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抱团取暖
示意图来自网络
有段时间我家遇到个大难题，每次吃完饭就恶心呕吐，那时人真是太傻，
也不知道四处打听打听，就在家里闷着头找原因，终于发现是白面惹的祸，吃了米饭没事，吃完馒头就出事。后来听说是白面起了丹毒，为什么会起丹毒，丹毒是啥玩意，也没人说起。面是农场按量配给的，本来就量少不够吃，就算有毒，也不能不吃。每次吃馒头，我就怕得不行，弟弟那时也懂得害怕了，手里捧着热气腾腾的馒头，还没吃进嘴，就先哭了，然后边哭边吃，过一会就边哭边吐。我毕竟已经11岁，想的就更多，每次吃馒头时，脑子里就会想，为了活着，不能不吃，可这回吃完了是不是真的要死了？决定就吃这最后一次，下次宁肯饿死也不吃了，但到了下一次，馒头还没出锅就急得不行。
饿，真的比死还要可怕。
父母是大人，吃的馒头却和我们一样多，应该说每公斤体重分摊到的毒量就少得多，所以头晕呕吐也就没我们严重，大概他们知道，这面是不能吃死人的，所以还是尽量让我们多吃点，有一次我们吐过以后，看见母亲在偷偷的流泪。
母亲终于想到个好办法，不知她是跟别人学的，还是自己创了个新。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有两件家务活做得最有技术含量，第一件是做鞋，第二件就是她马上要做的事。
秋天到了，农场给每家每户分了一大堆土豆，母亲就在这堆土豆上打起了主意。她先是找到一大片儿薄薄的铁皮（谢天谢地，农场没参加过大炼钢铁那奇葩运动，所以还能轻易找到铁东西），然后找到几个粗铁钉，在铁皮上啪啪啪钉了一排又一排的孔，把铁皮翻转过来，就看见上面有一片锋利的凸起。
我不懂母亲是要干什么，连父亲也觉得莫名其妙。
母亲洗了几十斤土豆，然后就在铁皮上磨了起来，一个又一个的土豆被磨成了土豆浆，漏进了铁皮下面的盆子里。母亲磨累了，我就帮忙磨，父亲似乎明白了，也去找了片铁皮，也用钉子钉眼儿，也翻过铁皮磨土豆，我家变成个小小的土豆磨坊。
几十斤土豆磨了一整天，母亲指挥着我们把土豆浆灌进一个大布口袋，用线绳系牢口袋嘴，然后把饭桌一头高一头低地斜着放，把布口袋放到桌子上，上面再压上一块石头。这么写起来真够啰嗦的，但当时做这件事的时候更啰嗦，把布口袋里的水挤压干净，布袋里剩下的就是土豆粉，光这道工序就足足用了一夜的时间。
关键的时候到了，母亲把长了丹毒的白面和土豆粉掺在一起，做成了饺子皮，饺子馅嘛，不用细说，反正没肉少油，当一锅蒸饺出笼时，母亲宣布，今天不用分了，能吃多少吃多少，管饱。我和弟弟高兴得又蹦又跳，其实弟弟也没怎么挨饿，只不过听母亲说，这回吃了肯定不会恶心呕吐了。
示意图来自网络
原来母亲是把丹毒给稀释了。
可惜，我一个蒸饺还没吃完，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居然发生了。
门吱忸一声被推开了，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半大老头领着个十几岁的男孩走了进来，那老头把肩上扛着的一个麻袋咣当一声放到地上，紧接着扑通一声就朝我父亲母亲跪了下来，他身后的男孩也跟着扑通一声跪下了。
那老头我只见过一次，姓李，按辈分我得叫他二爷，他家住在五六十里开外的乡下，是真正的农民，不用说，那少年是他的孙子，虽然从没见过面，却知道他乳名叫“狗剩子”。
父亲赶忙扶起李二爷，让他爷孙俩坐在炕头上，他们百般不坐，李二爷指着地上的麻袋，说：“今年土豆收成好，交公粮也不用交土豆，就给你们送点，有六七十斤，我和狗剩子换班扛来的。”
李二爷说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父亲一脸的困惑，问：“跑这么远路送土豆，你还给我们下跪，二叔你这是为啥呀？”
是啊，李二爷这是为啥呀？我站在一旁，百思不解。
父母以前说过几次李二爷,他是奶奶拐了好几个弯的远房亲戚，可真论起来，他和老魏头的关系倒是更近一点，在山东老家，老魏头也曾帮助过李二爷，怎么帮的，奶奶和老魏头都没说过，李二爷是个极要面子的人，当然也不愿提起自己落魄的往事。
一般来说，穷人的小毛病臭毛病都比较多，目光短浅，注重小利，常为些鸡毛蒜皮的事纠缠不休，甚至大打出手变成冤家，直到实在混不下去了，或许能互相帮助一下，一旦富裕了，不是炫耀就是羡慕嫉妒恨，然后就是翻脸。爷爷在山东老家实在混不下去了，才带着大伯二伯逃荒到东北，没想到很快就混得有车有马有土地，更没想到的是，很快又在土改时遭了秧，披星戴月奋斗来的财产大部分被没收，只留下一所还不算小的房子。据说，当时背后有个捅刀子的，就是当年一同闯关东的远房亲戚，这人好吃懒做不务正业，到了东北依然是穷的叮当响，也曾得到过爷爷奶奶的接济，土改时那人进了农会，没想到他却首先向爷爷发难，从此，在乡下种地混得风生水起的大伯二伯就每况愈下，日子越过越艰难。这些事爷爷奶奶从来不愿说，可能是过于伤心吧，也许这是爷爷变得冷漠的原因之一。
母亲原来家境也算殷实，姥爷勤劳肯干，开着杨家磨坊，到了母亲这一代，就大势所趋地一天不如一天，日子过得十分拮据，姥爷当然看不清这背后的大趋势，总是骂两个儿子不争气。
唯独父亲，走了一条参加革命的路，虽然只当了个小小小干部，却是两个家族中过得最稳定的，有固定收入，有国家供应的微薄待遇，于是父母就成了香饽饽，隔三差五就被各种亲戚上门光顾一次，来得最多的是三舅，每次登门，都能讨得五块钱，吃喝一顿，高兴而归。
李二爷却从不登门，他是父亲的长辈，十分的爱面子，再说，也许他曾经和谭家有什么过节。如今，李二爷舍下老脸上门求救，可见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
父亲又问了一句：“李二叔，你这是为啥呀？”
这一问，李二爷的眼泪就下来了，颤声说道：“你二婶子快不行了，病了大半年了，前天说，临死前就是想吃顿面条，我们家哪有面啊？我想来想去，就你们农场有面吃，我们也知道，这年头都活得不易，你二婶说，不能白要你们的面，就让我拿土豆来换。”
李二爷说完，看着我母亲为难的表情，就拽过他孙子，说：“狗剩子，来，再给你婶儿磕几个响头。”狗剩子又是扑通一下跪在地上，朝着母亲使劲磕了三个头，地面是土的，头磕在上面，声音闷闷的。
母亲赶忙扶起狗剩子，对李二爷说：“这是干啥，好歹也是亲戚。不是不想帮你，是我们家也在挨饿啊。”
李二爷颤微微地说：“我不是白要，我是用土豆换，换五斤面就行，五斤，够我们全家吃两锅面条了。”
母亲只好实话实说：“我们家的面有毒。”
李二爷一脸的惊讶，然后就有点不高兴了，看着桌上的蒸饺，说：“怎么可能呢？你这是看我屯子里的人傻，不识数，蒙我呀。”
母亲说了句“真的”，就转身去了外屋。
父亲知道这老头子很爱面子，就赶忙解释：“李二叔啊，是真的，我们吃了就吐，没办法了，才把土豆磨成粉，和毒面掺在一起吃。”
李二爷先是瞪圆了眼睛，马上又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极为仔细地辨认着桌上的蒸饺，发现饺子皮和纯白面的确实不一样，有点发亮，这才信了。狗剩子圆睁着一双小眼睛看着饺子，嘴角已经流出了口水。
父亲犹豫了一下，就对李二爷说：“你们走了这么远，饿坏了吧，吃饺子吧，别见外，掺了土豆面，就算吃吐了也没大事，吐完过一会儿就好了。”
李二爷的脸立刻涨红了，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忍不住，就对狗剩子说：“孩子，那就吃几个吧，都是实在亲戚”，说完，这一老一少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我家有一杆老秤，母亲为李二爷称了五斤面，秤杆高高的，足足多出二两。
母亲拿着面口袋走回里屋，看那爷孙俩正大口吃着蒸饺，我和弟弟则站在一边傻看着，赶紧小声对我说：“快去吃啊，一会儿让他们吃没了。”
我和弟弟就赶忙过去抢着吃，也狼吞虎咽的，像是和李二爷他们进行吃饺子大赛。
一大锅蒸饺转眼间就剩下了四个，这时李二爷才如梦方醒似的看了看站在一旁的父母，有点不好意思地按住狗剩子的筷子：“行了行了，住嘴吧，你叔你婶还一个没吃呢。”
狗剩子打着饱嗝放下了筷子，说：“头有点晕。”
李二爷顾不得和狗剩子说话，接过母亲递过来的“毒面”，又要下跪，母亲真有点不高兴了，说：“你这是干啥呀？把我家的地都磕出坑了，过来，我教教你怎么磨土豆粉。”
李二爷这才发现放在墙角的磨土豆工具。
母亲讲完整个流程，又提醒他：“面里一定要掺土豆粉，不然就会吃呕了，你家二婶本来就是个病秧子，弄不好就提前见阎王爷了，记住，一份面，放两份土豆粉，擀面条不行，可以包饺子，不能煮，只能蒸。”
李二爷千恩万谢地领着狗剩子走了，父亲母亲平分了剩下的四个饺子，看了看李二爷扛来的半麻袋土豆，苦笑了。
我心里有点不高兴，不懂父母为什么对李二爷这么好，父亲大概看出我的不高兴，就说：“都是穷人，都在挨饿，互相帮一下，就挺过去了，谁饿死了也不好。”
我没说话，心里的疙瘩还是没解开。父亲说：“以前我们部队冬天行军时，晚上就睡在野外的雪窝子里，都是两个人一组，铺一个褥子，盖一条被子，两人一颠一倒，都搂着对方的臭脚丫子，这样互相取暖，谁也冻不坏，要是各顾各，就都冻成冰棍儿了。”
示意图来自网络
父亲的话，我若有所悟，母亲什么也没说，看来她也是认同的，不然怎么会去称那五斤白面呢，还多给了二两。
第二天，我们又开始磨土豆。
我问母亲，是怎么想起来磨土豆粉包饺子的，母亲说是当年跟开磨坊的姥爷学的，姥爷那时候是为了调剂口味，可现在是为了保命，说到这，母亲轻声感叹了一句：“唉，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一代不如一代啊。”
几年后，听说李二爷用那五斤二两白面，掺上自制的土豆粉，给李二奶做了好几顿蒸饺，那李二奶吃了饺子，不但没吐，还精神大振，起死回生。
大饥荒年代，有悲惨也有温暖，悲惨来源于莫名其妙的天灾，温暖来自于普通人尚在的那份淳朴和善良。悲惨让温暖更加可贵，温暖让悲惨更加痛彻心底。
还记得有直接关系的几件小事：
孙哥不但救过我的命，还带我去他家吃过饭，他父亲曾是我崇拜过的车老板子，他母亲很会做饭，能用黄豆秸磨成的粉掺上面做成发糕，因为放了糖精，吃到嘴里也是蛮甜的，咽到肚里那一刻，一身的暖和。
三国迷“崔老师”给过我好几回大馒头，那馒头每次都是冒着热气，还没到手就被香气熏得周身温暖，有点想哭，因为那年月，当兵的照样吃不饱，我猜想那馒头一定是崔老师从自己嘴里省下来的。那年，胖哥已经不在农场，也不知去了哪里，不然的话，我还能多吃几个大馒头。
当然，我也把“毒面”加土豆粉做的蒸饺送给过同学，还帮别人找过铁皮，往铁皮上钉过眼儿。
我没听到过谁偷别人家的米面，抢别人家的粮食。
遗憾的是，我一直不知道挨饿那几年，犯人是怎么过，怎么吃的，甚至连问都没问过，也暂时忘了那田羊倌，没想过他是死是活。
饿，吃，几乎是生命活动的全部。
大饥荒终于过去了，它像一场肆虐的台风，所到之处，一片狼藉，台风过后，灾痕还在，所以，我们依然不能吃的很饱。
若干年后，就听到了一些犯人被饿死的事，据说还有犯人亲属回农场寻找1960的遗骨，在农场的一片坟茔地里茫然四顾不知所以，其实哪里还有什么犯人的遗骨。听说这事后，我自然想起了田羊倌，可以料定，以他那身子骨和性格，是必定躲不过大饥荒那一劫的，他用不着放羊时再仰望天空的大雁了，他一定是把白骨留给了这片土地，留得无影无踪的，所谓“荒冢一堆草没了”，就是这个境地吧。我不懂人们为什么那么重视遗骨，也许因为骨头是人的肉身上唯一不腐烂的物质。其实，一个人最重要的应该是灵魂，如果说物质不灭，那么灵魂也应该是物质，灵魂才是真的不灭。田羊倌的灵魂应该早早的就回到了那大雁起飞的地方，找到了他当年的好姑娘，愿他在另一个世界不再犯罪，不再挨饿，灵魂不再孤单，永远过着快活幸福的小日子。
还有件让人伤心的事，就是县城传来老魏头死了的消息，是父亲去县城看望爷爷奶奶回来说的，父亲一脸的凝重，说着说着就有泪水从眼中涌出，我心里一惊，虽然没有眼泪，却也十分的难过。我曾一直害怕老魏头死，他和奶奶说话时总会说到那个死字，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他死了我可就看不成小人书了。后来认识了当兵的崔老师，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三国水浒的原著，也就对小人书失去了兴趣，同时也渐渐忘了那个该叫一声爷爷的老魏头。
如今听说他死了，我就问父亲，老魏头是不是饿死的？没想到父亲却说：“我也问你爷爷奶奶，老魏头是不是饿死的，你奶奶说，千万别在外头说老魏头是饿死的，人家不让说饿死人了，以后就说他是病死的吧。”
原来饿死人是不能说的，我立马想起反右时王管教舌头惹祸的事，也就进一步懂得了，饿死人是没关系的，但你要说饿死了人，那就有关系了。一个少年内心的郁闷，不知如何才能准确表达出来，我眼前闪出那棵大榆树，大榆树杈上挂着的那个张飞，张飞下面那个干巴老头儿，那个自己开书摊自己看书的老头儿，那个干巴得一阵风就能吹走，和田羊倌好有一比的瘦老头儿。
1962年，妹妹来到人间，她是幸运的。后来我遇到1962以后出生的人，不管他们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什么挫折，内心有什么不平，我都会情不自禁地说一句：“你们真幸运”，同时我脑海里就会悠然飘过十个字：只要能吃饱，啥都不是事。
严格说，10岁之前的那些回忆，并不属于我的独立所有，很多叙述都掺杂了父母的回忆，或者说是和父母旧事重提后才完成的记忆，然而从挨饿开始，我的记忆已经具有了独立性，这一方面是年龄增长了，更主要的是，挨饿的经历过于刻骨铭心，它像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把我的成长历程划分成童年与少年，也划分成懵懂无知和混沌初开，大灾大难似乎是一个人快速成长的变相捷径。
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对某些人亲疏好恶的取舍，那些在挨饿年代还能抱团取暖的人，我视为最难得的朋友，哪怕早已天各一方音信全无，他们也永远驻足在我记忆中最宝贵的位置，那些寒冷中传递的温暖，永远成为点燃我心中激情的火种。
这段经历也影响着我对执政者的好恶，对某些政策是优是劣的基本判断，让百姓们饱暖、尊严、安全地活下去，是执政最起码的基础，是个底线。这个粗浅的认知，从我的少年时代一直贯穿到人生迟暮。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