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女

老女

（一）

她是我的母亲。

她在户口簿上的名字是“乐冬女”，是因为生在阴历十二月的缘故吧。这个名字应了出生月份，大俗中倒有几分小雅。然后她并不这么认为，一次去乡卫生所看病，取药处问到这个名字，她带着几分愤愤地说，不知是哪个给她弄错了，她原不是叫这个名，她本叫“老女”，身边大女儿则宽解说“叫什么名不都是个名吗？”她竟更愤恨，“难不成去了那边也叫个错的？”“那边”自然是指过世之后了。原来“老女”这名是有来历的。她出生时家中已有了三个男孩她是家里第四个孩子，那时家境还不错，自然希望儿女双全，三个儿子之后才生得一女，这个女孩来得如此金贵，就叫“老女”，在本地的方言里“老女”原是“最小的女儿”“最疼爱的女儿”之意。

她是1937年生人，两三岁时便没了父亲，在完全没有记忆时过了两三年的好日子，剩下的就全是苦日子了。她的娘，我的外婆，在我外公过世后，一个女人带着四个孩子坐吃山空艰难度日。随着家里儿子们的长大原本可以松一口气，另一种危机——“抓壮丁”却出现了。她的大哥被抓走过，一个多月之后好不容易逃回，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为了不再被抓，一家人开始居无定所，东躲西藏。在进贤、东乡和余干三县夹界的三不管地带住过比较长的时期，那时邻居里有户是渔民，家里儿女都已成年分家另过，老两口膝下空虚甚是寂寞，看她母亲一家孩子众多过得艰难，而她的年纪没有大到完全“喂不熟”也不至于小到需人整天照看，就说：“东乡妹子，你家的老女就给我家做养女吧，有我们一口自然也有这孩子一口。”

那时苦啊，能有口饱饭吃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她说。虽说我外婆很是舍不得这唯一的女儿，她还是成了渔民家的养女，那年她8岁。问及那老夫妇对她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时她已经白发苍苍了，她眯缝着眼，将线穿过针鼻，然后在头皮了轻轻划了两下才对我说，好，很好，活要做，人要勤，三餐管饱。8岁的娃儿，已经知道身为养女，如果懒惰势必不讨人喜欢，这和在自己母亲身边是不一样的。一个在旱地上长到8岁的娃儿，开始习惯渔民家船上的生活，做的最多的活计是放渔网，要在晚上划着小船儿，在茫茫的江面上，把所有的渔网放下去，有时放着放着瞌睡得紧就一头栽进江水里。

那会被淹死吗？不会啊，水一呛，不就醒了，她很平静地说道。那年头还没有电，船上有渔灯吗？冬天也要放网吗？冬天也曾掉进冰寒彻骨的冷水中吗？都不得而知了。可以知道的是，她成年后比一般的女人胆子大，不怕黑夜不忌神鬼且水性好。60多岁时，她的孙女意外坠井，她不假思索的跳下去捞，这样的胆量在老家的女人中是少有的。

船上的日子过到16岁，按时间推算应该是1952年了，当时她的母亲依旧在余干讨生活，彼时母亲已再嫁家里自然多了个后爹，饶是如此，她仍是心心念念希望回到亲娘的身边。在自己亲娘身边吃糠咽菜恐怕也是香甜的吧，但人家养育了她８年，断断是不会轻易放她回自己家的，当地渔民颇剽悍，遇着事杀人放火也是有的，所以有了想法却绝不敢提出。这时已是新中国成立后几年，农村也开始扫盲，她于是上了夜校，识了字，才知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不是货物可以转卖的，“解放”后也不可杀人放火了，一切要听国家的，有法律的。当时有了政策，家家都要回原籍分田分地了，这样一来两家将相距80里远了，要再见亲娘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于是生出主意。再回了亲娘家后就不回养父母家了，他们来寻，她得了消息就独自躲在后山，寻了几次躲了几回，人家见终无了局，只得做罢。

十八岁那年，她嫁了人，生了一个男孩。孩子才一岁多时她丈夫获罪被劳改了，判了十五年。那个年代的事，很混乱，她已经说不清楚犯的是什么罪了，能够说得清楚的相关之人还健在的少之又少。她说，那是“运动”来了，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个人能“强”得过“运动”吗？为求自保离婚划清界线是唯一的选择，更何况身边还有个年幼的孩子，顶着“劳改犯家属”的帽子，日子难熬，她只上过夜校的扫盲班识字少，大概也没受过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这种气节的熏陶，众人一劝说便决定离婚了。于是这段短暂的婚姻很快结束了。

靠兄靠嫂，墙倾壁倒。这是她对离婚后孤儿寡母生活的感喟。但细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却只是笑笑。万事要靠自己，只有自己最靠得住。这些朴实的道理是生活教给她的，她也时常拿来教育我们。“连儿女都靠不住”她后来说。

之后是再嫁，嫁给一个同样家境贫寒忠厚老实的男人——我的父亲。在后来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又生过九个孩子，其中三个在生产时夭折。加上长子养大成人共七个，三儿四女。家里人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人，公公婆婆，一个未成年的小叔子，夫妻俩加上自己的7个孩子。

那时的日子真难啊，她回忆说。孩子要上学，公公婆婆年纪大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是她夫妻两个，光在生产队挣的工分根本养活不了一家老小。因此，她跟着丈夫去修过水库大坝，去林场砍过树，做过鲜水粉在当地出售，做糯米糖打糍粑用独轮车推到几十里的集市去卖，这些都是体力活，个子不到一米五体重不到一百斤的她都做过。拖儿带女在余干、进贤、东乡、金溪多地辗转，“哪里好活命就去哪里，哪样能赚钱就做哪样”她这么解释道。

她的辛劳的前半生，我没有亲见。在长辈们和年长的哥哥姐姐们支零破碎的描述中，我才能把她的前半生的日子连缀起来。

（二）

她的后半生我参与了，她的辛酸苦楚伤心失望我至今历历在目。我是她四十一岁时生下的最后一个孩子。

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一家在金溪县双塘岗镇的乌石岗村住了下来，那是一个不算太偏僻的小村，村后是两座形成半围的山，村前大片树林，一条大路从林中蜿蜒而出。民风淳朴，风景秀丽。我的大哥二哥都到了要成家的年纪，媒人也隔三差五的上门来。于是父母开始着手建房了。依然不宽裕，所以，砖瓦是自己亲手烧的，也是自己一家子一扁担一扁担从窑里挑出来，一块一块的码好。木材是山上买定自己一家子砍下来再一根一根扛到宅基地上。其他材料也准备得七七八八了。因了这就要看得见的房子，大哥的婚事也口头谈妥了。

然而这房子最终也没建成。因为她的婆婆我的奶奶病了，倒不是什么大病。但这一病却让老人起了回老家的念头，落叶归根，也是人之常情。老人也算明理，不说要全家都回放弃这儿多年的经营，只说带个孙子回家给自己养老送终。她和丈夫都很为难，一对年近七旬的老人，带着快到二十岁的孙儿回老家过上几年等送走老人，这孩子年岁更大要娶老婆恐怕更难了，怎么办？思虑再三，决定全家一起回。她的大儿我的大哥，本来婚事已谈妥，但女方听说他要回相距百多里路的老家，于是没有了下文。

一大家子，十几口人，贱卖了能卖的大件东西，带上能带走的小件物品，舍弃了一场几乎就能看得到的婚事，回了老家。分得“四大间"老屋一栋，田地若干，又一次一穷二白，两手空空。眼看两个儿子，一年年大了，再蹉跎下去就更难娶媳妇了。她夫妻俩真真要一夜白头了。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死做。

她同男人一样的劳作，白日里，砍柴挑水打猪草喂猪，浆洗衣物，侍候公公婆婆照顾年幼的子女，种植四季瓜菜；到了晚间还得给一家老小做衣服做鞋缝缝补补。那个年头，大多数贫穷人家身上衣脚上鞋都靠女人自己做，她的手很巧，衣服鞋子有模有样。农忙时节，她和男人一样插秧割稻晒谷，天不亮就起月亮地里还不回，三伏天里大中午毒辣辣的日头晒得人晃眼睛，别人都在家“歇昼”，她还要挑两担粪到地头去。

你这样拼命的做，力气会用完，身体要累垮的，旁人劝说道。

那时候不知累，力气哪里是用得完的？吃碗饭不就回来了，再不济睡一觉就恢复了，八十岁的她说，现在是真没有用了，不要说做事，连吃饭都觉得难。

又是几年过去了，东挪西凑，终于给我大哥二哥娶了亲，这个家就更穷了。贫穷的婆婆不好当，家里没钱婆婆要小心翼翼的看着媳妇的脸色行事，何况还是两个媳妇。那时的日子的确穷苦。因为穷，人就变得更加斤斤计较。两个儿媳都觉得长辈处事不公，自己永远是吃了亏的那个。吃些什么亏呢？婆婆抱另一家的孩子多些，收割栽种时公公似乎帮另一家多做了些活。分家时给自己买的猪仔好像要瘦些，晒稻谷时帮兄弟家多翻了一遍，自己娘家来人公婆打招呼时不热情……同住一个屋檐下，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样样都拿来一对比，老人貌似真的处事不公。

两个儿子都是忠厚老实人，都是媳妇当家。两个儿媳动辄摔盆打碗，指鸡骂狗。她忍着权当没听到。后来她们发明了更有打击性的做法———指桑骂槐地打骂老公打骂儿女。每每看到天真的孙子孙女莫名其妙地挨打挨骂她却连去劝劝都不敢，只好背转身子偷偷抹眼泪，实在听不下去看不下去时哪怕是大中午她也必然扛锄头下地或拿上柴刀上山去。而且这种时刻她是万万不能去插手的，只要劝说上一句，儿媳马上就会掉转矛头来对着婆婆，争吵多是以媳妇回了娘家为结果。然后儿子就要低声下去的三请四请了。即便她一直忍气吞声，有时争吵却还是发生了。她生性温和，不擅长对骂，嗓门不高又不会滚地撒泼，所以常常落了下风，这样一来似乎真是她无理，有时她也喃喃道：十个手指也有长短啊。可是，谁会希望自己是那个短的手指，都想做那个长的吧。

那时我已七八岁，还是可“倚小卖小”的年纪（在乡间，成年人要是和七八岁的孩子较真甚至动手是会被人谴责的），她的眼泪常常让我无比心酸，总是像只刺猬一样张开身上所有的刺来捍卫自己的母亲，嫂子们骂过来的话，很多字眼根本不明白什么意思，只管统统换个人称对骂回去，这样的胡搅蛮缠，直叫人哭笑不得。成年后我比大多数女孩反应快且牙尖嘴利，便时那个时期“训练”的结果。

这样整天乌鸡眼似得不休地争吵随时间推移渐渐少了，因为日子总算是慢慢好起来了，再后来大嫂二嫂都自建了房屋，搬离了拥挤的老宅，三个姐姐先后出嫁，家里只父母、三哥和我了。算是过上了一阵平静的日子。但她还是一天到晚不停手的劳作，村里人劝她，五十多快六十岁的人了，别那么拼命了。还有细仔细女，她回答说。细仔说的是她的小儿子我的三哥，细女说的是我。细仔快二十岁了，过得几年就要娶老婆了，而我上学一直成绩尚可。

（三）

二零零五年，她已经虚岁六十九了。这时我三哥也已成亲好几年并且已分家另过。我也参加工作了。这年她得了食道癌。确诊并参考当医生的表哥的意见选择了做手术切除，而下一步就是怎样解决这笔高额的手术费。那时还没有农村医疗合作政策，每一分钱都要自己出。

依老家不成文的规矩，女儿们没有这项义务，所以我的三位姐姐不用表态出多少钱各随心意。我是兄弟姐妹七个中唯一上了大学的，在赡养父母这件事上，我当自己是儿子。父亲、母亲、三个哥哥三个嫂子加上我，姐姐们列席，另外请了一个同族爷爷辈的老人来商议。先是把手术费，后期化疗及营养费大致计算好。接着同族爷爷让大家根据个家情况说说自己出多少钱。

从老大开始，大哥低头抽烟不吭声，一阵沉默后，大嫂开口了：“这你们也都知道的，我们家去年刚办了喜事（儿子结婚），礼金，给儿媳的“三金”（金手镯、金项链、金耳环），给儿媳娘家的各种打发钱，酒席钱，前前后后一二十万进去了，现在孙子又快要出生了，女儿上学要交学费，餐餐七八个人吃饭，到底是要花钱的地方，我们自己还欠了一身的债，剥了我的皮拆了我骨看看能卖几个钱？”

一阵沉默，母亲的脸煞白。

半晌，二嫂开口了:“阿也不是在这哭穷，这要不是碰到这事，阿都不好意思说。你们看阿们家那房子架是架起来了，可里面还是水泥地砖墙，装修的钱还不知道在哪里。这几年他（指她丈夫）身体不好，不光做不了农活还经常看病买药花了不少钱，现在大仔要讨老婆了，这钱也不是小数目。两个小的都在上学，每个学期各种费用阿都叫不出名堂，反正一放假就要交钱，谁家里也没印钞机啊，愁都愁死了。”

母亲的身子晃了晃。

同族长辈眉头皱了又皱终于忍不住说：“难处谁家都有，也不是硬要你们必须出多少多少钱，各人看自己的情况凭自己良心，说个具体数目吧。”

“确实拿不出，总不能为了医好老的，日子都不要过了。”

“老的命要紧，小的结婚上学也要紧。”

“年轻的时候，能做能挣，爷娘就是小弟一个人的，这下老了病了就成了我们大家的了。”

“就是，当初我们结婚不到一年就分了家，分家时还要帮着家里还债。小弟结婚七八年才分家，不仅不要还债，听说还有钱分。”

母亲再也支撑不住，扑通一声栽倒在了长凳下。

原来家里困难什么的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父母不公，对小儿子好，对大儿子二儿子不好。

事后我问过母亲，那时大哥二哥结婚后为什么那么快就分家了。“不分家没有活路啊，家里劳动力虽多，做起事来却没有人手。“双抢”时节，媳妇去了娘家帮忙也罢了，儿子也一块去了，帮忙完立即回来也好，可哪天回却不一定哦。人口加了田地加了，各种开销增加了，做事却找不到人了，我能怎么办呢？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分了家他们才会下力气过好自己的生活。”

那和三哥为什么好多年才分家呢？“为了对三个儿子公平起见，也考虑过分家的。但当时你在上高中，成绩好，大学肯定能考上，我们都快六十了，能挣到几个钱？你五六年的学费怎么办？三个儿子里，论能力论精明，自然细仔差些，老话说得好，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没有我们俩老的给算算账监督着敲打敲打，他能攒到几个钱？只有合抱在一起，里里外外分别有人操持才有活路。”

然而这一番决定，在另外两个儿子那儿却成了父母待他们不好不公平的铁证。到这个时候，才得机会发泄出来——你们年轻时不帮我们，老了就想我们赡养，没门！

“病是肯定要治的，父母养大子女，有病不给医，别人家也会指指点点，既然你们都难，我和小妹出钱吧，钱不够，我去借。一年还不起就两年，我还年轻，总有还完的时候。”

这是一向在人前老实木讷的三嫂说的。三兄弟里，最难的其实正是她家。但她什么都不说，可一个村子住着这么多年，各家情况有谁不知道呢？

手术很顺利。老大老二果真只象征性地买了些营养品，我和三哥承担了大部分费用，父母本就不多的积蓄也花了不少。手术切除了二十多厘米的食道，三分之一的胃，取了两根肋骨。好在肿瘤切片化验结果为良性。只是这以后，母亲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再也不能吃生硬的东西了，之后的十几年都是吃稀饭和煮得烂烂的面条，“只有半条命了”。即便如此，在父亲渐渐失去听力和视力的晚年，还是她一个人照顾着。

现在母亲已经虚岁八十一岁了，而父亲在去年十月过世了。她一个人住在生活了几十年的熟悉的屋子里，谁家也不去，说是住不惯，在儿女家不自在。其实她主要是怕麻烦儿女。她每餐吃得极少，以流质食物为主。常常胃部不适，有时夹着头晕，睡眠也不大好。她并不像教科书中的光辉形象那样豁达乐观，她常常说，命苦，一辈子都是吃苦。她还常常说，做一世的人，有什么意思呢？养大了这么多儿女又有什么用呢？她常常觉得寒心。每每这样说的时候，我都不知该说些什么。我无法为我的兄嫂们辩解，我不能说我养育我的孩子只愿他幸福从不曾想过要回报，我跟她隔着一条四十年的岁月的河流，经济状况不同思维方式也不同，我亲眼见过她吃过的苦，我能理解她的想法，却无法帮她从寒心中解脱出来。

她们这代人作媳妇时遵循孝道不敢过分违逆自己的婆婆，等到她们自己作了婆婆，新时代的女性已翻身做了主人，她们反倒要小心地巴结着媳妇，帮着带孩子帮着做家务，帮得天经地义。她们这代人大多数人都有两个及以上的儿子，可到养老的时候儿子们却互相推诿，这在贫困地区，是一种常态。这些年，经济搞上来了，人们也越来越富裕了，可孝道这一传统美德却被丢弃了。她们的遭遇也算得上是空前绝后的一代了。

我能为她做些什么让她真正感到安慰？她既不愿搬去与我同住，我也无法搬来与她朝夕相伴。面对她，唯有亏欠，而且还要一直欠下去。

每次，我驱车几百里去看望她。她都像孩子一样倚门而待。自手术后，她长年服药，因此我每次都先带她去乡里的卫生院，看病取药。再带她去买她喜欢的各色饼干糕点，我揽着她的肩，一路走，我牵着她的手过马路，就像小时候她对我那样。

常有不认识的老人带着羡慕的眼光问她：“老婆子，这是你孙女吧？你有福气啊！”

她总是自豪地撇撇嘴说：“哪里，这是我女儿哟！”

人家诧异：“还有这么小的女儿呀！”

她眼角嘴角的皱纹一圈圈扩散开来，仿佛春风吹起水面的波纹。她说：“这是我最小的女儿，老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