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笼

老爹的一生陷在了一个梦里：结实的十字窗棱，任他竭尽所能，却无论如何都突破不了。

五二年出生的老爹是爷爷奶奶四十多岁生的老幺，出生没几个月奶奶去世，一个本家奶奶看老爸可怜，偶尔接济几口奶，靠爷爷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

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月，象豆芽菜一样抓住阳光拼命向上的老爸，渐渐成长起来。在爷爷寒门出学子的观念里，老爹有幸念完了高小，成为村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

一九六〇年，老爹十八岁。被邓小平称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中国三年困难时期拉开帷幕。农村劳动力热火朝天的投入到大炼钢铁中去，大锅饭、人民食堂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成熟的麦穗、高梁、稻谷兀自寂寞在秋风中，自生自灭。浮夸风，官僚主义将农民所产的粮食几乎全部送进粮库，人民群众却守着粮库吃树皮、草根，饿死者众多。

工人成了香饽饽，吃着国家粮，一份可观的收入足以让全家吃饱喝足。生活第一次向老爹伸出橄榄枝。县城的一家建筑公司，急需一批有文化的合同工，于是就派人在各个生产队物色人选。老爹和同村的崔新有幸被选中，两人沉浸在脱离泥腿子、进城当工人的喜悦中，有种被馅饼砸中的幸福感。

现实却给老爸画了一张饼。三个姑姑出嫁后，家里只剩下年迈的爷爷和老爹相依为命。老爹一进城，家里没了挣工分的劳动力，生产队是不养闲人的。

去城里报到那天，崔新一个人走了。

没有当成工人的老爹，耷拉着一张脸进进出出。年迈的爷爷看着日渐消瘦的幺儿，混在一群泥腿子当中日渐苍白，一根长烟袋端了良久，用力在灶口磕了磕，往腰上一别，背搭着双手向队长家走去。

正值晚饭时间，坐在炕头吃饭的队长边扒拉着碗里的饭菜，边对着被老婆迎进门的爷爷打招呼：“大爷来了。来来来来，吃饭。”爷爷嗯了一声，坐在让出来的炕沿上。拿出别在腰间的烟袋，取下毛边的烟袋包，取出烟末摁在黑乎乎的烟袋锅里。

“唉，唉，你这婆娘。快给大爷取大前门去。”

“不用，抽这个习惯了。”

队长媳妇忙不迭拿来烟，抽出一根，递给闷不吭声的爷爷，“大爷，尝一尝这个。”

“不用了，抽不惯。”从烟袋包里摸出火柴，嗤拉一声划亮，豆大的火光贴在了长烟袋锅上，干瘪的嘴巴含住长烟袋竿嘴，快速吧嗒了几下。豆大的火光瞬间暗下去，留下的炭灰打起了卷。而烟袋锅里的烟末幽幽的亮起来，随着吧嗒吧嗒的声音，明明灭灭。

队长媳妇讪讪收回手，看了队长一眼，队长摆摆手。

“大爷，为了大兄弟的事来的？”队长端着碗开了腔。“嗯”

队长等了会儿，没听到下文，尴尬的放下碗。“大爷，大兄弟的事情，上面有政策，我也真是没办法。”

“我家的事你清楚，你兄弟身子骨弱，抗不了重体力活。这么好的机会白瞎了。我也不难为你违反政策，你帮衬着让他学门技术。”

“这……”

“我听说最近队里来了批机器？”老头吧嗒着烟袋又开了口。

“嘿嘿……您老消息还挺灵通。这样吧，我跟队里其它人商量一下，再回您老人家信。”

“我老头子也活不了几年喽！你，看着办吧”。老头把烟袋在炕沿上用力一磕，粘乎乎的焦油和着烟末，落在炕前灰白的土地上，鼓起了一个包，象极了秃头顶上的癞子。队长媳妇偷偷扁了扁嘴，一幅恶心状。爷爷把烟袋往黑乎乎的烟袋包里一裹，别在腰上，背达着双手，弯腰躬背向外走去。

队长媳妇赶紧跟上，“大爷，这天黑乎乎的，您老慢点走。”

“不用送了，虽说老眼昏花，还撑得住。”

于是，老爹成了生产队里的第一批农机手，在磨坊里开起了柴油机，由于聪明好学，他不仅会开，而且会修。所以当生产队引进拖拉机后，老爹理所当然的开上了拖拉机。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学习，又熟练的修上了拖拉机。

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老爹被县拖拉机站的领导看中，要抽调他去县拖拉机站维修机器。第二次当工人的机会摆在他面前，却还是象上次一样，冒了个七彩的大泡泡，又“呯”一声，碎了——村里不舍得放人。

又一次和工人阶级失之交臂的老爹，气急败坏的要去北大荒，找他当公安局长的姑夫当工人，种地发工资。被爷爷老泪纵横一顿哭闹，愣是没了脾气，耐下性子继续与他的机器打交道，认了命的当他的农民。

时间一眨眼，两年一晃而过。越加成熟的老爸遭遇了他人生的第三次机会，经常参加活动的老爹被县里的机训班看中，邀请他去当教练。

在那个靠一张证明行走的年代，村里又一次拖了他的后腿，毁了他第三次当工人的机会，注定了他一生为农的身份。

老爹终于认命了：人的命，天注定！瞎汉无眼，天领路！

多年以后，老爹想起了他一生中无数次做过的那个梦：一间房中的他，面对着结实的十字窗棱，怎么出也出不来。他给自己解梦：一生注定与农为伍，与工人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