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读书的时候，绿皮火车还在服役。有一趟列车往返武昌和广州，票价71元，学生证半价36，深受广大穷学生和民工兄弟欢迎。广州火车站和武昌火车站距离超过一千公里，我想不出比它更廉价的交通工具。
那趟列车我共坐了两次，一次在大二暑假（卧铺），一次在大一寒假。相比特快直达的迅捷和卧铺的舒适，绿皮车除了价格便宜外，似乎一无是处。但有一好处是车窗允许自由抬起，乘客可以吹自然风，烟民可以吸烟。列车厕所里的秽物直接排下车，洒到轨道上。骚臭味儿从车窗随风钻进列车，让人进一步体会到贫穷的无奈。列车途中停站时，小贩推着货柜贩卖零食，泡面，烟酒。乘客从窗口交易，极为方便。此外，相比特快列车，绿皮车的乘客往往更热情，一路上说说笑笑，比特快上的一些提防生人，不苟言笑的邻座有趣的多。乘坐时间虽长，反而感觉过得更快。
2003年的寒假，我坐了一趟跨时最长的绿皮火车。这趟车的正常运输时间是14个小时，因为春运的缘故延迟了3个小时。
我校大一学生春节回家许多会穿上校服。校服款式效仿轮船驾驶员冬装，双排扣中长款，白衬衣小领带，还有一顶大盖帽，穿起来显得特正派，可以回家显摆一下。
我的座位靠走道。放置好行李，趁邻座还没来，我先坐进靠窗位透气。对面两个同龄人向我打招呼，大一的吧。我说是。
寒暄一番，算认识了。他们是大二师兄，一个驾驶专业，一个机电专业。从学校订票有一点好，同校生都在一起，可以相互照应。驾驶专业的师兄宜昌人，皮肤黝黑，矮而壮。机电的师兄咸宁人，大高个儿，皮肤白皙，戴着眼镜。
我坐好后，车厢入口堆积的乘客排着很长的队，还在向前挤，进了车厢的人又堵住了过道。我是从另一节车厢上来的，然后反向进入我们这节车厢。我说前面太挤，漂亮的检票员姐姐没为难我，可能校服也起了点作用。那两个师兄在车站内排队早，行李少，跑得快，最先冲进了车厢，避开了后面的拥堵之苦。
前面的人站在过道塞行李，后面的人过不去，上车的人更是卡在入口。一时之间抱怨声，吆喝声，吵闹声充斥着车厢，空气焦躁不安，仿佛酷暑降临，同时气味儿也污浊起来，无望的环境令人沮丧。我将脑袋伸出车窗吸烟，庆幸自己上来的早，而且先坐进了靠窗位。这时队伍中一个抱着婴儿的女人坐到了我身旁的座位。
“我坐一下哈，就坐一下。”她一脸的疲倦，挤车消耗了她太多体力。她的孩子在襁褓之中睡得很实，周围的喧嚣没有惊扰到他。我只觉得那是一颗炸弹，一旦醒来，必定是惊天动地的哭喊。我害怕婴儿。
“没事，你坐吧，这是我的座位。”我说。
解决拥堵的方法是，到座位的人先把行李塞座位下，人坐好，等后面的人都过去后再放置行李。可是他们大多站在过道把行李放好后才坐进去。队伍中有人嚷嚷着先让行，但是前面的人让了，下一排座位又堵上。后面的人推搡着，前面的人边抗拒边抱怨“挤什么挤！没看见前面有人吗？！”。一会儿后，还不等人上完，车门的列车员就吹了声口哨，还没上车的人更急了，队伍一度失去秩序。车厢内的局面也乱成一锅粥，但是过道的队伍依旧缓慢地蠕动着。其中有个七八岁孩子被挤掉了，哭喊着“妈妈”，他的父母已经钻到了前面，这时又往回挤，找自己的孩子。于是车厢陷入困局，就像一个人的食道被鱼刺卡住了，咽不下去，吐不出来。母子分离的景象就在眼前上演，而旁人无能为力。直到一个中年男人打破了困局，他架起孩子的腋下一把举起，伸给前面的人接着，经过两三个男人的接力，孩子被送到了母亲身边。
我记得那个男人，身材魁梧，四肢强壮，脸型方正，鼻梁高挺。络腮胡子刮过不多久，已经冒出茬，有种雄性的粗砺和沧桑。他的眼睛很大，熠熠闪光，那光单纯而炽热，理应属于少年。他背着一个常见的蓝色帆布背包，背包被撑得圆鼓鼓的。背带卷了，很细，深深地勒进他宽阔的肩膀。
记忆是不可信的，他好像又是一个矮而胖的男人。皮肤黯黑粗糙，肥厚的眼袋吊垂着，像垮下的裤子。脸上皱纹丰富，埋藏着许多悲苦。那双眼睛黯淡无光，却装着许多辛酸。他举起孩子时非常吃力，嘴里不停的骂骂咧咧。但那个蓝色帆布背包我是记得的，撑的圆圆鼓鼓，背带勒进了肩膀。
随着开车时间的临近，队伍被两旁的座位吸收去一些，终于松散了一点。门口堆积的人群也被渐渐“吞入”。外面响起“当当当当”的提示钟声——快开车了。列车员收起上车踏板，关上拉门，旋上三角锁，面无表情地从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往回挤。
火车猛的向前一冲，队伍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去，几个女人尖叫，然后队伍很快弹回来站起。终于启动了，所有人都舒心了，污浊的空气似乎立刻清新了不少。于是队伍又继续蠕动起来，一边堵塞，一边艰难地行进着，但是人们脸上的痛苦和厌倦已经少了许多。
我身边的女人站起身来，“谢谢你啊小伙子！”
我说，“再坐一会儿，不着急。人还多着，别把小孩挤坏了。”对面的师兄也劝着，于是女人又坐下。
一个和我一样穿校服的小伙子站在女人旁边，瞧瞧墙上的座号标牌，又瞧瞧我。女人见状又是一通感谢，抱着娃儿回到队伍中，不过这时的队伍已经像多节虫一样，走起来从容不迫。
我帮那位同学举起行李箱，塞进头上的行李架。
“尸体啊？这么沉。”我说。
那个同学笑笑，“给朋友带的（礼物）。”
我从窗边的位置坐回过道边，大家坐定了，又是一阵寒暄。这个瘦弱白净的同学是驾驶专业的，不用说也是大一生。
大一生这时入学不过半年，对未来职业的好奇心强烈，喜欢听师兄讲他们师兄听来的海上的故事。矮黑的师兄姓颜，十分健谈，和我们讲了许多关于学校和专业的趣事。有一个故事我印象最为深刻：一个水手在大风浪天气中上甲板，突然一个浪把他打进海里，所有人都说，完了完了，死定了。不料又一个浪从反方向打来，把他扔回甲板。这个故事后来我也和别人讲过，也听别人讲过，甚至是外籍同事。故事的真伪无从分辨，因为都是听说的。既然都这么说，就当是真的也没问题吧！颜师兄讲得非常生动，夸张的拟声词将情景描绘得活灵活现，仿佛他当时就在现场。多年后我尝试着复述这个故事，可是无论我怎么渲染，都无法讲得像颜师兄那样好。可能只有在当时的环境中才能体会到这个故事的奇妙吧——大一生的好奇心，颜师兄的热情，即将回家的喜悦，拥挤的车厢，污浊的空气，嘈杂的乘客，缺一不可。最后颜师兄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是他师兄告诉他的。我想，他的师兄一定也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或者亲眼目睹了这个奇迹。
乘客们都入座后，仍然有些人在过道中，他们前后瞧瞧，有几个坐到地上的行李上，还有一些倚在座椅靠背站着，这就是站票。买站票的人不少，除了过道外，车厢之间的衔接处，厕所附近也有好几个。他们脸上的神情麻木，全然看不出回家的热望。这应该不是他们第一次“站”回家了，他们已经准备坦然接受十几个小时的煎熬。
火车开了不多久，一个列车员从前面的车厢挤过来，逐一检票，开锁厕所，然后一路挤去下一节车厢。如果不是穿着制服，他能否横穿这一条条塞得严严实实的人肉车厢？
右边座位是三座的，坐六人，他们看起来是典型的民工模样，衣着朴素，相貌朴实，笑起来爽朗，讲话响亮。他们张扬的性情引人注意，车厢的气氛为之一变，不是嘈杂，而是热烈。陌生人聊起来像老乡一样，老乡之间像亲人。然后乘客们斗起地主，在那个还没有智能手机的年头，斗地主是打发火车上漫长时间最流行的方式。
大个子师兄说，可惜没带副牌。颜师兄说，一会儿到韶关站买一副。
到了韶关站，几乎没有人下车，却又上来一大批，之前松散下来的过道再次拥挤不堪。新乘客带来的汗臭味使空气凝滞，旧乘客抱怨着新乘客，新乘客抱怨旧乘客。火车开动后，乘客们再度融为一体，不分彼此。
过了一会儿，从前面的一节车厢传来金属的敲击声，过道的人纷纷站起，把行李挪开，让餐车经过。如果说有什么车可以在这颗星球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穿行，也只有餐车了。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挤过去的，明明连插针的空间也没有，它却能像幽灵一样穿过去。站票乘客的身体各种扭曲变形，被餐车粗野地推挤。他们无法抱怨——即便没人买那又贵又难吃的盒饭。终于，餐车离去了，向下一节人肉车厢推进。整个过程像一次强暴。
之前那个女人的孩子突然哭了起来，狭小、封闭的空间充斥着刺耳的嚎啕。女人解开扣子给孩子哺乳。旁边一个小伙子起身让她坐。同时把脸侧一边，继续火热地说着话。他们怎么那么多话呢？和我们年轻人一样。人不是应该越年长越沉默吗？有些人不一样，他们受了苦，但不悲观。
于是到了晚餐时间，大家开始泡面，一个来一个去。热气腾腾的泡面散发着各自的味道，窗户蒙上一层水雾。泡面这食物，闻自己的香，闻别人的作呕。各种气味混合在一起：牛肉，泡菜，香菇鸡——成了一桶泔水。即便空气有些冷，我们还是把窗户全开。我们几个都吃泡面，分享火腿肠，苹果。旁边六人桌太丰盛了，他们在韶关站买了大鸡腿，茶叶蛋，有个大叔带了一塑料瓶烧酒，整节车厢笼罩在酒香之中，让人感到幸福，富足。吃饱喝足后，他们继续玩扑克。
颜师兄买了扑克牌，我们也斗起来。硬座的座椅真是硬，开始并不觉得，坐久了就不舒服，我那时尤其瘦削，臀部饱受折磨。
到了晚上，站着的乘客能坐下的都坐下了，在自己的行李上，一部分站票乘客一直坐在早已预备的折叠小凳上。那些站立了许久的终于支撑不住，有的挤在旁边座位腾出的一点点空间上，半边屁股都坐不满，但他已经不能要求更多。另有乘客干脆坐在地上，他们抽着烟，小心地把烟灰掸在没人的空隙处。有座乘客已许多趴在桌子上睡了。靠过道这边的趴不到桌子上，只得坐着睡，像老和尚闭目打坐。
（后来绿皮火车退役，退出历史舞台，是中国运输史的里程碑进步。绿皮火车从七十年代开始服役，到那时已三十余年，它深入许多人的记忆，其中有欢乐，也有痛苦。当火车运输的舒适度逐渐提高后，绿皮车给人带来的痛苦也随之加深，这是两相比较的结果。）
靠窗的乘客占据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可以趴在桌子上“美美”睡一觉。原本不舒适的睡眠，中途难免会醒来，但是和其他人，尤其是连座位也没有的人比起来，实在幸福太多。我趴在桌子的一角睡了一会儿，手臂麻木后终于放弃，继续回到打坐休眠状态。相比之下，坐地上的乘客可能更舒服一些。他们虽然东倒西歪，看起来不体面，但是倚靠着行李上，反而睡的更踏实。
车厢陷入不安又深沉的睡眠中，直到被远远的吆喝声打破。一声声说快板似的唱声吵着向我走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拿着质地强韧的袜子叫卖着，旁若无人。大家正昏昏沉沉地努力进入梦乡，试图尽快度过这难熬的夜晚，这时全被惊醒。小伙子显然触犯了众怒，当他走到其中一排座位叫卖时，一个大约六十岁左右的老人家暴怒地一挥手，将他的商品打落在地。紧接着，他们爆发言语冲突。大家装作听不见吆喝声的努力彻底失败。
不必说所有人都站在老人一边。突然，小伙子哭了！一个人，吵醒了整条困倦的车厢，毫无歉意。只是被一位老人家打掉了几双袜子，斥责了几句，竟然哭了！接着他开始陈述自己的冤屈，他的嗓音沙哑而苍老，干涩得像戈壁中的沙砾。他说自己必须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指标，只为混口饭吃。小伙子一边说着一边擦眼泪。这时大家开始同情他，老人家于是闭嘴缄默。
小伙子见老人家不说话了，便絮絮叨叨说个不停，话锋陡转，从抱屈生活的艰辛转为指责老人的“欺凌”，而且没有停歇的迹象，仿佛老人是造成他悲惨人生的罪魁祸首。场面难看起来，有人叫他适可而止，不要得理不饶人。人们对争吵感到厌倦，只想卖袜子的早点离开这节车厢，可以多睡一会儿。
又过了一会儿，小伙子的倾诉完了，终于离开，袜子一双没卖出。我可以理解小伙子和老人，一个被生活压迫得无法喘息，一个在这样糟糕的环境中情绪容易失控。后来我在别的交通工具上再也没碰见半夜叫卖的。这一经历可以归结为穷人的苦命。穷人为难穷人，有理计较有理。
第二天醒来已经七点多，乘客们睡眼惺忪，疲乏依旧，心情郁闷。积极活跃的乘客渐渐的调整过来，叽叽喳喳地聊天，如早晨的喜鹊催人起床。大家轮流着刷牙洗脸，有的人为省事，用湿巾擦脸，嚼口香糖除口气。
这时距离发车已经过去了14个小时，春运期间晚点是必然的，尤其是绿皮火车。广播说预计晚点一个小时，开过了一站说预计晚点两个小时。这时我心里沮丧极了，告诉自己以后再也不坐绿皮火车，一定要卧铺。在春运期间的坐绿皮火车是一场自我摧残和人生磨炼。
15个小时，一个列车员来验票，主要针对新上车的乘客。驾驶系同学略带央求地问道，还要多久才能到啊？列车员幽默地说，等你坐到头上冒烟的时候就到了。
16个小时，我感觉自己头上已经快冒烟了。然后火车又停了下来，继续推迟抵达时间。一路上随着火车停停走走，有人下车有人上车，车厢也宽敞了许多。我羡慕那些已经下车的人，他们结束了自己的考验，回家与亲人团聚，然后饱餐一顿，美美补一觉。我也羡慕那些后上车的乘客，他们少受了这一路的折磨。
那个列车员说的没错，17个小时，我的头上冒烟的时候，火车终于抵达武昌站。
再后来我没有坐过绿皮火车（不包括卧铺），人生中有那么一次经历就够了——我的头上也是冒过烟的。
1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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