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陈庆懋在先，而认识管兆宾则在后。按理说，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同干中学教师的行当，认识任何人都应该是大致差不多的时间，基本应该不会有特别悬殊的时间差。但是，我认识他们俩人，却有着明显的时间差。现在回想起来，原因很简单：陈庆懋热，管兆宾冷。
一九七四年一月底的某天，北风呼啸，寒冬料峭，天色灰暗，阴霾四布。这年的冬天奇冷，一场冬雪铺天盖地撒下来，让东西公街的狭窄街道都变成了白色。从北京一四四中学的校门口往南看，充满泥泞的街道露出黑色的土路，鼓楼东大街上慢慢挪动的七路电车，拖着大辫子，不时地一辆辆闪过。屹立在胡同口的那个简陋无比的公共厕所，散发着熏人的恶臭，映衬着冬日的万般无奈。
再过几天，就要放寒假了，顺便也要过革命的春节了。就在这一天，我与十几个东城师范学校和北京外国语学校的毕业生，来到北京一四四中学报到，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此时的我，刚刚过了十九岁的门槛，确切地说，我的年龄是十九岁零三个月。
那时，我看中的，绝对不是那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冠冕堂皇的革命口号，而是国家干部最低一级即二十四级干部的四十二元五角钱的工资。那时的四十二元钱，在现代人看来，似乎应该等同于现在的四千两百元。这笔钱在当时虽然不算大钱但也绝对不算小钱。毕竟，经过两年的师范学校的学习，我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了中学毕业直接分配到工厂的中学同学。我的优越感爆表狂升。
我们十几个人到学校报到的过程充满了新奇，也充满了可以作为文章写作的有趣素材。虽然过去了将近五十年的光阴，但现在回忆起来，所有的情景仍然都会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此过程恕我略过。我想写我与管兆宾老师的第一次邂逅。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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