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我初中起，亦或是更早——记事起，我的妈妈就希望我能够替她分担一些家务。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吃完饭不能把碗筷丢弃在桌子上，而是要端了送到厨房去；如若时间充沛，也可以洗次碗。好在我初中前几年多住学校，而最后一年又需备考，所以我要做的事情，并不多。现在想来，怕是多被爸爸给拦下了。
在是否做家务、又做多少家务这一点看来，我的妈妈认为这是个锻炼动手自理能力的机会；而爸爸觉得与其花时间去洗碗，不如早点做完作业，可以早点睡觉。
如果要问现在的我怎么看，我只能说，我从心底羡慕那些，“不愿意做事情、就可以不做事情”的朋友们。如果我有了孩子，我会尽可能地不去要求他们做些什么。总是觉得，家务什么的，早晚会学会的；孩子在家的时间并不是很长，青少年期短短一眨眼就没了。有些东西，如果在心里烙下了印记，可能在家的时候为了求生存，不会说些什么，也不一定会忤逆；但如有一日终于可以离开了，就像老鹰回归天空，是不会再想回窝，也像极了重得自由的新生。而烙印终究是烙印，一辈子抹不平的。
至于我为什么会这么想，后面的故事会讲到。
同样，在我们家里，对于我是不是该打零工赚点零花钱这个问题，其实和做家务的讨论相似，理由也相仿。
是怎样开始的呢？我有些记不清了。可能是那段时间，我的妈妈在找工作，多看报纸上的招工启示，所以看到了“送报纸”这个职位的吧。
薪酬按份数计算，份数是固定的。每发出去一份，便进账几分钱、又或是几角钱，我记不清了。我只知道，发了数把个月份，我的账上积攒了近几十块新币。我还曾把第一份工资单拿给吉姆看，他也很是替我高兴。后来，我去了奥克兰大学里的学生书店，拿这发报纸赚来的钱，买了一本像砖头一样厚的英德双语词典。现在这本也正立在斯图加特的办公桌上，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翻查。
一周两次，分别是周三和周五的下午。成打的纸头会被搁在家门口前的水泥地上；抱起来手臂伸直大约高至胸口。也好在我在初中发惯了作业本，动作和发作业其实差不多。
发报纸的那条街离得比较远，要抱着纸头走二十分钟的路，经过当清洁工的那所Penrose学校，才能到。那时候我没有小拉杆，也没有想到可以用拉杆箱。每次都是用手托着，把报纸从家门口，抱到我发报纸的那条街的。路上得休息一两次，大概是找个台阶，一脚站直，一腿弯曲，把纸头堆在弯曲的那条腿上的。
也正因为这是免费的报纸，所以也没有塑料袋保护着，遇到雨季，在家门口淋了一天的报纸，等我拿到手，就变得极沉。但再重也是要如数发完的，哪怕绝大多数人可能看都不看就直接扔掉了。
后来我也试过像邮递员那样，骑着自行车，边骑边发。试过了才知道，这并没有看起来的那样容易：其一，我的腿短，没有办法一边坐在车座上，又同时一只脚着地站立。其二，后来我仔细观察过了，邮递员的自行车是不同于其他自行车，是后车架左右都有个框的。我那车没有，连前框都没有。下坡的时候又极难控制，既要扶报纸、又要扶车，试了一次以后就此作罢，归回原始的“发作业本”姿势。
网友评论
哇 你看得越来越认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