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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了孙皓晖先生《大秦帝国之阳谋春秋》上下两册，历经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以及伟大的秦始皇嬴政，四代君王都与一个人有很大关系，那就是吕不韦。
就此而论，吕不韦绝非等闲之人，一定有其独特的一面，人们平常所了解的不过是肤浅的传闻而已，我们应该走近真实的吕不韦。
进入主题前先说个大概。秦昭襄王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君王，长达五十四年，很有作为，对于秦统一六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在位期间，秦国的军事力量达到了巅峰，远交近攻鲸吞蚕食，极大地消弱了山东六国，最典型的战役是取得了“长平之战”的胜利。
秦昭襄王已经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基础，环顾宇内再无对手，晚年以守成为主，其精力主要用于培养接班人。秦昭襄王少子，仅有两个儿子，长子早亡，次子嬴柱实际上成了独子。
继嗣问题一直困扰着秦昭襄王，嬴柱体弱多病智能平平，秦昭襄王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下一代，这时候在赵国做人质的赢异人进入了视野，吕不韦随之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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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不韦最初以经商为事业，是个很精明的商人，据说结识了齐国氏族商人田单，做了几笔海盐大生意，从此积累了不菲的家业。
十多年时间，吕不韦家资巨万成了有名的富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碰到了赢异人。当时的赢异人穷困潦倒，在赵国做了十几年的人质，加之长平之战后秦赵交恶，其处境相当不妙。
吕不韦为人很讲义气，在金钱方面又慷慨大方，结识了不少权贵朋友，其中包括秦国的范睢和蔡泽，对秦国立储之事可能有所耳闻。
赢异人的出现，使吕不韦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赢异人有被立为太子的可能，奇货可居，毅然决定弃商从政。
《史记》记载：乃往见子楚，说曰：“吾能大子之门。”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吕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子楚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这段对话很简单，也很直接，吕不韦告诉赢异人（子楚），我的门庭靠你的门庭来壮大。
吕不韦以一个超凡商人独有的眼光，倾其所有做了一次“风险投资”，散尽巨万家财，为赢异人铺就了一条“太子”之路。
吕不韦并没有把经商敛财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要想谋求大富大贵，光靠金钱是无法实现的。
吕不韦似乎窥透了经商的奥秘，谋财何如谋国？经营货物无非就是一个商人而已，而经营一个国家那种无所不能的权力诱惑实在太大了。
本质上讲，吕不韦仍然是个商人，只不过做的生意不一样罢了，一切都是投资回报和利益交换。吕不韦心爱的女人赵姬被赢异人看上了，没关系的，忍痛割爱送给了赢异人，既然已经投入了那么多还在乎一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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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吕不韦，虽然贵为丞相，但商人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只要对自己有利，根本不会讲究方法。
为了摆脱太后赵姬，让嫪毐这样的人来满足太后的欲望，这样得手段确实有点低劣和卑鄙，无怪乎秦王嬴政那么恨他。
司马迁对吕不韦得评价非常差，基本上和嫪毐列为同类，称吕不韦为“闻者”。孔子曰：“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用现在的话来说，“闻者”就是那种表面上仁义道德，做起事来不择手段而且还觉得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人。
客观地评价，吕不韦对秦国的贡献其实是很大的。没有吕不韦的帮助，赢异人就不会被立为太子，也就没有后来的秦始皇嬴政。
吕不韦有拥立太子之功，所以秦庄襄王登基后，拜其为相国。秦庄襄王在位三年，临终时将年少的嬴政托付给吕不韦，拜为监国顾命之臣，并尊为“仲父”。
吕不韦位极人臣，国家大权实际上是掌握在他手里。吕不韦还有举贤任能之功，李斯和郑国两位大才就是他举荐的，李斯后来成为秦国丞相，郑国为秦国修了著名的“郑国渠”。
吕不韦为相执政期间，灭周，攻掠赵、卫土地，立三川、太原、东郡，对秦统一六国做出巨大贡献。此外，主持编撰《吕氏春秋》，为后世留下一部优秀的历史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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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国思想上，吕不韦与秦王嬴政分歧较大。吕不韦主张“缓刑宽政”，试图以《吕氏春秋》作为秦国治国思想，可惜因为个人的过失，使秦王嬴政弃而不用。
从秦孝公商鞅变法开始，秦国一直以法家思想为治国之本，推行的是严刑峻法违法必究。上至秦王，下至黔首，秦国的“护法”意识非常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但商鞅变法已历经一百多年，秦法确实存在过分严刻死板教条的弊端，随着秦统一六国，秦法也有适时适势而变的必要。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商鞅之法是比较适用的，这也是秦王嬴政最终选择“法家”的原因。
也许吕不韦的眼光更长远，一旦秦一统天下，那么商鞅之法就显得漏洞百出不合时宜。陈胜吴广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刻板的秦法造成的。如果没有嫪毐乱国，如果吕不韦和嬴政的关系一如既往的亲密无间，那么《吕氏春秋》也许会被秦王接受，历史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
古语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吕不韦胸怀大志，虽有“奇货可居”的投机心理，但其雄心抱负令人称奇。其治国能力和政治远见也颇为称道，在任期间化解了多次邦国危急，独立支撑起秦昭襄王之后相对较弱的国家局面。
秦王嬴政未亲政时期，拜为相邦，尊为仲父，权倾一国，位极人臣。照此下去，只要任劳任怨勤勉持国，其名声和功绩可与商鞅比肩。可悲的是，在处理太后赵姬问题上犯了大错，其道德品行的软肋暴露无遗。
以嫪毐这样卑劣的手段迷惑太后，险些酿成乱国大祸，其行为恶劣罪责难逃。在视伦理道德为生命的中国古代，吕不韦的行为，无疑将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就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重要性，失去了道德品行的根基，所有的功业声名的大厦终将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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