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州城下，主动权在宋而不在辽，宋方可战可和，形势对契丹更为不利。是真宗主动选择了求和，是双方都有意求和，而非宋人在辽军武力威胁下不情不愿地签订屈辱和约。即便和约已定，契丹仍不无惶恐，生怕退兵之际被宋军围堵追杀。当时也的确有武臣请求阻截辽兵，但真宗没有采纳其建议。此举并非出于懦弱畏敌，而是顾全大局。事实上，对于退兵之际劫掠宋朝百姓的契丹部队，真宗下令予以痛击，并与辽方交涉，要求释放所掠宋人。契丹因此约束部队，规规矩矩退出了大宋疆土。
近四十年后，辽朝乘西夏叛乱之机要挟宋朝，名臣富弼为此出使契丹。面对辽主，富弼有这样两句话：“北朝（契丹）忘章圣皇帝（宋真宗谥号）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若从诸将之言，北兵无得脱者。”这是说，如果当初真宗采纳武将的建议，在澶州到宋辽边境这近千里的路线上，层层设防，契丹大军恐怕会全军覆灭。要知道，这是谈判的关键时刻，如果没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岂不弄巧成拙？
又过了三十多年，宋神宗在位时，宋辽发生边界纠纷，皇上向元老重臣征求意见。曾经担任宰相的曾公亮认为不能让步，如果因此谈判破裂，契丹入侵，宋朝完全有能力抵抗侵略者。为了鼓起神宗的勇气，曾氏举澶渊之盟为例，称当时辽军“一遇（真宗）亲征之师，狼狈请盟，若非真宗怜其投诚，许为罢兵，无遗类矣”。试想，如果澶渊之盟真是屈辱的城下之盟，而曾公亮颠倒黑白、编造谎言，他就不怕谎言一旦被戳穿，反而会提醒神宗契丹很可怕吗？
随后，宋朝派出大科学家沈括去辽朝谈判。沈括当面斥责辽人不义，指出：“往岁北师薄我澶渊，河溃，我先君章圣皇帝不以师徇，而柔以大盟。”强调当时形势对契丹非常不利，如果不是真宗主动选择了和平，辽军命运会很悲惨。与富弼相似，沈氏在外交场合提及此事，若是无稽之谈，岂非自取其辱？
要之，富弼、曾公亮、沈括三人的说法，容有夸张之嫌，但无疑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上的：澶渊一役，宋人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差，辽方的处境更为凶险——孤军深入千里，顿兵坚城之下——对宋而言，盟约的签订谈不上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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