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是个农业社会，尤其在饥荒连绵的汉初，农业生产则显得更加重要。从皇帝到官吏，从政治家到思想家都视农为根本，视商为末业。刘恒常把“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和“道民之路，在于务农”挂在嘴上。他曾“开藉田”(皇帝象征性的耕种土地，以奉宗庙，劝民务农)，“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他采纳晁错“贵五谷而贱金玉”的主张，实行以粮食换取爵位或赎罪的政策。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曾一度宣布“除田之租税”。
倡导节用以便民。刘恒严令各级官吏要“务省徭费以便民”。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他下诏说：“我担心匈奴内侵，所以不能停止边防的事。但长安的各种守卫机构多，开销太大，卫将军(驻守长安军队的长官)所属的军队要撤消。太仆(掌管车马和各种杂物的官职，属九卿)要清点马匹，除留下必用的以外，要全部送给驿站使用。”在刘恒当皇帝的二十三年中，对宫室、苑囿、狗马及各种装饰器物都无所增加。他曾想在骊山建一座供宴游用的露台，找来工匠合计了一下，需要“百金”的费用。话说：“这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吾享用先帝的宫室，常常觉得过分，还建这样一座台干什么！”于是作罢。他经常穿的是粗糙的黑色绸料衣，他宠幸慎夫人，但不让她穿拖到地面的长衣，帷帐不准用带有绣花的贵重丝织品，以免带起奢侈浮华之风气。
刑罚，是治国中的大问题。轻，未必为是；重，未必为非。汉文帝时“刑罚大省”，至于一年“断狱四百”。
关于减轻刑罚，汉文帝进行了两次讨论。第一次，是汉文第二年(公元前178年)关于废除收孥连坐法的讨论。汉朝沿袭秦朝法律，对重罪犯，除其本人受刑以外，要诛连亲族，叫“连坐”。有的要将其父母、兄弟、妻子一起处死，叫“夷三族”；有的将其父母、兄弟、妻子收捕到官府当奴婢，服劳役，叫做“收”；只收捕其妻子到官府当奴婢，服劳役，叫做“收孥”。“夷三族”的做法，早在吕后当政时期已从法律上废除，刘恒要继续废除连坐法中的收孥做法。他对臣下说：“法律，是用来禁止暴行卫护好人的。犯法的人已经判了罪，这使他没有罪的父亲、妻子、兄弟连坐治罪或者收捕官府当奴婢，我很不赞成。得议论议论。”右丞相周勃、左丞相陈平说：“这个办法是要从心理上施加压力，使人们不敢犯法。‘收’的法律已经实行很久了，我们想，还是不废更方便。”刘恒说：“我听说，法律公正，民众就会诚实；判罪恰当，民众就会服从。而且，管理民众，引导民众走正道不犯法的，是官吏。要是既不能引导民众走正道，又用不公正的法律去治罪，这种法反而要祸害民众，造成残暴行为， 我看不出它的方便。应该再做考虑。”于是，陈平、周勃就宣布废除有关收孥连坐的一切法律条文，使有罪的按法律治罪，不收捕为官府奴婢，没有罪的不受牵连。
第二次， 关于废除肉刑的讨论，是由一起具体案件引起的。齐国的太仓令(管粮库的长官)淳于意是山东临淄人，他年轻时爱好医术，拜名医公乘阳庆为师，学习医术。淳于意得到公乘阳庆的真传，医术非常精湛。他喜好周游各地，四海为家，有时不能给病人治病，因此病人多有怨恨他的。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有人到朝廷控告淳于意，朝廷根据刑律、罪状，判定淳于意处以肉刑。按西汉初年的律令，凡做过官的人，受肉刑必须到京城长安执行。因此，淳于意被用传车押送到长安受刑。淳于意有五个女儿，淳于缇萦是其最小的女儿，她们跟在车后哭泣。淳于意怒骂道：“没有男孩子，到紧要关头就没有可用的人！”缇萦听到这话很伤心，就随父西行长安。上书朝廷说：“我父亲是朝廷的官吏，齐国民众称赞他廉洁奉公，现被判刑。我痛心的是，人死不能复生，受刑致残也不能复原，即使想改过自新也不能如愿。我情愿自己在官府做奴婢来替父赎罪，使父亲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刘恒读到这篇上书，大为感动，立即给御史大夫下令说：“现在法令规定了三种肉刑(指黥刑，即在脸上刺字；劓刑，即割掉鼻子；斩左、右止，即锯掉左脚或右脚”，而奸邪的事，仍禁止不了，其原因在哪里？还不是因为教育不明白！教育方法不对头，愚昧无知的人就陷进了法网。现在，人有了过错，不等教育就刑罚加身，有的想改行为善，也没有办法了，我很同情他们。刑罚竟至于截断肢体，割掉皮肉，终身不能再生。这种刑罚使人何等痛苦，而又是何等的不道德啊！难道符合为民父母的本意吗？要废除肉刑，用别的办法代替；作到使罪人各按罪行轻重受到相应的刑罚，不逃亡，满了刑期，就解除刑罚当平民。制订出个法令来。”丞相张昌、御史大夫冯敬似乎有些不通，但没有表示相反意见，根据这个诏令制定了一个取代肉刑的法令，经汉文帝批准于当年颁布。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