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正在走向“旧社会”

2018年2月13日，距离除夕夜两天，佛系的我不顾春运不春运，12号才去广州天河客运站买了老家汕头的大巴车票。在以往，这个时候回潮汕地区很少没有不堵车的，现在新开了一条高速公路，回家的大巴轮子仿佛没了阻力，4个半小时就到了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的高速路口。下了车，汽车公司安排了一个年轻小伙接待我们，说可以用面包车免费把我们送到金灶镇的任何一个村子。

点了根烟，我问他干了几年？“3年。”顺便来了句：“后生仔，刻苦正会成祖。”（潮汕方言，意为年轻人要刻苦）。金灶镇是农业大镇，据不完全统计，70%以上的劳动力跑到了珠三角，10%左右跑到了隔壁城市揭阳。他告诉我，自从新开的高速公路通到我们镇上，他们大巴公司生意就好了，很多人去广州深圳还是会选择他们的大巴，而不是选择坐一个多小时大巴去到高铁站。

村子里几百亩地都在那里“摆烂”

金灶镇是有名的农业镇，三棱橄榄、乌苏杨梅、香蕉等水果十分畅销，但是至今都是只能靠农户自己销售，没有加工厂或者新型平台帮助农民扩大规模，增加收入。老家现在种田的找不到一个年轻人，都是老人家。我们村的几百亩地大部分成了荒地，听老农民说，原来村子大部分地都是种植香蕉，但有一年突然就种不了了。“我们农民根本不懂为什么这样子，一种下去就死，后来全都转种观赏类植物，等了5、6年才收成，结果却因盲目种植，供过于求，卖不出去，几年的投入全都没了。”那位叔叔来我们家喝茶的时候说着。

交通不发达是村民最大的痛苦。10年前修建的一条3.5米宽，村民眼中的“大马路”仍在使用，大货车进得去出不来。摩托车成了家家户户的标配，去镇上更方便，路太小，镇上也找不到一辆公交车。镇上离我家还有10来公里的路程，到了乡间小路，来自大城市的返乡小轿车排起了长龙，大部分公路宽度只有3.5米左右，两辆小轿车遇上，其中一辆还得把一半的车身斜进田野，这才勉强通过。记得去年，一辆车因为视野不清晰，一头扎进了田沟里。

大城市堵车，这里堵危桥

我们镇属于汕头经济特区，毗邻揭阳，有一条连接揭阳与汕头，横跨榕江的水闸桥，金灶镇距离汕头市区路程较远，而与揭阳市榕城市区反而特别的近，所以塭嘴桥是往来汕头市金灶镇和揭阳市仙桥镇两地的必经之路，然而这却是一颗定时炸弹。桥下就是湍急的榕江，偶尔会有人不小心掉下江去，尸体都很难找到。

据了解，塭嘴桥始建于1974年，长约40米，宽约1.5米，隶属揭阳市仙桥镇管辖，2002年，就被鉴定为危桥。时间过去了16年，每天还在承受两地过万的人流量。此桥是当地最便捷的道路，如果不经过，则需绕道至少20公里远，花上1个小时才可到达对岸。

单纯靠农业解决不了当地大部分人的就业，留守家乡的劳动力只能到揭阳的工厂打工混碗饭吃。“做流水线一天8小时，大概可以赚60块钱。”当地一位打工妇女告诉我。“我们每天打工那么累，不到2米宽的桥面要双向通过，入口只能容下一辆摩托车。每到上下班时间，堵桥是家常便饭，约40米长的桥，可能要走1个多小时才能通过。我们真是痛苦啊！”一位经常经过这条桥的农民工黄伯告诉我。农民工们为了早点回到家，就抢着过桥，发生点摩擦大打出手则是家常便饭。

我们那里的人日夜盼着能够修桥，甚至有的人希望把金灶镇划分给揭阳市，这样的话或许会早日修桥。江对岸的揭阳灯火通明，好一派繁荣。繁荣的对面则是属于经济特区的最边缘，交通闭塞，人烟稀少，一片漆黑。听村里的人说，以前村里妇女（男人都在外面打工）半夜从那边工厂做完流水线回来，骑着单车还经常被半路抢劫，甚至还被强奸。所幸，这次回家，听说汕头市市委书记陈良贤到了实地考察，决定这条桥搭配环潮汕高速公路的建设，重新建桥，村里的人一个个都乐开了花。

小时候哪里去了？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说，过年没了年味，什么才是年味，我也不知道。我想念的可能跟大多数人一样，是小时候的味道。

我的老家叫石鼓村，据村子里辈数大的老爷爷讲，以前就是祖先到哪里落脚，然后就在那里种下一颗大榕树，想知道这个村子多长历史就看大榕树的树龄。在老家，一代代人离开，几颗遮天蔽日的大榕树依旧躺在那里，像位百岁老人默默守护着。在我们那儿，榕树被称作“神树”。小时候，村子里几颗大榕树就成了我们的天然游乐场，我们就像猴子一样，在上面玩游戏，甚至上去掏鸟窝。

老家石鼓村毗邻潮汕母亲河榕江，在榕江堤坝没修建之前，能够不拿泡沫板（小时候没有救生圈，就拿泡沫板游泳）游过大概100米远的对岸，然后在对岸抽泥船上洗个泥土浴从船上跳下去，就是我们小孩子的梦想。我记得，13岁那年，我实现了这个梦想。

回到的第二天，跟一位老朋友在榕江江畔散步。堤坝上杂草丛生，以前100米宽的江面，现在剩下不到50米。水浮莲密密麻麻铺满了整个江面，死气沉沉，看不到鱼泛起的水花，水色发黄，两艘船被困在中间，动弹不得。这块水域已经失去了通航的功能。我的心里猛然一颤，或许我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游到对岸去洗泥土浴了。

老家祠堂里面，有几个侧房，村民养的几只猪在里面睡着，时不时出来外面的小广场溜达，好不自在。我跟他沟通过，这样不好，他说是跟前任村支书堵气，报复他才这么做的。据村里知情人透露，前任村支暗地里把很多地批给了村里的有钱人盖房子，村子里原来灌溉用的抽水机也被偷偷卖掉，钱不知所踪。我亲自质问过那个书记，问他村里的钱，包括国家给的农业补贴哪里去了。他支支吾吾地说道：“哪里需要就花哪里了，却说不出明目。”

纸终究包不住火，那些没钱没地的村民知道后揭竿而起，想要把他埋了。他就干脆一家子卷铺盖搬到外地去，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们跟镇纪委举报过，甚至到了汕头市纪委，但也没后文，我们也累了，也要赚钱养家，没那么多精力总是去举报。”村里一直为农民出头的叔叔告诉我。村里的人还说：“这人以后死了，回来村里做法事，别人还是要吐痰的。”

在我小时候，石鼓村是远近闻名的村子。村子的人很团结也有血性，赛龙舟实力远近闻名，没有几个村子敢来挑战。村里有钱人多，在外地发达了纷纷反哺家乡，亏了他们的善心，村子也是附近村子里面最早修建篮球场、公园的。

现在的老家，老房子还是在那里，16年那场龙卷风把村子上百间瓦房掀翻。老母猪会在祠堂前睡觉、逛街，应该是被派出来欢迎我们在外游子的。河变得脏了，小时候的“白条”早已不见踪影，夏天也很难看到小孩子在河里面洗澡游泳。路还是3.5米宽，就是多了几栋3层小楼房。

老人家即将过世，儿女们就会把老人家送回到老房子，去度过最后的时光。

我老妈是村里的“外省仔”

在文章里面，其实我很不愿意写这个，但我想写。在传统潮汕人的眼里，“外省仔”这词带着歧视的色彩。我老妈是河南信阳人，打我有记忆起，我老妈就被村子里的人嘲笑，他们会嘲笑她的潮汕话不标准，笑话她是外省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保留着潮汕人的一种“优越感”（至今我仍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天生的优越感），尽管他们中的一部分一辈子没走出过汕头市。我不知道我老妈承受了多少，在我的记忆里，我老妈从没说过他们一句：“你们连普通话都不会说。”

老妈小学四年级就辍学，当时家里掏不出来7块钱的学费，我外婆让我老妈把家里剩下的米偷偷卖掉去换学费，还不能让我外公知道，但我的妈妈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她一辈子都渴望读书，自己买了好多书平时没事就看。说实话，要不是她一直严格督促我，有可能我现在就是黑网吧里的古惑仔，而且可能是老大。

小时候，我老爸身体就不好，做工有一天没一天的，我老妈经常通宵绣花（手工绣衣服上的各类图案）来帮忙养大我们。我老妈以前从来没学过绣花，但她后来成了当地有名的绣花能手，别人一天赚20，她可以赚40，甚至各种高难度手法她都驾轻就熟。好多服装老板都上门找我老妈给他们绣花。现在的我长大了才明白，这都是生活无奈被逼的。现在我的妈妈身上有一些毛病，就是那个时候经常坐着通宵绣花造成的。

无私与自私的博弈

不知道是时代进步还是人心退却，在村子里做点好事都要被各种猜忌：“别信了，要是这事不赚钱，他会去做？”

为了让平日里没有娱乐活动的村民及归乡游子回家过年能够更热闹些，2016年春节我和村里的热心长辈一起筹划了一场村晚，由我担任主持人，从村晚策划到资金筹备都由我们10个人一手操办，村里的热心年轻人一起帮忙做安保工作，每天晚上都有上千人过来观看，好不热闹，村子仿佛在走向一个新时代。

我还担任村晚的摄影、摄像，负责记录这一切，最后碟片刻录也是我一个人解决。我当时还在读书，上学了我还每天熬夜剪片，联系商家刻录。我老爸当时在家，有部门村民就风言风语：“整天催我碟片刻录怎么还没到，是不是钱被我吞了，说我们赚了不少钱，以后不让我们来举办了。”我老爸气得差点在家摔东西。

事实上，我们活动的所有花费全都公开透明，什么项目什么人负责都写在上面。我们10个人还商量好，抽烟抽自己的。活动结束的时候，一位长辈拿了一条烟来我们家，我都没收下。一千个心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也不必太在意，问心无愧就行。

村里的人有的不愿意相信这些事情。我们10个人趁此组成了村里的一个公益组织，各司其职，我不在家乡则帮忙出谋划策，文案撰写，具体执行则是交给留在村里发展的长辈们，我们策划修建了村里的小溪堤坝以及部分水泥路，而这些我们全都自己来，没有跟村委打招呼，他们早已失去民心。

农民是最淳朴的，他管不了那么多，谁对他们好谁就是好干部。自打我有记忆起，村里的村干部怎么出来的，我都没印象，貌似也上门发过选票，但不管人齐不齐，还是选出来了。前任书记就连任三届，把老家农民整的苦不堪言。潮汕地区人多地少，丘陵山区多，不像北方某些地区，家家户户有个几十亩地，而且平原多，机械也能够开进农田，提高种植效率。

老家平均下来，每个人能够分到十分之一亩的田地，一家人再多也不过一亩来地可以种植，“这全家喝西北风吗？是被逼无奈才出去打工，我们种田几十年，国家的农田补贴我们都不知道长什么样。以前还要挨家挨户上门收取“公粮”呢。”我老爸的一位农民朋友告诉我。

可是，这个村子不能永远没有村干部，他们要干他们应该做的事，我们这些人还要赚钱谋生，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大家都不为什么，就为了家乡更好一点，图点好人有好报。去年，一位长辈在工地打工时，突然晕倒，住进医院，花了几万块钱，身体到现在还没完全恢复。他再也不相信做好事有好报，退出我们的微信群。我连续抽了一包烟，想了一夜......

农村垃圾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老家农村交通闭塞，农村垃圾都是堆放在农田里，倒垃圾的只能依靠焚烧来减少垃圾的占地面积，附近村民也是怨声载道却无能为了。我得知此事后，将情况反映到了汕头市环保局，上面责令村干部限期整改，他们迫于无奈在垃圾堆围了铁皮墙，用沙子填埋一部分垃圾。弄完以后，他们一个个臭气哄哄，其中一位得知是我反映的以后，找到我电话专门来骂我一顿。

我气得跟我老爸说：“穷不走亲，富不还乡”。现在我只想用“病入膏肓”来形容它。

传统习俗仍在，那是最后的回忆

每年春节回家，按照潮汕人的传统，除夕那天跟初一初二都要在家里祭拜祖先，摆上潮汕传统的酒菜，豆干、春菜、一整只鸡或鸭等，除夕是下午祭拜，初一初二则是早上，而且初一只能用斋菜祭拜。潮汕地区农村最热闹的就是做大戏（潮汕方言，其实就是潮剧）、木偶戏等，但并不经常有，小时候特别热闹，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每年必备的节目就是木偶戏，现在看的人已经寥寥无几，戏班子都把戏棚搭在“老爷”（潮汕的农村几乎都有自己的神，称作老爷，每年春节都要从老爷宫把他们请出来外面祭拜）对面，做给神看了。

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没那么伟大都去做一个改革家。我认同一句话：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无惧，但要达到大智若愚这境界不是那么简单。

跟家人小聚几日，初七，我便回了广州。原本意料之中的堵车也没堵成，4个多小时回到了广州，老天下起了春节的第一场雨为我送行。

我的家乡正在以越来越陌生的面孔对待每一个游子，每年回家陌生感只会更强烈。归乡的游子又像候鸟飞出去了，飞到了不属于他们的地方，他们大部分是单飞，翅膀还稚嫩，老婆孩子老人家他们也无力带飞，只能让他们留在老家，独自想念可爱的孩子和家人。

城市在加速发展，我们这些人大部分在广州深圳买不起房，想在小城市买房工作又不在那里，在村子也没有地可以盖房子，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安家。我的父母身体还不好，年纪已过五旬。我的满腔抱负不再热血，他们健康就是我最大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