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的日子

（一）

一九二二年，父亲出生在福建省闽东地区的一个小县城---罗源。

县城所在地凤山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海。

凤山镇的南面，有一座形似莲花般的山丘，称“莲花山”。山上流泉清洌甘醇如“圣水”，据老人讲可医病，因此建在半山腰的一座禅院称“圣水寺”。

圣水寺主殿右侧有一天然石洞，高约3米，口窄内宽，称“栖云洞”。洞内供奉唐代时期雕刻的18尊罗汉青石像，石像高矮大小参差不齐，但线条造型古朴粗犷，为世之珍品。九十年代曾两次被盗，但每一次盗贼准备装船出海时，船只都无法启航，终被追回。从此，罗汉石像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窃贼再没有动过贼心。

据说圣水寺很灵验。

一个晴朗的午后，有五位军官路过凤山镇，到圣水寺游览。临近寺门，突然一道闪电从天而降，一声巨雷轰响耳旁，五位军官都心头一颤。寺庙主持已站在门前恭候，引导军官们拾阶而上。五位军官在游览中一时兴起，请主持抽签算卦。其中一人抽中上签，三人抽中中签，一人抽中下签。不到一年，一一兑现，此事给圣水寺再添一层神秘的面纱。

城中有一条溪----南门溪穿城而过。当年，南门溪河水清澈，是全镇大部分人的生活饮用水。我曾经在年三十晚上一两点到河边取水。和全国大部分江河一样，现在南门溪流量大减，河水污浊。

县城的主干道是由一块块长三十公分、宽二十公分的石块铺就的，可惜的是九十年代改造成了水泥路。

位于小城中央位置，有一座唐代的古石塔，塔的四周有数百个菩萨和罗汉雕像，至今香火不断。

石塔旁边有一巷道，称为“孝巷”，何为“孝巷”，已无从考证。

从石塔往孝巷走进不到五十米，有一座闽东地区特有的四合院。从巷路走上三个石阶，是一个一米五宽的甬道，甬道前方和左右两面各有一个四合院。这种三院合一的大四合院，可能仅在闽东地区还见到。如今，虽有改建，但大体轮廓依存。

右侧的四合院住着四户人家。院厅的两侧上下分为四个部分，我的家位于左侧下部，上中下三个房间，每个房间不足二十平方。上房是卧室，中房是客厅，最下边的一间被院落的门道隔断，作为厨房。

（二）

父亲就降生在这种特殊的院落中。父亲出生后不久，我爷爷奶奶就相继过世。是父亲的外婆（我称她为太婆）把他抚养长大。在我的印记中，没有爷爷奶奶的概念。对太婆还有一些朦胧的印象，长长的脸，长长的耳朵。

太婆靠制作一种闽东地区特有的冥钱为生。制作这种冥钱要经过多道工序。先要将黄色的草纸叠成长条状，然后浸泡水中半个小时左右，取出后左手拿一块下方有凹凸不平的铁板，右手用一木棒敲击；而后再凉干，再剪成四方形，最后每十枚成一包。这种冥钱一般用于人去世时做道场时焚烧。这种手艺传到父亲手中，父亲退休在家后，有时还有做这种冥钱。

小四合院的日子过得平淡而恬静。四户人家虽然不是同一家族，但却融洽地生活在一起，虽然也有小吵小闹。

太婆在四家人中，年纪最大。虽是女流之辈，但说话办事颇有男人风范。大家都很敬重她。

太婆喜欢种花。在院落的天井和走道边用石板搭的花架上，茉莉花、兰花发出的清香沁人肺腑。黄昏时分，对门的黄叔就坐在花架边，摆一张小桌，倒上自家酿的米酒，就着花生米、咸鱼干自斟自酌。偶而太婆也会喝上一口，和黄叔拉拉家常。这时，父亲就会倚在门边呤听。

父亲十岁时，太婆把他送到一位私塾先生家中。课程主要是识字和算术。断断续续有两年时间，这为父亲后来从事卖菜的小生意不无好处。

（三）

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了。

1932年至1934年8月间，曾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海军司令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叶飞在闽东地区先后建立了7支游击队伍。游击队活跃在罗川山脉。一些热血青年投奔了游击队。一名当年老游击队员八十年代曾担任厦门市某一大公司的老总。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为了与游击队打仗，开始到处抽抓壮丁。

担心被抓去当壮丁，刚满十六岁的父亲东藏西躲。一次深夜，突然传来一阵急切的敲门声，父亲赶紧从后门逃走，在离县城三十华里的山岭中躲了三天，回来时，整个人瘦了一圈。

为了彻底解除这种担惊爱怕的日子，一个远房亲戚就出个主意。说自己家族中有一个女孩，刚满七岁，是个孤儿，可以给父亲当童养媳。这样，父亲就不会被抓去当壮丁。父亲的外婆觉得这主意不错，既躲过了壮丁这一关，女孩长大后，又省了一笔聘礼，可谓一举两得。

过了几天，一个瘦弱矮小的女孩来到了孝巷的四合院，那就是我可怜的母亲。

母亲是一九三一年出生，她的父母在她的记忆中是不存在的，当童养媳前是寄养在一个堂叔家。

我的祖辈除了父亲的外婆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没有留下任何印记，连他们的坟墓都不知埋在那里。按闽东地区说法，祖辈的坟墓风水是要带给孙子辈的。我的兄弟姐妹现在日子都过得不错，不知是否受到祖坟的影响。但我们现在连一次都没有为他们扫墓祭拜，想想真是罪过。

母亲虽然年龄小、个子矮，现在也只有一米五二。但已经能干一些家务了，母亲现在身体还十分硬朗，可能与她从小就劳作不止有关。

就这样，两个相差九岁的孩子和已年满六十的太婆艰难度日。虽然是童养媳，但太婆并没有虐待母亲，而是像自己的外孙女一样关爱。从这点说，母亲是幸运的。

母亲来了后，家里多了一张嘴。父亲的饭量一天比一天大，光靠太婆做冥钱已维持不了一家的生计。刚满十六岁的父亲就跟着一位远房亲戚在街边摆个小摊卖菜。

凤山镇冬天虽然很少下雪，但霜期很长。

通常是在凌晨四点多钟，外婆就把睡梦中的父亲叫起。

父亲挑着蓝子，一步一颤地摸黑到十华里外的菜农地里。

地上白茫茫的一片，冷风嗖嗖地吹过，像鞭子一样抽打在脸上。在菜地里走一趟，裤脚和鞋子都被刚刚开始溶化的霜露打湿，冰冷的贴着小腿和脚背。

父亲把菜农刚摘下来的蔬菜放在菜地边的池塘中洗去泥土，池塘水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割着父亲的手，父亲的手掌和五个指头被割出一道又一道口子。

返回县城。在街头上通常要呆上整整一个上午，把菜全部卖掉后才能回家吃午饭，实在卖不完的就挑回家自己吃。

卖菜和做冥钱赚来的钱，只够维持非常简朴的生活，但一家人没有丝毫怨言。看看邻居，也都一样。大家都过着拮据而平淡的生活，没有太多的幸福和快乐，但也没有很大的痛苦和悲伤。父辈们具有极强的忍耐力，只要还有一口饭可以填饱肚子，他们就想方设法活下去。

母亲满十六周岁时，太婆请了亲戚和邻居，为父亲和母亲举办婚礼。太婆是一位十分好强的女性，她不愿意亲戚和邻居看轻自己的外孙和外孙媳，虽然外孙媳是童养媳。

婚礼就在四合院中举办。院落厅堂的木板上先用红纸糊满，再贴上金黄色的大双喜，院落的所有柱子、门楣也都贴满了对联。桌椅碗筷都是邻居借来的。厅堂可以摆放六桌，其他的就摆在两侧的房间。如果人多，有的也摆到其他两个四合院。

通常厅堂正中一桌是主桌，主桌正中的位置是男方的舅舅或舅妈坐，有时因主位由谁坐，引起亲戚反目的事时有听说。父亲没有亲舅舅，不知是那位远房的舅舅坐了主位。而新郎和新娘是不上桌的，穿梭各处敬酒。

父亲和母亲已经在一起生活了九年，两人原来更像是兄妹，谈不上什么爱情。

（四）

一九四九年，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母亲生下了大姐。

在父母的回忆中,好像解放前后没有太大的区别，与我后来接受的教育，解放前后冰火两重天，似乎对不上号。后来，我慢慢知道，在闽东的大部分地方，所谓地主和贫农、小业主和贫民之间的差别是很小的。大家都是乡里乡亲，富人欺压、剥削穷人没有书中说得那么残忍和悚目。母亲的一个堂叔，是制作金银手饰。在四十年代后期，积攒了一些钱买了两亩地。就因为这两亩地，解放后被评为地主。那和电影、书本上的地主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堂叔公是一个非常老实本份的人，说话轻声细语，待人礼貌有加。命运作弄人，把一个大好人硬变成了坏人，在六七十年代受尽了凌辱。

毕竟是新旧两个社会，有人还是依然如故，有人却是命运的转折

五十年代，中国大地上风起云涌的各种运动对小镇大部分市民的生活没有造成很大的冲击，父亲被评为贫民，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不久，组建了商会。商会将各种做小买卖的集中起来，各行各业都成立了各自的小公司，有食品公司、蔬菜公司、五金公司，等等。父亲念了两年私塾，会识字，会打算盘，就被推举为公司的经理。说是公司，实际上与现在的股份制公司不是一码事，而是一种集体性质的企业。每个人有固定的工资，蔬菜由菜农直接送到公司。

公司所在的市场离家不到百米，市场中有固定的摊位。父亲虽挂名经理，但实际上和普通员工没有差别。

解放初期，二姐和哥相继降临了。父亲一个月固定工资是三十五元，要负担一家五口，加上太婆年老多病，冥钱不能做了，生活就显得非常拮据。

为了贴补家用，父亲把公司摘芹菜叶的活揽回家做。在凤山镇，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芹菜必须把叶子摘掉后才有人买。

寒冬腊月，准备过年时，正是芹菜大量上市的季节。凌晨五六点，菜农把芹菜送到市场，公司进货后，母亲再去挑回家。太婆、母亲、大姐把一棵棵芹菜挂在厅堂柱子的钉子上，两手不停地从上到下把叶子摘除，旁边还放着一盆热水。手冻僵了，就放在热水中浸泡一会，而后接着干。摘一百斤芹菜叶子可以赚五角钱，多少可以减轻父亲的负担。

对母亲来说，五十年代是她最难以忘怀的。本来她是有机会彻底改变自己一身的命运，但机遇与她擦肩而过。

解放初期，镇政府为了培养妇女干部，挨家挨户动员妇女上夜校学习。母亲瞒着太婆和几位要好的姐妹偷偷跑到夜校去。开始一两次，太婆以为母亲到谁家窜门了，没有太意。时间长了，二姐和哥吵着找妈妈，就引起了太婆的注意。

等母亲回来，太婆扳着脸问母亲干嘛去了？母亲知道迟早是瞒不住的，就如实告诉太婆去夜校。

太婆一听，大怒。“女子学什么文化，那是男人的事。好好地在家养儿育女，让你丈夫安心卖菜。”

母亲一向害怕太婆，就再也不敢上夜校舍了。和她一起上夜校的姐妹后来有的当上了国家干部，有的成了街道的领导，母亲始终是一个家庭妇女，至今不会讲普通话，不会读书写字，一辈子相夫教子。

让母亲更痛心疾首的是大儿子辉的离去。辉三岁时的一个夜晚，突然发烧，上吐下泻。母亲和太婆一边去找医生，一边焦急地等着父亲，直到深夜十二点，父亲才从商会的学习会场回来。

医生诊断后，认为是普通的感冒，就开了一些药。辉吃了药后，就晕晕沉沉地睡过去了。大家以为没事，就相继休息了。半夜十分，辉嘴里轻声喊着娘、娘，母亲打开灯一看，辉面色通红，再一摸额头，烫手。母亲就赶紧把父亲喊起来，父亲可能是疲倦了，就说医生说没什么事，不要紧张。母亲不敢再说，只好抱着辉流泪。

天亮了，辉没有再说一句话，只听见母亲的嚎啕大哭。

辉去世后，母亲几天不吃不喝。太婆找来一个神婆，神婆一番折腾后，口中念念有词，说什么辉已经被山神收为徒弟。

从此，辉常以山神徒弟的名义托梦给母亲，母亲开始虔诚信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