄丢，寄的都是手抄版。石沉大海一样。”他说完，再次陷入了沉默，石沉大海一样。

“所以，也没什么主编?”

“嗯，哪来的主编，都是假的，你是假的，而我也是。”

“稿费呢？”

“我的工资。”他说着，期间费力的喘着粗气，仿佛被莫名的重物压住一样。

“原因？”我的心脏开始强烈的跳动，酒精带来的麻木感竟然一扫而空，我们喝酒作乐，毕业旅行，以及那些不可一世的成就感竟然全部都是谎言，赤裸裸的谎言。他们的根基就是二哥这间破旧的屋子以及成堆的玉米。

“不想让《合唱团》倒下。”他依旧喘着粗气。

“但还是倒下了，自然而然的，消失殆尽。”我看着他，他闭着眼睛，嘴唇上下微微的颤动着。

“是啊，倒下了，倒下了。”说完，他不再言语，大概是不经意掉到了梦的那头。我看着他，昏黄灯光所及之处，两道闪亮的水渍从眼角蔓延下来。

我站了起来，点燃了另外一支烟，然后把‘落夏’的文稿抽出，用打火机灌以火焰。这些都是假的，假的不配存在于这个世道上。可悲，可悲至极。

我突然想到了书记。

“顺利进政府了，兄弟们。面试问我能不能写东西，我就说我们创造了《合唱团》，赚取了稿费，并用之旅行。结果大家都投来了赞赏的目光。毕竟那是我们十八岁完成的事。”

如果他知道了真相呢？是不是还会有成就感，会不会充满了愧疚感。或许会，或许不会。毕竟我们离开这条路已然四年之久。

过去的事留下了，过去的人忘却了，这种世界，还会有比时间更加出尔反尔的东西吗？

我本想把所有的故事全然灌以火焰，但实在没办法把二哥拼命保下的东西随意宣布死刑。毫无困意，一点也没。夏夜就在表盘上缓缓离开。我一支接一支的吸烟，从前只需三支便晕头转向，如今毫无知觉。

《合唱团》的短暂存活实际上和我们任何人都没关系，二哥创造了，然后运行它，由于理想和现实的偏离，不得不退学用血汗钱继续支撑它。支撑这短小的虚无。而我们则是沉浸在自以为是中。我开始明白，我们所经历的，提的上来的那些安然的时间，近乎是被别人苦苦支撑下来的。我们做的只不过是在别人的背部纸醉金迷和狂乱的舞动。

没有主编，什么也没有，杂志是虚构的，我是虚构的，书记也是虚构的。只有二哥和合唱团是真实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

不知不觉，已然坐了三个小时。旁边的二哥富有节奏型的打鼾，我则是被一地的烟头包围住。隔着细细的纱窗，天际线有些发白。新的一天来了，可我仍旧带着虚构拖沓的自己，坐在这个世界里，委实可笑。

酒精随着分针不断的流逝，脑袋渐渐被涌入的困倦压得死死的。我进了里屋，在另外的床上躺了下来。

“喂，吃饭，都十二点了。”二哥笑着，简简单单，手里拎着牛奶和油条。我看着他，想说什么，又觉得作罢也好。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有的出于保护自己，有的出于保护别人。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权利将其戳破。

“好。”我坐了起来，接到手里。脑袋仍旧疼的不可名状，窗外天光大亮，偶尔会有人从矮墙外走过。果不其然，二哥的院子里种满了玉米。

“耽误你出摊了吗？”我看着他，他则是蹲在那个黄色橱子前收拾着散乱的物件。

“不耽误，下午四五点的事。”他回头瞟了我一眼。“要和我一起去吗？今天，带你去以前的学校门口摆个摊。”

“城管不查？”

“城管?没事，我认识的。尽管摆就是。”他站起身。“对了，你知道了？”

“什么？”

“没什么，可能昨天是个梦。”

“搞不懂，回来就睡的死猪一样。”我喝着牛奶，不动声色并确保面无表情。

“嗯，你先休息。我去收拾今天用的东西。”说完他走了出去。

吃过东西，脑袋的麻木感一点点开始消退，但正常的思考仍旧费力。思考不了，索性继续睡去。

下午五点我们准时出摊，他推着车，我拿着马扎，往从前的学校走去。

“打算买个电动的。”二哥回过头看着我。“人工的骑着费劲。”

“嗯。”实在无词，本以为他会以文章之类的话题为主。

“也想写来着，但动不了笔，一动起来就不能停下，可我能写什么？烤玉米的正确手法？我自己都不知道啊。”他没回头，但隐约能体会到苦笑自嘲的意味。

我没说话，委实不知所言。

从前的学校已经拆建的面目全非，当然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除了老楼挂着的那部摇摇欲坠的室外楼梯，再无其他能让我回想起从前那段时光。

二哥升起火，我帮忙收拾杂乱的事。

“看那个厕所，改成储藏间了，还有操场，铺上了厚实的橡胶跑道，我们那个时候都是砂石。你还记得吗？”

“嗯。”我回复他，转过头望着一切事物，起先的水房早就拆除，做起了乒乓球场。而那个总是一片昏暗时常冒着旱烟气味的破旧门卫室改成了花坛。从前住宿的宿舍楼现在尽然显得突兀而破败。

“丢失了场所感。”二哥用扇子催化火焰的升起。

“嗯，你还记得咱们给读者主编打电话吗？”

“记得，后来打了很多，但仍旧处于忙线。那个时候我有种怀才不遇之感，深夜更为强烈。”

“后来呢？”

“后来没了，接受了不够成熟的现实。通信方式的不成熟，笔触的不成熟以及自己想法的不成熟。那时候我总觉得自己笔下容不下乾坤但总记得下岁月吧。后来发现，什么都没有，唯有实实在在的工作。”

“可，退学还是后悔的吧。”

“不，《合唱团》是我这辈子要做的事，靠着自己，虽然不能在这个荒诞的世界里肆意流动。但充盈满我的生命绰绰有余。”二哥的脸上满是自豪，这种情形已经一别五年有余。

“来，卖玉米喽。”他边扇扇子边叫卖。

夕阳渐渐后移下坠，我们两个的影子越发的长远，实实在在的躺在新修的柏油马路上。来往的人来来往往，交谈或者不语，自有他们的故事。

我看着二哥的背影，想起了那个只能玩贪吃蛇的手机，想起了读者主编一直的忙线以及我们当初的悸动，想起了醉茗轩以及《合唱团》。想起了那些细碎的夜以及现在无望的生活。

我和书记又有什么两样呢？活着，然后死去，一辈子奔波不止，无法停靠，在金钱和生活中挣扎徘徊。我们紧随着时代的潮，扶着漂流的木，以资本的多少来判定是否有存在的意义。浑浑噩噩的一生啊。

是的，我没有勇气推起三轮车，没有勇气当街叫卖，甚至无法冷静的被人围观。我不会像二哥一样为了自己的理想不顾一切，更不会用学业换取虚无缥缈的成就感。我也曾追逐过，但不会破釜沉舟，总要备好船只，浅尝辄止。

“跑。”二哥突然喊了起来，登上三轮车飞速步入高速路，装满了炭火的烤架冒出了浓重的烟。我不明情况，只好抱着马扎紧随其后。

“跑什么？”我追了上来。

“城管。”

“你不是说都认识吗？”

“啊，我没说他们认识我啊。”

夕阳彻底隐没在了山的另外一端，黑色的影子也渐渐和灰色的柏油路融为一体，丢失了其清晰的界限。炉子冒出来的烟呛得我直流眼泪，而二哥只是一味地登着三轮，没回头看。他深知自己所要保护和追求的一切，并且在这个过程里拼了命的努力着。

而我，只是他路上的看客，拾起他所丢下的弹壳，扶起他所命中的标靶。但从未有勇气向他那般的瞄准和扣动扳机。我能看到子弹划出枪膛的痕迹，我能追逐他的背影，我能模仿他所做的一切标准动作。但我仍旧无法对靶心付诸切实有效的一击。

我想我和大多数人是相同的，切实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