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局图
01
中华帝国自古就是以农业立国的内陆国家。
尽管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古代并没有真正遇到过从海洋过来的巨大敌人，毕竟那个时候交通工具的限制是很大的。
到了“大航海时代”，郑和下西洋，明帝国依然没有想去建设什么海军。没有想，主要还是因为不需要。
直到有一天，英国人从海上进入，打开了帝国的大门，帝国才知道有海军，我们称之为水师。
对此，出于军事斗争第一线的林则徐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与英国人作战，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船炮水军”，帝国不建设自己的船炮水军，就没办法与英国正面抗衡。
为此，林则徐在自己有限的权力范围内尝试仿照西方的兵船，但是他的尝试并没有得到帝国政府的认同。
林则徐的想法没有得到帝国政府的积极回应，但是在魏源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魏源在他著名的《海国图志》中，明确提出海权主张，认为帝国所面对的近代难题，就是帝国能否像西方国家那样建立一支所向披靡的海军。
可惜他们都是生不逢时。他们的思想见解，没办法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帝国又经过二十年的蹉跎，西方科学技术又获得极大发展，蒸汽技术已经全面替换原先的船舰。
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凭借坚船利炮长驱直入，攻陷大沽，占领天津，直逼帝国首都，帝国政府不得已与各国签订和约。
至此，帝国方才猛然醒悟，意识到时代确实不同了，继续凭借原来的武器装备不足以对付这个世界了，才真正思考建设一支自己的海军。
02
洋务新政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步就是强军，就是建立一支自己的水师。
在帝国与西方诸国达成妥协后，依然存在一个心腹大患，那就是已经盘踞在南京城长达十年之久的政权，太平天国。它的存在，让最富庶的东南半壁不在帝国政府手中。
太平天国之所以在南京城里安稳如故，除了其他因素，一个重要原因是南京的易守难攻。长江成为南京的天然屏障，没有一支强大的水师，在那时确实很难攻破。
为了攻破南京城，帝国将领曾国藩、左宗棠等想尽了办法，甚至仿造西方的舰船，但是根本弄不清内在技术，仅仅外表的模仿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于是，帝国政府重金聘请西方技术人员、工匠，并且在1866年设立了福州船政局，开始建造新式舰船。这就是近代帝国海军的萌芽。
但是这种方式见效太慢，远水解不了近渴，因此帝国政府在自己建造舰船后，还花费巨资到西方各国购置战舰。
1862年，恭亲王奕䜣让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委托人在英国的李泰国代为装备一支火轮舰队。
李泰国曾任帝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熟悉帝国情况，知道帝国所需，于是他在没有和总理衙门充分协商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就为帝国购买了八艘轮船，还雇佣了英国皇家海军舰长阿思本为总司令，负责统率这支将要创建的海军，并且还规定阿思本将来在这支军舰上的行动，只接受代表帝国皇帝的李泰国的命令。
显然李泰国太不了解帝国国情了，后来为此付出了代价。帝国怎么可能容忍一支桀骜不驯的洋人水师，在无法达成指挥权、管理权的妥协后，帝国只能自认倒霉赔偿了阿思本一笔违约金。
至于李泰国，也只好拿到一笔赔偿后丢掉了饭碗。帝国第一次创办海军的尝试就这么失败了。
03
恭亲王奕䜣、曾国藩、李鸿章等帝国大臣都不会接受一个不受约束的现代化洋人军队，那么创办属于自己的海军就成为李泰国之后帝国自强运动的本来之意了。
1865年，曾国藩鉴于李泰国事件的深刻影响以及他几年来建造军舰不断失败的经验教训，建议帝国政府在上海建立江南制造局，委派留美归来的容闳负责机器采购，利用西方技术在本土制造现代化战舰。
只用三年，江南制造局制造的第一艘木质汽船“惠吉”号于1868年竣工，此船耗资白银8万两。至1872年，江南制造局一共打造了五艘战舰，最后一艘拥有四百匹马力，配备26门火炮。
创办自己的帝国海军，并让帝国自己制造、使用与西方技术水平接近的军舰、枪炮，是洋务运动既定的主题，但是如何做，在那时，这些帝国主政大员没有既定蓝图或者所谓的顶层设计。
这些都是帝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事业，帝国中央只能让各省督抚们自行发挥，自己探索了。
曾国藩、李鸿章先后领导的江南制造局从全局上为洋务运动布局，而左宗棠、沈葆桢创建的福州船政局则在帝国海军的创建方面做了切实工作，直接引导了帝国海军的诞生。
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船政局，又叫马尾造船厂。后在继任者沈葆桢的苦心经营下，成为远东最大的造船厂。
福州船政局由帝国投资经营，但在技术上、管理上，从开始就聘请西洋人来总揽一切事务，完全按照西方的方式方法来进行。
1869年，福州船政局制造的第一艘“万年青”号下水，到1874年，共制造轮船十五艘。这些战舰主要交付给福建水师或南洋水师使用，成为那个时候帝国水师的主要战舰。
沈葆桢是处理1874年日军侵台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他预感帝国的发展如果外交处理不好就势必会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不仅危害帝国的国家安全，同时极有可能阻碍帝国的发展进程。
而要想杜绝日本对帝国的觊觎，不再发生侵台事件，神保证清楚的认识到帝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用实力才能震慑日本。
日军侵台以及由此导致丢失琉球让帝国政府警醒，确实一度意识到必须加强海防，必须构建强大的足以遏制日本的海军。
1875年4月，帝国命令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而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帝国海军建设终于走上了轨道。
沈葆桢1875年就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后，督办南洋水师，负责南洋防务，选派学生前往欧洲学习海军，严复就是沈葆桢的爱徒，也是第一批留学欧洲的海军。
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都是洋务运动时期海军建设事业的开创者，但是说到帝国海军建设，最重要的人物还是李鸿章。
04
李鸿章在与太平天国交手时，与戈登、华尔都有密切交往，了解西方武器、特别是军舰的威力。
1870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与处理朝鲜、日本及部分外交事务。在与西方的广泛接触中，他意识到帝国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帝国要顶住这一挑战，就必须用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来武装自己。
正是这样的认识，李鸿章在其后二十年任职北洋期间，无论帝国的经济状况好坏，都不遗余力推动强军建设、推动海防建设，使得海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个人觉得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最大贡献就是1888年建成的北洋海军，以及北洋海军附属的水师学堂等相关设施。
1875年，在总税务司赫德帮助下，李鸿章从英国订购了四艘军舰，耗资45万两白银。这四艘军舰后来被命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这是北洋海军最初的家底，也是英国军事工业刚刚投入批量生产不久的新款军舰。
这批军舰的特点是，舰体小，配置火炮是主力战舰上的大口径火炮，主要用途不是出海打仗，而是当做海上可运动的炮台。
虽然这批军舰还算不上真正的海军舰队，但是第一次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已经很不错了。三年后，李鸿章仍请赫德帮忙，继续从英国购买了四艘小型军舰，分别命名为“镇北”、“镇南”、“镇东”和“镇西”。
这批军舰原来是为南洋购置，后来留在北洋服务。但是这个系列与第一批一样，只能在沿岸浅水行驶，没办法驶向大洋，无法用于实战。
对于李鸿章主导的早期购舰活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多批评。客观地说，李鸿章或许有看走眼的时候，或许价格虚高，军舰性能也不符合当时帝国海防需要，可我们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难道我们就一定做得更好吗？
应该承认李鸿章主导的军舰采购大体合乎一般规律，因此帝国政府并没有因为这些非议而停止购买军舰。
1881年，李鸿章继续依靠赫德从英国购买了两艘快船，后为“超勇”、“扬威”。这两艘巡洋舰尽管也有不少问题，但是具有明显的升级。两艘军舰都参加了后来的黄海海战，变现出色，是为我帝国北洋海军的骄傲。
英国海军是北洋海军的理想，因此北洋海军的许多战舰都从英国购买，因为这些早期的战舰还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战舰，稍后北洋就向德国定制了两艘七千吨级的铁甲舰，1885年交付北洋使用，后被命名为“定远”、“镇远”。
这两艘后来都成为北洋海军的助理战舰，为当时远东最大的军舰，也是帝国海军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两艘铁甲舰。“定远”更同时成为舰队旗舰。
与定远、镇远同时出厂的还有“济远”。原本济远的计划是定远级第三艘，后来因为经费原因缩水为穹甲巡洋舰。济远后来参加过丰岛海战、黄海海战以及威海卫之战，只是首任管带方伯谦表现不好，在黄海海战临阵脱逃，让济远蒙羞。
1888年底，帝国政府颁布《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帝国北洋海军成军。
自此，北洋海军初具规模，大小舰艇近五十艘，总吨位达到五万吨，官兵四千多人，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八，确实是值得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骄傲的，是“同光中兴”的标志。
但是近代海军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只是简单购买了西方战舰就一定能够战胜西方。后来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其实就充分表明现代化工具一定要有现代化的人去操控。
假如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之前的时代，那么无论工具如何先进，其功能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李鸿章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推动海军建设时，格外注意海军人才的培养，注意海军基地的建设。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水师营务处，专门负责处理北洋海军日常事务。第二年，又在天津创设水师学堂，为北洋海军培训最急需的人才。
05
根据《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现有战舰分为中军、左翼、右翼三路，每路三船，以一船为一营，由北洋大臣委任某营官管带。参照这些原则及英国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成立之初，设提督一名，统领全军。后由李鸿章提名，丁汝昌任北洋海军提督，也就是北洋海军最高指挥官。
对于丁汝昌的任用，由于后来黄海海战打得一塌糊涂，威海卫之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因为后世对于丁汝昌是否有足够能力出任最高指挥官存疑，甚至以为李鸿章任用私人导致甲午海战失败。
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就大节而言，丁汝昌不仅是北洋海军最早的介入者，而且在海军业务方面并非外行，至于品德，更是以死殉国，从容就义，无可非议。
提督之下有总兵官二名，左翼总兵管镇远号，为林泰曾，其出身于福州船政学堂，后留学英国学习海军。右翼总兵，管定远号，为刘步蟾，也出身于福州船政学堂，后留学英国，都是严复的同学、好友。
总兵一下设副将五名，分别管致远、济远、靖远、经远、来远号。而且按照规定，总兵以下各官都必须“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但是这些后来并没有获得认真执行。
北洋海军初建，在各方面都有严格规定，这些规定又基本上参照西方国家的标准制定，严格且可操作。只是，甲午一战让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一切无法再提。
配合北洋海军建设，帝国政府于1885年创设海军衙门，任命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庆亲王奕劻、李鸿章为会办，善庆、曾纪泽为帮办。
当然，既然为北洋海军，那么真正掌握这支军队的，肯定是北洋大臣李鸿章。
在李鸿章的主持下，北洋海军的发展势头相当不错。也正是不错，就引起了日本的警觉。
日本在后来加大对海军的投入，并将假想敌由俄国转为帝国，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北洋海军并非失败后所说的那么不堪一击。
北洋海军不仅拥有可以与日本媲美的一流战舰，而且由于帝国地理环境优越，北洋海军还拥有日本海军望尘莫及的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基地。
这些天然良港为北洋海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四周的炮台，让这些良港进可攻退可守，进退自如。但是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北洋海军残部后来会在自己的的威海卫良港成为瓮中之鳖，被日军死死围住。
一百二十多年过去了，尽管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可以检讨的很多，但我们也应当如实肯定北洋海军的成绩，探究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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