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特别是微信的存在，我们几乎每天都能获得一些“额外”的喜讯和噩耗。且都是不过夜的新闻。为什么是“额外”的呢？因为无论从人身关系还是地缘关系上审查，这些消息本质上都与我们无关。
我想专门谈谈噩耗中的亡歿之讯。
我有种错觉，过不了几天就有一位“重要”的人物过世，然后就是铺天盖地的悼念。
所以有此错觉，是因为时不时一打开微信便是满屏双手合十和有着一个奠字的花圈的表情符。我以为我蓦然步入一个肃穆却又乱哄哄的追悼会现场。然后我就去寻找死亡线索，然后确认我并不认识他（她），而且我坚信，表示悼念之情的绝大多数和我一样，和死者一点也不熟，一点关系也没有。自然，悼念之情是真诚的，谁也不容怀疑。
但有时我却会问自己：我真的在哀悼那个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人吗？于是，我心里就有点不爽，当然是对自己不爽：我怎么可以有此卑劣的念头？
然而不爽并没结束，甚至在加剧。
因为还有一种悼念，简直就是对我的一种折磨，是对我的灵魂的拷问。
某君某公某媛某姥不幸离世，数小时后网络上便有了悼念之文。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悼念之文如此镕裁有度，文采斐然，莫非事先已经写好？就等这悲痛一刻的到来？
然后是十二小时，二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悼念文字连篇累牍，与时俱增。作者是朋友，是师生，是校友，是同事，是同学，是熟人，是饭局和旅行中一面之缘的人，是不曾谋面的……就是鲜见或者说不见逝者的亲人。
我很能理解亲人不写悼文，因为他们正沉浸在哀痛之中，不可能有心思去字斟句酌的写美文，发表在公众媒体上博人一赞。反过来说，我很是不能理解那些写悼文的人。
鲁迅纪念刘和珍，也是因为有人问他：你不写点东西？这一问等于是在提醒和催促他写，因为这是他的一种责任。还是觉得鲁迅说的在理：长歌当哭，是要在痛定之后的。这句话和死者亲人不写悼文是合契互证的。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真正沉浸在哀痛之中的人，是不可能写悼文的，因为那要等到痛定之后。那么痛定之后要多长时间呢？我想这是因人而异的。但至少也得等到死者入土安葬，亲人们送走前来祭奠的亲戚朋友之后吧。那时夜深人静，睹物思人，于是便想到逝者生前种种，不免悲从中来，于是坐在灯前，一字一句写，其间免不了抽泣，免不了泪湿双颊……
可如我所见，有很多写悼文的人，和死者八竿子打不着，噩耗一来，他便抛出悼文，发在朋友圈，发在他所在的全部微信群。他是在悼念某人之歿，哀伤某人之亡吗？我怎么觉得他是借机展示自己的博爱和文采呢？我怎么觉得他的心情有些雀跃呢？我怎么觉得他是在蹭死者的热度呢（死者遗体冰冷，有热度可蹭吗？）？而且，他的这种行为传播起来比奥密克戎还快：微信群里立马就有很多人开始转发，开始双手合十，开始发小花圈。各路人马就像赶集一样汇聚起来，微信群俨然就是广交会，是农贸市场。
由此我又情不自禁问自己：是不是我这个人太薄情寡义了？又或是我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为我已经有过“以活人之心度亡者之腹”的先例：我以为亡者并不需要陌生的爱意，无中生有的友情，喧嚣的缅怀，浮泛的怜悯和不着边际的美誉。他在生前已经被俗世的鸡零狗碎折磨得形销骨立，现在他只需要安宁，一个人好好的睡个长觉。
然而，心胸狭隘，有些病态的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一些人的行为的。我以为少数人的行为——他们对死者表达追缅之情的方式有些操之过急，有些高调夸张，有些兴高采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让人觉得他并不是在悼念亡人，而是在消费死者。消费死者的不幸，他的病痛，他生前的善良、正直，多情，重义和荣誉，还有他对死亡的恐惧和憎恨。
亏得只是“少数”，只是可能的“误解”。如果我们不审慎对待，一味放纵这种行为，则少数会变成多数，误解的可能将被取消。
其实，在唯利是图，礼乐崩坏的当代，人们并没多少纯洁富余的爱心拿得出手，更遑论挥霍给那些素昧平生的人。但我知道这些年来人们确也修得一种超然的情感。这种情感就是漠视身边人的悲苦，寄情于渺茫的近乎虚无的人的身上。这既是一种高尚的情感，也是一种异化扭曲的情感。我向来敬而远之。
也还有一种看似不着边际的缅怀，虽则被悼念者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离我们十万八千里，但缅怀他们却很必要。有些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人，他们影响甚大，有资格作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在他们的死期，或是某个整数关口的逝世周年，或是某个易于激发人们想象力的冥诞之日，人们自发地纪念他们，缅怀他们，追思他们，却是有价值的，值得提倡的。因为人们别有情怀，别有所寄。这类被追悼被缅怀者，虽非亲非故，但他们的言行却曾经或正在影响着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的进步。比方说，人们纪念胡适公，纪念总设计师，他们虽远离我们，却又从来就在我们身边。因为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中积极而正确的部分，就像王丞相过江后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理虽止三，却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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