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文地理环境对民族的影响，最夸张的说法就是法国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所说的“气候王国才是一切”，既不同气候的特殊性对各民族的心理，气质，政治制度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不知是否收到他的影响，黑格尔在最后一个世纪后判断说，在极热和极寒的地带就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因为这些地方的酷热和严寒使“精神”不能构建给自己一个世界。
作为生活在科学理性无比发达的当代人来说，上诉理由未免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无疑就是历史垃圾里伪科学的一种。不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几乎从未忘怀过，因为这种交织着科学光环和感性色彩的话题从来都是诱人而有趣的，二地理决定论的失败也确实无法消除生存环境在潜移默化中对人的影响。当人们留意世界闻名的四大文明古国都诞生在温带和亚热带的河边时，大概能更好的理解中国人所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只是我们再也没有洪堡那样的热情，这位近代地理学家创始人曾写道：“我要努力证明自然条件对道德和人类的命运经常性的，无所不在的影响。”
灵石，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充溢着灵气和隐士之风。灵石人何澄很好的诠释了故乡的气质，这位与孙中山，蒋介石，阎锡山等关系密切的早年革命者很少出头露面，在民国历史上没留下多少显赫的痕迹，却脚踏实地地作了很多泽被后人的事，其身后无数的珍藏全数捐给了国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苏州的网师园。有意思的这个园子本名就为“渔父钓叟之园”，“渔隐”之意与其最后主人的性情相合，颇费人思量。如今，在无数涌入园林观瞻的人们里，恐怕是无人还记得那个昔日的主人了。
所以，在明万历《灵石县志》如此描述灵石人可谓深得其妙：温恭克让，好谋而深，和而不怒，此尧之遗风。
在千里之外的东南，晚清状元张謇以开风气之先的气概影响了南通城，这个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大张旗鼓地推动着乌托邦式的地方自治，开创了诸多中国的地方第一。虽然《密勒氏评论报》所谓“地球上的人家天堂”的评价充满了不切实际的乐观，张謇也未能终其蓝图于后世，但他已深深地影响了这个敢为天下先的城市的开放之气。
山谷包围的灵石与江海之滨的南通不知如何影响了何澄与张謇的各自命运，但他们共同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生存方式。如冯友兰所说，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把入世与出世，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这些反命题统一合成一个合命题。无论地域文化和坏境差异有多大，中国人身上的特殊文化气息不会因我们的喜好而消失改变，而知识分子只是显得更加明显罢了，因为他们无疑是一种文化最深入的理解者和诠释者。
何为中国独特的人文精神特质？新儒学学者唐君毅有个精彩的总结：“对于人性，人伦，人到，人格，人之文化及其历史存在与其价值，愿意全副加以肯定尊重，不有意加以忽略，更绝不加以抹杀曲解，以免人同于以外，人以下等自然物等的思想。”当然，此类概括为免积极乐观，如今众多习惯于“礼崩乐坏”现代生活的中国人大概颇不以为然，或者就认为那简直就是老夫子们的一种无助呐喊。
据说大众传播下的现代生活造就了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克尔凯郭尔很早就预测了它将会是这样：人们越来越间接地生活打交道。于是忙碌而无聊的生活之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和养的思考问题而焦虑，即我和那些永远也接触不到的10多亿人凭什么成为一个共同体？是因为这个法定的疆域？还是那抹不掉的黄皮肤烙印？
中国人重新构建一种共有文化的企图无疑是困难的，让人们在精神上重新结为共同体的努力恰要从一种“缪论”出发，即从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诉求开始，而这样的方式是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政治精英们所不曾习惯的东西，因而就会毫无疑问的受到严加阻挠。不过，似乎无人为此感到担忧，进化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武装下的头脑大概从来就不缺乏乐观主义思想。
“命中注定的分离，预示着来世的重逢”（叶赛宁语）只当是中国人重新建设起自己的精神家园，那个新旧杂陈的文化纽带又将会是什么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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