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晚年定论》29:“进德修业”别有用心处

《朱子晚年定论》29:“进德修业”别有用心处

居官无修业之益——若以俗学言之，诚是如此；若论圣门所谓德业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进德修业地头，不必编缀异闻，乃为修业也。近觉向来为学，实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误，而误人亦不少。方别寻得一头绪，似差简约端的，始知文字言语之外，真别有用心处，恨未得面论也。浙中后来事体，大段支离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极令人难说，只得惶恐，痛自警省！恐未可专执旧说以为取舍也。

这封信收入《朱子晚年定论》时，题为《与刘子澄》。

刘清之，字子澄，可以算是“高考”后撕书烧书第一人。系刘子和之弟，江西临江人。初受业于其兄。这家伙是个狠家伙，中举后，见到朱熹，听闻朱熹讲习义理之学，尽取之前所习一把火烧了，慨然有志于义理之学。吕伯恭、张轼等都与之神交心契，人称静春先生，一生著述颇丰。

“做官对于进德修业提升学养没有多大益处”——就世俗的学问观而言，确实如此；如果说到圣人之门讲求的进德修业便另当别论了，圣道学问一开始便不曾脱离日常事务，而只在文字上下功夫，如此才是孔门圣学进德修业的根本所在。不必标新立异编缀其他新的说法，如此才是修习德业。近来觉知到以前所做的学问，实在是有向外探求、浮于泛泛的弊病。不仅耽误了自己，误导别人也不少。我方才另寻得一学为圣贤的头绪，似乎简约了一些，才知道在文字语言之外，真的另外还有可以用心的地方，可惜不能和你当面讨论。到浙江以后的事情，大都支离乖僻，恐怕不只是似正似邪、正邪不分的问题，让人很难说得清楚，只是静处时会感到惶恐，痛切警醒！恐怕不能只依照旧的学说来取舍判断今天的新问题。

对于“高考”后一把火烧掉“高考书”的刘子澄而言，丢下一句“居官无修业之益”，然后瞧不起做官的，做出终身以做官为耻的事一点也不奇怪。

今天，我们讲“进修”二字时，俨然是可以与学习、培训画等号的。实际上，它出自“进德修业”一词，“进”的是德，“修”的是业。至于学习、培训，压根不是同一个重量级的。

刘子澄之所以认同“居官无修业之益”，一定程度上便是因为对“进德修业”的误解。其实，对“进德修业”产生误解的不独刘子澄一人。

子张之所以师从孔子，首先是求“干禄”的。孔子因势利导，从学问的角度分析了如何保障有“干禄”好求。子夏因此看得明白，干脆一阵见血地讲出了“学而优则仕”的话，从此读书人连“遮羞布”也不要了，形成了“读书——求学问——出仕”的逻辑链条。以至于唐太宗看着忙于赶考的读书人得意的感慨——“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矣”。

鉴于这样的历史演进，刘子澄认同的“居官无修业之益”非但不是另类，反而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毕竟，“出仕”让读书做学问的目的变得不那么纯粹了，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很难作出不受功利心干扰的纯粹学问。

其实，不止刘子澄，王阳明的弟子中，也有类似的认知。有弟子认为家境所迫，自己不得不参加科考，以至于无法做真正意义上的学问。王阳明告诉他，科考没什么丢人的，不负父母长辈重托，通过科考承担起自己的家庭、家族责任，这件事本身就是真学问。

刘子澄所担心的何尝不是做官会耽误自己做学问。朱熹讲“若论圣门所谓德业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进德修业地头，不必编缀异闻，乃为修业也”。实在是正本清源，试图打消当时多数学者的误解，试图将“居官”同“进德修业”统一起来。

所谓“进德”不过是德性修养上的提升，所谓“修业”不过是处事效果的达成。这两点都不是仅靠闻见知识，仅靠穿求文字能够达成的。没有具体的事上炼，德不会自进。没有当下的去行动，业也不会自修。

诚如朱熹所言：“文字言语之外”进德修业“别有用心处”。

试想，离开了自己的本然之心，又能到哪里去进德修业，又能到哪里去求进德修业的效果呢？

如果唯有读书才能进德修业的话，书本未行于世，文字尚未产生之前，那些往圣先贤们又是如何实现进德修业的？

“进德修业”别有用心出处，其间要妙，朱熹“恨未得面论”，实际上也无法真正说清楚。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便是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