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从“论十大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剖析

37.从“论十大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剖析

37.从“论十大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剖析
                徐 宏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一个正确认识的获得，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的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理论，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多次反复和曲折以至于负出巨大代价得到的，是认识上多次总结提高的升华，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的结晶。这个不断探索以及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主要经验进行了认真总结，对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道路作了有益的探索。特别是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作了奠基工作，由于有正确的思想指导，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第二阶段，1957年夏季以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阶段。在这个艰辛的探索中，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地到全国各地调查，通过分析研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重要思想，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这一阶段也犯了不少错误，以至于使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困难和曲折。第三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寻找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

（一）毛泽东结合中国国情的艰难探索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何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基于我国这一特点的思考和认识，毛泽东把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着眼点首先放在农业上。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天津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分别同14个省委书记就农业发展问题交换意见，共同商定了农业发展的“十七条”。1956年1月，他又主持将“十七条”扩充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纲要”的制定，反映了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特别是农业发展新道路的思考。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我们没有进行工业建设的经验而学习借鉴苏联的模式，但在学习中却出现了不切实际的照搬照抄苏联经验模式的问题。这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关注与思索。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深入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尽管它还是初步的，还不够完备，但它提供了从我国国情出发的，符合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客观规侓的新的指导思想。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思想。他强调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汉族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他还提出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方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他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戒，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性原则，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实践证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发端标志。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党中央又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所面临的任务。八大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干年来的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虽然我国人民还要为解放台湾和肃清反革命的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种正确地分析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过程的风风雨雨

       从1957年元旦到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前夕”，我们党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苏联及其一些友好国家的支援下，依靠自己的力量，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成了包括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电讯、化学、军工等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同时，工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商业贸易兴旺，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有了提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根源，矛盾的性质及其解决的矛盾的方针，提出了区别两类社会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肯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和基本矛盾的非对抗的性质，指出这个基本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加以解决。在《讲话》中，毛泽东还指出：我国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已基本结束，今后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新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团结全国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科学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学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它对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新时期的伟大转移，对于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同年12月2日至12日，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了开幕式。会上，中国总工会主席段若愚作了《团结全国人民，勤劳节俭，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当前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争取在今后10年到15年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1958年3月5日至20日，，中国政协召开了第二届三次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中国社会革命已基本完成，阶级关系起了根本的变化，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日益巩固和扩大，人民政协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进一步加强全国人民大团结，扩大民主生活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而奋斗。通过对各条战线的各个方面的大发动，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日益高涨。在此期间，许多中央领导人开始深入各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调查和探索，这些有益的实践探索，丰富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内容，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1961年1月，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以及为准备这次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全会以后，毛泽东直接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也分别到四川、河北、河南、北京等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为系统解决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种问题，毛泽东3月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业六十条》，经广大干部和群众反复讨论和试点，做了几次重大修改，同年9月，毛泽东又根据广大农民工作者的意见，提出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接着，毛泽东又将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思想作了新的发展，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并进而提出要以“农轻重”的秩序来安排国民经济的发展。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其它领导人继续把民主革命时期的“独立自立，自力更生”的思想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对之进一步作了阐述和发挥，并提出]我们要独立自主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问题。 包括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依靠别国的力量来完成，必须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依靠本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自力更生，争取外援为辅，同时还必须向外国学习，一切民族、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以人家的长处来补我们的短处，洋为中用，调动外国的积极因素来加速我国 的社会主义建设。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有制结构过一单一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集权过多，统得过死，没有发挥市场作用的问题，陈云同志提出了所有制结构、生产和疏通方面实行“三个为主”和“三个补充”，实际上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多种经营形式并存，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重要思想，这是对适合我国国情的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探索。在商品价值规律和商品经济规律的问题上，毛泽东在理论上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分工依然存在，不同的经济单位之间需要互相交换劳动产品，社会还没有全部占有生产资料，因而仍然存在着物质利益的差别，所以商品的生产交换仍然存在，特别是两种公有制的存在成为商品生产存在的前提。 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的范围不仅仅限于个人消费品，有些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并认为中国还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要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针对在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知识分子的重大变化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党中央对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了规定。1956年1月和1962年3月，周恩来同志两次代表党中央宣布：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为了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的生产积极性， 同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在周恩来的督促下，由聂荣臻主持起草了《科学十四条》，由邓小平主持起草了《高教六十条》，由周扬和陆定一主持起草了《文艺八条》。这些条例的实施，调整了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增强了团结，调动了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这些条例中，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指出：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在高度发展科技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发展科学技术。这就不仅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而且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所绝对必须依靠的智力因素。针对我国农业合作化后农村存在的问题，邓子恢提出了在农业生产中实行生产责任制的主张，他认为，我国实行农业合作化后，生产力水平仍然很低，还是以手工操作为主，农业发展的主要条件是靠农民的积极性，而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必须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同时为了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经营管理中的混乱，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加强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也必须实行生产责任制。并提出包工包产，责任到组的集体责任制和责任到人，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这两种责任制的具体形式。针对我国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刘少奇同志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思想，主张在我国除J要有全日制的教育制度和全日制的劳动制度外，还必须有半日制的教育制度和半日制的劳动制度，即半工半读。主张在实行固定工制度的同时还要实行临时工、合同工制度。为了体现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调动职工参加企业管理的积极性，实现对企业的民主管理。同时，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与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的“二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在企业中建立职工代表大会，以作为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一种形式”的思想。对企业民主管理的初步探索，提出了许多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这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迈出了可喜且艰辛的一步，为以后我们党继续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段时间，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制定、形成了一些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正策，积累了一些正确的实践经验，这些有益的探索，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党中央领导人中毛泽东无疑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也起了重大作用。由于这些正确的实践探索，发展了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为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起到了铺路石的作用。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前进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都是“波浪式”地前进，以至无穷。我们党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同样经过了艰难的、曲折的斗争，负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胆尝试，却鼓舞着中国人民继续朝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道奋勇前进。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使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途中停止了十年，给党和国家、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不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性工程之一，这个伟大工程中的许多课题，毛泽东是不可能全部提出和解决得了的。为此，在这个伟大工程的探索阶段，出现各种错误和曲折是在所难勉的。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拨乱反正中新生，在改革开放中前行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刻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从根本上冲破长期“左倾错误”的束缚，拨乱反正，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全会作出决定，全党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会议上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1年9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诀议》中，第一次作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的论断， 并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十条。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来经验，若是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同志在这里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在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后，我们党开始从各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实践探索。1984年1O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同年5月发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87年1O月，党的十三大通过了《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政治报告，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概括了有关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科学理论的十个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轮廓。1989年学潮风暴后，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国庆四十周年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遵循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和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讲话回顾了我国四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的历程，实事求实地肯定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科学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持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精辟地概括了经过实践检验的四个基本结论，阐明了当前党和国家工作的纲领，它对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振奋精神，团结一致，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更大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90年5月，中宣部编写的《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纲领》，《纲领》概括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八个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这些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丰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1990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回顾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高度的概括。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及“八五”计划的建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十二条原则，从而使我们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框架看得更为清晰和完整。这十二条原则是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上的重大成果，是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实践曲折经历的认识的结晶，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又一次飞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贡献。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概括性地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其他经济成分的适当发展，既不能脱离生产力水平搞单一的公有制，又不能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搞私有化，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既要克服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计划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既要克服过去那种过分集中，管得过死过多的弊端，又不能过于分散和削弱宏观调控。我们应该牢牢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些要求，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各项政策措施，逐步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削弱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搞西方的议会制度，要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和国家长治久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的东西泛滥；必须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这些精辟的论述，巨大地丰富并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引导我们对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和更深的层次，为我们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思想认识的基础。接着，邓小平南巡讲话进一步指出：党的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并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用这三条标准来判断改革开放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要突破抽象地争论姓“资”还是姓“社”的思想束缚，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同时他还强调指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建设上要思想再解放点，步子再大一点，胆子再大一点，”要抓住机遇力争国民经济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这一系列新观点把建设有中国持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江泽民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扣发展起来的，它县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总结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把握时代发展的脉博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十四大报告的一个鲜明特点和主要历史功绩，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同时指出了长期坚持以这个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极端重要性和关键所在。这个特点和功绩，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执着信念和理性认识的不断升华。党的基本路线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它本身又是这个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和集中表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这条路线的简明概括。二十多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基本路线。十四大明确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的结果的进一步完善。它将促进新旧体制转换的健康运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

        总而言之，从《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初步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到邓小平科学地明确地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理论，四十多年的艰难跋涉，其中经历了许乡曲折而复杂的探索和实践，有经验有失误，但这一理论终于成为中国人民前进的指南。为此，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建设文明、富强、繁荣的社会主义事业树立了坚定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