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革命电影叫做《永不消失的电波》。我借用此电影名，戏称北京一四五中学一连一排为永不消失的混乱。张晏春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告诉大家，他曾经问过谢副，为什么要拆散一连一排。谢副严肃地回答：本来想把一连一排打造成为尖刀排，但是谁丞想，精兵强将组成的一连一排，成为学校领导心中的隐痛，除了拆散之外没有他法。准确语言只有晏春知道，我只是转述一下。
一连一排的班主任王殿尊，是一个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充满了朝气和信心。在他严肃的外表下是一颗善良的心。那个时代实行解放军的绿军装和黄军装。殿尊老师常年穿着一身黄军装，偶尔也穿蓝色上衣，还是四个兜的。
殿尊老师的长相一般，没有什么显著特点。这样的人特别适合干特工。他的头发比一般人要发黄，脸上的某个位置上有一颗痦子，我忘记这个痦子在脸部的哪个位置了。殿尊老师的嘴非常严，没有一个学生能从他的嘴中了解他的家庭情况，他有几个兄弟姐妹？他住在哪里？他的老家在哪里？他是哪个民族的？他在哪里上大学？他的女朋友情况如何？所以，对于殿尊老师来说，我们对于他的了解只是一张白纸。即便像面包任三伟这样的侦探，也是摇头感叹。我们知道的，就是殿尊老师自我介绍时的一句话：我叫王殿尊。三横一竖我姓王，全校头发我最黄。其实，我没有听过殿尊老师这样介绍，估计是一连一排某位人士的杜撰。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是我们的入校日。我与七号楼的张连贵和陈曙光一起到学校。张连贵与本楼的刘丽华在三排，陈曙光在四排，我与本楼第一美女汪波在一排。张连贵曾经很不忿，凭什么孙保兴能与汪波在一个排？我也气他，我说我的命好。与汪波美女在一个班是上帝的安排。气归气，说归说，我们三人还是高高兴兴地来到学校。
到了学校我们三人便分手，分别到各自的班级报到。一连一排在东西走向的平房教室的第一间，紧挨着影壁。教室北侧是果园，南侧是老师办公和住宿的小灰楼。我意外地发现，我的小学同学高景汉与我一个班，我很高兴，毕竟有熟人，我也不寂寞。我看见汪波进了教室，瞬间教室一片灿烂。汪波是地坛小学的，自然她有很多小学同学。所有的报到手续办妥之后，王奠尊老师走向讲台。我的个子不高，被安排在从窗户算起的第三行第二位。课桌很古老，是那种掀盖的课桌，以后我不曾见到。
殿尊老师环视着我们，我们也观察着他，毕竟他是我们的班主任。那个时代的中学毕业生是国家包分配。你加入红卫兵组织，加入团组织，都是政治上的得分，对于分配来说是一个重要砝码。那是我们最初想当然的想法，其实三年以后的分配，政治砝码基本不起作用。可是在我们的入学伊始，我们为了三年以后的毕业分配，还是看中政治上的进步。而要得到政治上的进步，就必须与殿尊老师这个班主任搞好关系，得到他的青睐。我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目光直视殿尊老师，心中怅怅然。入学的第一课就是师生见面，然后分组。时间久远，我也忘记我在哪个组了，但我记得我与兴化西里六号楼的王光一在一个组。
实事求是地说，一连一排开始并不混乱，大家循规蹈矩很是听话。我感觉混乱的起点是太阳宫人民公社的秋收劳动，混乱的常规化是发展第一批红卫兵。大凡一个人到一个新的环境，陌生的人，陌生的环境，他会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地潜伏。当大家熟悉之后，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一连一排的各位山大王亦是如此。
九区一号的山大王是面包任三伟，兴化西里的山大王是左小鹏，安外大街的山大王是王福隆（任左王三位原谅了）。除了山头之外还有游击队和武工队，那是各自为战。比如白华等，都属于小股特种部队。当时的状况就犹如抗日战争。殿尊老师开始有控制力，他仅仅依靠高景汉、王鲁军、刘玲这批中坚分子，团结王光一、刘燕生、孙保兴、徐小松、谢士嘉、沈希红等革命分子。形势一片大好，虎虎而有生气。在入学教育的三大战役（批判黑帮，忆苦思甜和太阳宫劳动）中，赢得了前两场战役的胜利。
入学教育的批判黑帮和忆苦思甜我就不说了。我想说一说一连一排混乱的起点，那就是太阳宫劳动。说来也是无可奈何，这种混乱的根源与殿尊老师有极大的关系。
人的性格是天生的，要顺其自然，不要强求。强求则乱。一连四排的班主任王学斌是个性格外向的人，有仗义的成分在里面。如果把学斌老师放在水泊梁山，他可以排到介乎于天罡星与地煞星之间。所以，学斌老师可以与一连四排的男生嬉笑打闹在一起，互相称兄道弟，那也没有关系。正式场合，老四刘全生等四排大佬也给学斌老师以足够的面子。然而殿尊老师的性格是内向的，不苟言笑，满脸严肃。如果秉承沉默是金的金科玉律，他的深藏不露，会让任三伟左小鹏王福隆忌惮三份。
然而，殿尊老师的真实斤两，通过太阳宫秋收劳动的通吃同住同劳动，让山大王们摸透了。就好像古文《黔之驴》中的驴一样。贵州没有驴。老虎看见驴之后很是害怕。几次接近后就知道，驴的最终伎俩就是撩后蹄子。于是老虎就把驴吃了。我记得，殿尊老师与班上的男生住在一个大房子里，王鲁军带领潘伟宜等六个人住在外面。我荣幸地与殿尊老师住在一起。任三伟左小鹏王福隆悄然观察着殿尊老师。
在此环境中，殿尊老师应该缄默其口不说话不表态，只须用他的眼睛放出无表情的眼光注视着大家即可。这就是深藏不露，这就是沉默是金，这就是此处无声胜有声。然而殿尊老师却大大地放下了身段，将自己融入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之中。不但话出奇的多，而且还给大家讲故事，竭尽全力融洽他与男生们的关系。吃饭的时候，还把自己的菜夹给大肚子同学，生怕大家吃不饱。殿尊老师的低调，让山大王们有恃无恐。我记得左小鹏一到晚上，飞驰在大炕之上，迈过一个一个的人头，嬉笑打闹，快哉乐哉。殿尊老师就批评道：左小鹏，你不要捣乱。开始左小鹏还听话，可是几次之后，殿尊老师的批评成为了耳旁风。我记得，每次熄灯，都要折腾半天，直到折腾累了，方可作罢。
师道尊严没有了，殿尊老师的威望直线下降，除了女生，除了我和几个男生，殿尊老师获得不了足够的尊重。似乎殿尊老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开始频繁地一对一地开展谈心活动。殿尊老师也找到我谈心。我表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部署，积极争取进步，早日加入红卫兵组织。我感觉，殿尊老师与我的谈心很空泛，没有实际内容，似乎他想知道的，就是我的站队态度。
秋收生产照常，连里的活动照常，但一连一排的日常活动已经出现混乱的端倪。起床懒懒散散，集合稀稀拉拉，各种矛盾也逐渐凸出出来。我看到殿尊老师不止一次地对着院里的大树出神，不知他在想些什么。
经过秋收劳动的洗礼，一连四个排的表现让学校领导高主任和谢副主任都可明晰的判断。似乎我所在的一连一排成为了最后一个。最主要的是我们班的各个山头都立起来了，游击队敌后武工队也走上前台。一连一排开始散了。建班伊始，形成凝聚力是关键。没有凝聚力，整个班就是一盘散沙，混乱的聚面难以消弥。我作为班上的普普通通的一员，没有扭转乾坤的本事，我只管好自己就行了。我悄悄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以及《毛主席诗词》，我悄悄地看封资修的书籍，我悄悄地观察着班上的战略大事，我也悄悄地偷窥女同学（不要当真）。我感觉蛰伏下来还挺舒心，班上所有的事情都与我无关。当然，班上的好人好事我了没少做，基本上是我与王光一都给包圆了。我与王光一的唯一区别在于，他在殿尊老师面前做好事，我在殿尊老师背后做好事。
一九六八年十月底，我们从太阳宫人民公社回来，已经是秋天的时光了。北京的一年四季，就数春秋两季的时间最短。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最美的季节。我记得一九六八年的北京十月，天高云淡，空中湛蓝。北京一四五中学出门右侧，是一片麦田，麦收之后空旷下来，远望就可见到远处的马路。那时候的三环路北侧就是农村麦田。我们经常去游泳的盛满清澈水源的沙坑洼里，就在现在四环路北侧的名人酒店的地点。四十五年前的北京北郊，真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
回到学校，除了每天早晨天天读学习毛选之外，我们也开始象征性地学习一点文化课。我记得陈敬芬老师教我们英语，一个姓简的女老师教我们语文。但我回忆不起来殿尊老师教我们哪门课程？我也不记得那个老师教我们数学？转去文化课学习之后，混乱状态愈演愈烈。没有一个老师能够驾驭一连一排。虽然任三伟现在懂事了，经常看望八十高龄的陈敬芬老师，但是四十五年前，面包任三伟就是给陈老师捣乱，给陈老师气得够呛。通过我当老师的经历来看，有的时候，最淘气的孩子与老师的关系最近也最亲。这点，我信。
某天，也是十月底的一天，那时天气还不是特别冷。中间休息时，女人都出去了，没有一个女生留在教室里。教室里的乌烟瘴气谁都受不住。男生们兴高采烈，刚刚给陈敬芬老师的下马威，让某些男生有了胜利的感觉。英语有什么可学的？学了以后又有什么用？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中国，资本主义国家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还要靠我们去解放。既然如此，我们有必要学习英语吗？我们如是理解。
我看见左小鹏端了一盆水，我忘记是谁了（好像是史利民），搬过来一把椅子，颤颤抖抖地把盆放在门的上面。此时的门半掩着。然后左小鹏搬着椅子走到一旁。大家嬉笑着，等待振奋人心的那一刻的发生。我承认，我也是看热闹的一员，不管是我，王鲁军高景汉等好学生，都在教室里。大家屏住呼吸，两眼放光，等待着。突然，上课的铃声尖利地叫了起来。班上的女生结伙一涌而进。兴化西里十一号楼的那个叫什么敏的女生走在最前面，徐小松紧随其后。之间满盆凉水一股脑地泼在叫敏的女生身上，徐小松也沾了稍许的光。我看得清清楚楚，不会错的。
女生全体不干了，集体不进门。叫敏的女生哭了，而且哭得很伤心。她的座位在第一个，她走过来拿起书包就走了，我估计她回家了。后来殿尊老师过来处理这件事。有一位女生，把这件事说成是歪风牙（邪）气，我听了以后与兴化西里一号楼的于洪林一起窃笑了半天。最后这件事也是不了了之。
以这件事情为契机，女生对殿尊老师的怨气越来越大，男女生之间的对立越来越严重。殿尊老师感觉他的实际控制能力越来越弱。但他也没有办法。在殿尊老师的操作下，刘玲和王鲁军等排干部在教室的黑板旁边挂了一个小本，其主旨是展开班上同学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随着男女生矛盾的展开，当面交流开展谈心活动已经成为不可能。
于是大家就利用这个小本本进行交流。女生问一句男生答一句；男生问一句女生答一句。男女生对话的平台已经不是语言而变成了文字。究其原因，就是男生中间的歪风牙（邪）气使然。假如我与女生说话，即便是在教室里面光明正大地说话，我也会被任三伟等一帮山大王的起哄，其标准语言就是：给孙保兴一大哄呦！其他人如白华、史利民、潘伟宜一行人等就会跟着喊：啊吼，啊吼！刚才我说的是假如，其实我并没有喊，因为我胆小，因为我不敢。
于是，一连一排讲台周围半径两米之内成为男女生交战的阵地，那个小本本的封面已经残破不全了。某日，男生的一部分站在讲台的北侧，女生的一部分现在讲台的南侧，靠进门的地方，剑拔弩张，气氛异常严肃。我记不得当时是为了什么事，我也记不清是谁写的一句影响我一辈子的话，好像是王鲁军写的，也好像是一位女生的智者写的。那句话是：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要到，一切全报。这句话充满了哲理，不是宿命论，不是机会主义，也不是投机主义，而是唯物论加上辩证法。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呵呵，我能说革命生涯？显然说大了），这四句话教会我潜伏和蛰伏，教会我沉住气。
四人帮倒行逆施，引起了大家的公愤。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以前，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要搞掉四人帮，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时机未到。毛泽东去世以后，时机成熟了，所有的一切都报了。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我们也吃过四个螃蟹其中一个必须是母的。我们还不知道那句话的真理性吗？再比如，如果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低头认错，不要刚性逼人，他会在文革期间死无葬身之地吗？时机到了，和时机未到，那可是决定人生命运的两回事。
在一连一排男女生矛盾最突出的时候，我静静地坐在我的座位上，看着眼前发生的所有一切。那是我刚看过《封神演义》，我要学姜子牙在渭河上面钓鱼，叫做稳坐钓鱼台。我不想得罪男生，我也不想得罪女生。我和你知道男生中的猫腻，似乎是男性荷尔蒙的强烈刺激，让男生们期望得到女生的注意，当然我也会是这样。你要引起女生的注意，就要表现出你对女生毫不在意，甚至招惹他们生气。十四五岁女生们生气的小脸，红扑扑的，青灿灿的，那娇嗔的呵斥，惹得男生们的小心肝痒痒的，舒服极了。
女生们呐，我们男生大老爷们儿，招惹你们，纯粹是逗你玩，不是真的。越打，关系越铁，越是谁也离不开谁。这就是有了矛盾，要和谐，再有矛盾，再和谐。这也是男女关系发展的硬道理。我知道有一个案例。一个女生特别反感一个男生。当男生亲近女生时，女生总是怒目相向。但是他们俩人折腾来折腾去，人家竟然成为两口子。所以，那时候的男女矛盾和男女之间的鸿沟，都是瞎掰的事。
男人自有男人乐。每当一次与女生对阵的胜利，或者一次貌似假装的胜利，都会让男生兴奋不已。似乎与女生的口水战成为我们一连一排男生生活中的一部分。男女生两个大阵营可谓泾渭分明。大阵营中包括若干个小团体。你拆我的台，我拌你的腿，追逐打闹，上窜下跳。每次上课前，我这个好学生都要往地下泼些水，否则灰尘让鼻孔都变黑了。男儿没有事，女儿可就惨了。我从小就怜香惜玉，于是泼水压住灰尘的任务就是我来担当了。
一连一排的同学可以作证，打扫卫生的事基本上是我与王光一全包了。我就想争取第一批加入红卫兵组织。但是，殿尊老师让我失望了。一连一排的第一批红卫兵有高景汉、王鲁军、王光一和刘玲。是不是还有其他人，我记不清楚了。第一批红卫兵的发展，让整个班级达到了混乱的顶端。可以说，那几位红卫兵都是好同志，也是我的好兄弟。但是发展红卫兵不能老师指定呀！是不是应该选举？殿尊老师又错了，越想巩固权威越丧失权威，起码我是满腹意见。
脾气谁都有。我虽然性格偏软，但我也有脾气。自此之后，我什么都不管了。在一个月之内，没有摸过扫把，没有摸过脸盆，没有摸过抹布。我踩着上课铃进门，听见下课铃跑路。原来我积极举手发言，现在是缄默其口，惜字如金。刘燕生说我玩深沉，于洪林说我性格变。就连殿尊老师都不止一次地向我投来疑惑的眼神。谁打扫卫生我不管，教室里面有灰尘我也不顾。因为这一切都与我没有任何关系。现在想一想，我还真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一个投机主义者。我想的不是解放全世界的劳苦大众，而是自己的加入红卫兵问题。你说可乐不可乐？
殿尊老师找我谈心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我重新燃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信心与意念。于是，我重新拿起了扫把抹布和脸盆，我重新积极参加了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我做好人好事不是自己做，而是拉着刘燕生一起做。我得到的直接实惠就是，我在这个学期末，成为第二批发展的红卫兵的一员。第二批红卫兵有孙保兴刘燕生和沈希红。是不是还有其他人，我也记不得了。我如愿了。当我把红卫兵袖章套在左胳膊的靠下部分也就是左小臂时，我煞是骄傲，很是骄傲。那时候，是一九六九年的冬天，我还记得北风那个吹呀，雪花那个飘呀！天气很冷我的心却很热。
红卫兵组织虽然在一连一排建立起来了但一连一排的混乱愈演愈烈。我的个头矮坐在第二个离老师很近。我不止一次亲眼看见陈敬芬老师和简香文老师脸上的无奈。就在懵懵懂懂之中，我们放寒假了。
严寒的冬天过去美丽的春天到来。寒假中间有春节，但我们却没有感觉。我不曾记得我是如何过的春节。三月份是一个关键月份，那时候毛泽东让陈伯达和张春桥分别准备中共九大报告。
我看资料说，周恩来报给毛泽东林彪政治局委员人员名单，其中有江青和叶群。毛泽东把名单中的江青划去把叶群保留，林彪也把叶群划去。周恩来第二次报了没有江青和叶群的名单。毛泽东用笔加上了叶群没有加江青，而林彪把叶群划去又加了江青。周恩来没有办法，在九大前夕报上了既有江青又有叶群的名单。毛泽东与林彪都没有改，因为也没有时间改了。看到这个材料我不可思议，难道加入一个政治局委员是这样容易呀！如果毛岸英没有死，是不是也是这样随意地加上呢？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三月初的某一天我终于旷课了。上午的第四节课我们上体育，浑身是汗无法自己。不知是哪个男生说道：下午我们到九大窑游泳去，谁不去谁是孙子。我是红卫兵，按理说我应该带头上课。然当我看见高景汉也同意游泳时，我也就顺坡下驴了。
吃完中午饭后稍微休息了一下，大约两点左右我来到那个最大的窑坑边上，等待我的同学到来。那时我的心里在不停地打鼓，如果殿尊老师看见大多数男生没有上课怎么办？心中惴惴不安。好像第一个扑入水中的屎豆史立民，我是最后下水的人之一。我怕冷，窑坑的水摸着都冰手，如果跳进去游泳多难受呀。但是没办法，谁要是不游泳谁就是孙子。为了不当孙子，准确地说不当别人的孙子，我一个猛子扎入水中。
我突然感觉不好，右脚要抽筋。水是想当冷的，很是冰人。一个念头支配着我，快快游到岸边，站在大地之上心里才踏实。我也看了，其他所有的人都好不了哪里去，一个个像小鸭子一样扑棱扑棱地往岸边游。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时候应该是一九六九年的三月五号至十号之间，那是窑坑的冰刚刚融化掉。
当我们一行十多个人浩浩荡荡回到教室的时候，我看见了殿尊老师那双虎视眈眈的眼睛，透着悲凉，失望，无奈，伤心。我的心嘣的一声动了一下，殿尊老师的那双眼睛打动可我。教室里面除了女生之外也有男生，我记得是王鲁军、潘伟宜、张晏春、于洪林等几个人，其中还有那个小胖子，他的名字我忘记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旷课？从我的潜意识里是随大流。可是当殿尊老师望着我的时候，我似乎感觉到他的眼睛在鞭挞着我，让我的心久久平静不下来。加之班上女生们鄙视的目光像粉笔中的小点硬石头划在玻璃黑板上的尖锐刺耳声音，神经的末梢都颤动起来了。殿尊老师再也不理我了。我的心特别失落。
三月底四月初中共九大秘密召开了。好像一个地下工作者，好像历史回到了中共一大的嘉兴湖上，却不像一个光明正大的执政党之所为。我至今搞不懂这是为什么？老四刘全生的父亲参加党的九大，我在北郊木材厂门口敲着鼓打着釵迎接九大代表，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九大正在召开呀！我只是以为那是例行的普通参观活动。九大让革命的目标确定下来，就是要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国终于彻底地乱了下来。文攻武卫的武斗，就发生在九大之后。那可是血淋淋的场景呀！
国家乱了，一连一排也更加乱了。除了三个山大王外，各个土围子的散兵游勇也出来捣乱。我的哥们儿白华就是一个蔫闹的主（天堂上的白华，请你原谅我提及你，向你忏悔），他的最拿手的本事就是带着口罩吹口哨。殿尊老师正在埋头读着毛主席语录，但一声尖锐的口号声从对面的学生中间传来，让他惊愕不已。他快速抬起头，并没有发现谁在吹手指哨或者口哨。这种行径肯定是男生所为，而不会是女生。可是男生一个个都正人君子般坐在那里，不知哨声从何而来。当殿尊老师重新低头念毛主席语录时，口哨声重新响起，殿尊老师抬头之后还是没有发现口哨的来源。几个回合下来，殿尊老师崩溃了，女生们意识到了端倪所在，也都笑了。后来形成了这样的情形：殿尊老师念五个字抬起一次头，念十个字环顾整个教室一圈。十二月份的寒冬腊月，殿尊老师流汗了。
我们明白口哨来自白华，但白华拒不承认。我在课下指责他的不当而为，白华却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口哨是他吹的。他的理由是，带着口罩无法吹出口哨。吹手指哨我学得很快，十个手指头我都能吹出尖锐的声音。我试验过带口哨吹口哨，多次实验未果。不但我吹不出声音，班上没有一个人能有效。王光一实验了几个月，嘴都肿了，也没有办法吹出声音来。所以，这是一个无头案，我们锁定了白华，但他不承认，你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一种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任谁都不会找到确案证据。
中共九大在一九六九年初的冬天召开。九大之后是春天，春天之后是夏天。教室北侧果园里的果树春天开花，夏天结果，应该是秋天收获。但是果园实实在在的不幸在于它挨着我们的教室。初夏时分，果树已经结果了，一串串地煞是好看。稍大一点也就可以吃了。涩涩的，酸酸的，吃到肚子里也很难受。然而，有吃的，总比没吃的好。当戴着眼镜的简老师转身写板书的时候，只见白华轻柔胯臀，跃起跳上靠窗任三伟的桌子，飞身跳出窗子进入果园，摘了一些果实回来。趁着老师不注意，又返回他的桌子。你还别说，上课的老师居然没有知晓。
一连一排太乱了，于是高主任谢副主任出面了。高主任操着浓厚的河北口音批评一个同学（我忘记是谁了）道：你爬墙头，摘毛桃，你是一个小特务头。我觉得稍微有些不准确，但是大概意思是这样的。谢副主任多次到一连一排指导工作，然而收效甚微。一连一排怎么办？它何去何从？这个尖锐的问题摆在了学校领导们的面前。
天随人愿。据说林副主席的一号令下达了，北京城内的各部委疏散到外地成为那个时期的主要工作。与此同时每一个班都在不知不觉的减员。我记得一连一排第一个离开这个集体随父母到外地的人就是左小鹏！他悄悄地离开，谁也不知晓，他也没有与班上任何一个人打招呼。第二个离开这个集体的人就是任三伟，也随父母到了外地。至此，一连一排的两大野战军的领军人物消失了，也就是九区一号和兴化西里的两个山头。在任三伟走后，一连一排拆散的命运降临到大家的头上。美其名曰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出的这个决定。而且特别公允，一连撤了一排二连也撤了一排。我记得我与王鲁军刘燕生徐小松分配到一连三排的时间是夏末秋初，如果记忆不错的话应该是一九六九年的七八月份亦或八九月份。可是建国二十大庆的庆祝活动就是这个时间呀！我有些对不上这个时间点了。真的老糊涂了。
我在初中的第一个集体，北京一四五中学的一连一排终于成为了一个曾经的符号而寿终正寝。还真他娘的奇怪了。我们四十多人组合在一起是一堆烂菜，谁都不待见。然而当我们被分配到其他班级的时候，各个人等都非常优秀，基本成为各个班级的中坚分子。殿尊老师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哲学观点可以两说着。一是文革初期的一连一排社会存在，让我们就是具有落后意识那样的屌人；二是正是由于百炼成钢的社会存在，使我们经风雨见世面，成为具有向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开炮的英勇战士。我感觉我说起话来真像那个时代的需要。
四十五年之后的同学聚会，让我们百感交集。一连一排的混乱，是天注定的，是命注定的，也是永不消失的。唯有拆散它，才能平静下来。有这样一个定理：当所有基本优秀的人员组合在一起，这个组合未必是最出色的。我写到这里，基本写完这一节了。我有些想念殿尊老师了。当殿尊老师刚刚他去人生旅程的时候，就遇到了我们。我们给他带来了梦魇，也给他带了了幸运。你想想，打过恶仗的拿破仑还惧怕围追阻截的欧洲神圣联盟吗？带过我们的殿尊老师，还不发展成为正部级干部？谢谢殿尊老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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