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教授在《历史学家的美德》一文中曾写下这样的观点：
我们熟悉的历史，包含着大量的神话与伪史，其中有些将会被揭穿、剔除和取代，有些则因史料匮乏、证据单一而使质疑者无可奈何。怀疑与批判的美德使我们不仅勇于揭破神话、创造新知，而且有助于我们在那些暂时难以撼动的新老神话面前保持警惕、保持距离。
……历史本质上是一种论辩，是一种不同意，一种对已有论述的质疑、纠正、提升或抗争，是在过去的混沌中重新发现或发明关联、模式、意义与秩序。如果沉浸在已有论述中不加怀疑、不加批判，那就成了旧历史的囚徒，就失去了选择的能力。没有选择能力，就不会有选择不同方式观察自己的能力，也就不可能生产出新的历史知识。史料自己不会说话，史料不是透明的、无辜的，它们是在特定情形下、由特定作者因特定目的为特定读者写下的。
可以看得出来，阅读历史中除了认识一段历史讲述之外，对个人来讲更为朴素的认识是通过阅读历史要学会质疑，而不是相信。一个健康的社会从来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对于历史而言，也一样。尽管有些历史叙述者致力于讲述唯一的、正确的过去，但历史的悖论在于----历史从来不会自称正确。
我们拥有的过去并非只保存在记忆中，大地上也并非只有一缕人烟。在他者讲述的故事中，也会捎带着我们的故事。从更为恢弘的角度来看，历史就像是一个分布式存贮服务一样，可能某一个节点会在某些时间内不响应，但不会完全丧失所有的服务响应。由此引申，他者讲述的历史是不是我们曾经拥有过的历史呢？或是，在不同的历史叙述中，我们会选择哪一个作为自己的历史来源呢？
历史作为已经成为过去的过去，从表面来看，它是死寂的，但从我们所面临的每一个今天来讲，它与我们又是关系万千重。我们一时心头上的一念起起落落，历史就已蠢蠢欲动。它究竟是死还是活？不好说。
郑小悠的《年羹尧之死》和杨讷的《刘基事迹考》这两本书展示是对于历史拼图的再复原。从行文布局看，《刘基事迹考》更有功力。对历史的探究，有人喜欢提出结论，就像《资治通鉴》一样。历史上的案例与药方从不会短缺，可多半遇到的情况是“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 还有些人则更擅长对历史提出质疑，相比而言，对于什么是历史和历史是什么这两个看似一样的问题而言，前者更加难回答一些。就像我们无法用今天的所作所为去解释昨天一样。
《刘基事迹考》只有252页，但此书的精彩之处是从第六章节“投赴应天”才慢慢开启，杨讷就像一位老练的侦探一样，总要等到人物全部出场之后，才会为我们解释在种种动机背后所引发的各种叵测何以发生的缘故。在考据的背后，《刘基事迹考》一书的质疑都集中在本书的第九章节“身后之誉”中。那一位唯唯诺诺和郁郁谨慎的诚意伯刘基在不断地捯饬中演变成传说中“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可能对此情形最为得意的不是那些趋炎附势的乡党，而是身居大内、生杀予夺的朱元璋。热衷《推背图》和《烧饼歌》的人是不会喜欢《刘基事迹考》这样的著述的。吃饭的事大过天，还是不要说破的好！从这一点来看，杨讷先生实诚了。
杨讷先生的另外一本书《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也是一册小书，172页。在这本书中有一句话在《刘基事迹考》也同样出现过，连出现的位置也基本一致。这句话是：
“本书由华夏出版社1996年初版，此次再版更正了个别错别字。”
配方没有变，回味照旧一样绵长。照理说，历史学家在时隔多年之后一定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添加材料和观点。但杨讷先生没有这样做。就凭借这一句极易被忽略的话，《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都值得一读。它会激发一种挑战，已成为历史的叙述是不是也会凝固不变？
《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一书要比《刘基事迹考》的叙述流畅许多。讲述历史比考据历史要轻松一些。《世界征服者》一书讲述的重点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崛起、西征、南侵。不过我需要提醒的是，在流畅的的阅读体验中，读者会不知不觉地陷入杨讷先生设定的历史迷局中。也只有比较过《刘基事迹考》和《世界征服者》两本书之后，我们或许能认识到杨讷先生的学家功力，不是讲故事的本事，而是提问题的眼光。
我们以为的历史和历史的以为从来不是一回事。伴随着杨讷先生讲述的“西征”和“南侵”这些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专有名词上，历史的多样性和可能性不止于发生在昨天的历史，也同样作用于今天正在发生的历史中。杨讷先生-----这位历史侦探，在讲述《世界征服者》的故事中，一反《刘基事迹考》中处处设疑的方式，行云流水般地将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三代的所作所为一倾而泻，在疾驰过草原的得得马蹄声中，读者会顺利地抵达《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第七章：千秋功过。按照一般历史叙述的惯例，这样的标题意味着总结和概括。前面的文治武功至此总要有一个评价吧！但《世界征服者》一书也是到此才张开了迷局的口子，让读者闲庭信步的走进来，在坐定之后，惯常的节目单并未如约而至。
在这一章节中，杨讷先生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原因很简单，因为采用了不同的衡量是非的准绳，我们的史学家要把成吉思汗的南侵作为中国的内部问题来处理，而把西征作为对外的问题。这样一样，就把我们推向一个老问题：成吉思汗是不是我们中国的汗？
-----是还是不是呢？是，是什么；不是，又是什么呢？
对于《世界征服者》一书的历史叙述而言，“西征”与“南侵”这样的历史名词本身就已经很讲究了。“西”与“南”是地理方位的不同，那么，“征”与“侵”又有怎样的说法呢？对于发动战争和经营帝国的人来讲，战争本身会事先约定是“征”还是“侵”吗？
更进一步的探究下，一场战争对于发动战争的人来讲，有本质的区别吗？那么，作为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而言，他从中亚草原出发，不论向西行，还是向南进，他会在乎是用“征”这个字还是用“侵”这个字呢？那么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我们为什么会分别用“征”和“侵”来讲述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所完成的事功呢？难道仅仅是因为“西”与“南”的分别？
方位的转化，会导致眼界和视角的偏差吗？还是说，我们在乎的其实只是能为我们所使用的那一部分历史。杨讷先生的《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一书的第七章就是这样突兀地跳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去掉着这一章节并不会太大影响这本书那一大段历史的讲述，但正因为这一个小章节的存在。《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就变得跟其他讲述同样历史的著述变得不一样。我将这种讲述称之为“历史学的历史”。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演变为我们能知道的历史的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或是信手拈来。正如我们为历史名词拿捏一个定义或名称时也是百转千回。
我在写就罗新教授的《从大都到上都》一书的书评时注意到，“蒙元历史”绝不会因为已经过去了数百年就变得简单起来。相比之下，“蒙元历史”更注重讲述，而非评价。稍微思想驰骋起来就会发觉，“蒙元历史”通常会成为难以逾越的一个跟头和踉跄。这一大段历史到底属于谁？或是该怎么讲述？到现在都还不是那么的泾渭分明。从这个意义上讲，杨讷先生在《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一书中的重点就是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历史不会重来，但“历史发生学”可以不断地重来。
有人说每一部电影都有一个“正确的版本”和“更正确的版本”。在刻意追求版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忽略了电影讲述的故事其实只有一个底本。我想，讲述历史也大概始终都会面临这样的两难境地。不过杨讷先生教会了我们一个更为直达的方式，那就是不妨对历史问一个：为什么？尽管这样的提问已经循环往复重复了无数次，但多问一次还是值得去做的。
让“为什么”和“是什么”频频发生，就是让“历史学”和“历史学的历史”中多一个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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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辽阔！《短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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