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

       

图文/王立兴

        国庆长假，又回了趟老家。若是平日回去，老巷萧条，老屋清冷，徒然惹得满目疮痍，国庆就不同了，时值秋收,弟弟一家必在老屋，有时西院的二大娘和四哥也在，他们的归去和秋阳的眷顾温热了老屋那盘孤寂的土炕。茅檐低小，竹篱柴荆，于我而言，是最好的去处。

        老家有一个土而不俗的名字---布袋沟村。

        从前的布袋沟隐在一片杏林深处。麦收季节，家家户户都有探出篱笆的杏子，领孩子的大人，无论从谁家的园子经过，用锄头一钩，就可以钩下一串红脸的杏子给磨人哭闹的孩子吃，若是碰巧男主人荷锄归来，或是小脚的婆婆端了瓦盆正要去喂食槛外的看家狗，一定会帮着探那更高处更熟一些的，连枝带叶一股脑地摘下来，让孩子撩起衣襟将那绿叶红杏兜了去。

        这是40年前的遥远的记忆了，我后来只顾着念书，很少回去，再回去时，杏树竟少了许多，那条从村口通往当街的大道也被一处新起的高墙大院占去一截，杏树因此被伐，大道从此萎缩。

        80年代，村里人翻修院落蔚然成风，富裕起来的人们需要更敞亮的房子居住，堆积如山的粮食也需要更高级的粮仓存放。人们的吃食不再是单调的玉茭子面窝窝、土豆烩白菜了，从粮房里随便量一升玉米或麦子出来，就可以和走村串巷的贬夫换食各种新鲜的果蔬。于是，挂满枝头的杏子不再是青黄不接时大人娃娃眼里热切的企盼了，人们将欣悦的目光从沉甸甸的杏树枝头收回，改换成一种发展的眼光去丈量树下那片前景大好的土地去了。

        终于，房舍院落理直气壮地延伸，杏树逐年减少，后来索性连村口杏园里那个瘪嘴的小脚老婆婆和她那温暖的小茅舍也一起消失了……

        然而没过几年，新起的宽宅大院竟然一下子闲置了起来，人们纷纷抖落身上的层层泥土，结成一股浩浩荡荡的务工大军涌向熙攘的城市，任那刚刚造起的漂亮房舍在寒来暑往中日渐颓败。说也奇怪，那批漂亮房舍，很快地老去，如同得了痨病的弃儿，身子骨和精神气，还不如那风烛残年的老屋。

        每次回到村口，我都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如今的村口更显寡淡了，这一道街上粉刷一新的白墙壁白房子，到底比土坯墙多带给留守的人们多少富足？我这个没扛过锄头的人也不太晓得，但我感慨，这寡淡的白色，这呆板的线条，这瘪平的轮廓，覆盖了的，岂止是那“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质朴颜色？甚至连那不成音律的鸡犬相鸣声也被禁锢在沉沉的高墙大院里了;这水泥浇铸过的乡村小道也偶有不成群的牛羊吆过，老羊倌的鞭子却再也扬不起当年的滚滚烟尘了;街头树阴底下的那些土台子、木墩子、石碾子，早在多少年前就不见了踪影，那些歇起晌来扛着锄头圪蹴在土台子上说笑话抬闷杠的男人们，和石碾子上趴着耍的光腚的娃娃们，还有那些哄娃娃的女人拣豆角的婆婆，现在也不知道都去了哪里……

        好些年了，也许是村里人的脚步太快，我又来去匆匆，无论我回归的心情多么炽烈，竟也沾不到布袋沟村的一丁点儿俗气和野气了。

        唯有进了我爷爷的这条老巷，我的心才能有所安顿。全村也大概唯有这条巷子，还留存着一点故园的气息。

        历经64年风雨蚕蚀，我爷爷年轻时亲手建造的两处农舍依然孤独而顽强地固守着一条荒芜多年的老巷。五叔常说，这一排房子比他还大一岁，1954年建成，爷爷盖此房舍曾经一天脱400个炕坯，是当时农业社一个工的十倍之多。每次回来，我都觉得，这老屋真像我爷爷，它之所以能在风云变幻中默默地经久伫立，大概也是融注了我爷爷的沉默和耐苦吧！

        大爷和二大爷是我爷爷的继子，在那个吃不饱饭单身汉遍地的苦寒年代，爷爷就凭着那一份沉默和耐苦，为大爷和二大爷娶妻盖房成家立业，巷子的前面还有一处院落，全部留给了大爷。后来闲置，门窗破落，残败不堪，唯有杏树满园，红杏累累，是我儿时解馋的乐园，90年代终被大爷卖掉了。

        如今所在的西院是爷爷当年分给二大爷的，二大爷去世后院子由四哥继承，四哥没有经济能力翻修，院里一切如故，后来二大娘和四哥进城务工，疏于照管院落，杂草断茎长满墙头，当院的俩颗杏树也无端枯死，院门紧闭，显出人去楼空的寥落。

        东院是爷爷留给三大爷、父亲和五叔的，父辈三人都靠着读书在外立业，院子自爷爷离世后基本闲置，唯我家人口众多，不得已母亲夏季回去务农，农忙时暂住歇息而已，黑窟窿洞也不收拾，几近坍塌。近年来弟弟几经辗转终于选择回乡种地，算来他才是爷爷真正的长孙，又从小最得院里众人疼爱，所以对这院落，弟弟也一定有着其他子孙没有的情感和责任，所以极为用心地修缮打理，终为家族众人呵护了一份古老的念想。

        老屋又被归人们和树上叽喳的喜鹊唤醒，院里到处都是故人的足迹———

        大门口的那颗老槭树早已作古，但我有着关于它的记忆:它那串铃般的果食让我捏不见它的种子;奶奶用镰刀在它身上砍下的那一团骇人的树毛虫被鸡们啄来啄去;还有奶奶告诉我这树的名字时，我曾纳闷这么好看的树，怎么就不能像猪窝旁的杏树一样结出能吃的果子。院中心的地窖也早在父亲时代就被填平了，我也能隐约记起爷爷把生了芽的土豆从窖里取出，我和奶奶撇去芽子把它们装进箩头，又去赶那啄食毒芽子的公鸡。东房的木门还是当年那样斜仄着，门栓也还是当年的门栓，门窗前几年已被弟弟用黄漆刷过，看上去却比从前更加低矮了。房梁上仍然吊着那个年近古稀的大箩头，我幼时一直好奇里面装的是爷爷的什么宝物，后来不知是父亲还是爷爷取下来整理，终于知道，里面全是父辈们写给爷爷的家信，还有几本认不得字的古书，清楚地记得还有姑姑的一本作文，打头一篇是写她的几何老师的，大意是老师纠正他的几何图形，说这样画固然好看但不准确云云。我忘了自己当时是几年级，但那时对姑姑的钦佩是五体投地的，钦慕她怎么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还能遇上如此气派的老师。后来才知道，这个气派老师原来是姑姑挪用了初中语文课本中的藤野，不过这也并没有因此减少我对姑姑的种种钦佩，因为大我十岁的姑姑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真是个无所不能的人。她剪出的窗花贴在奶奶家的窗户上，比村里任何人家的都灵动，剪窗花对她来说是手到擒来之事，小剪刀在折好的红纸上“嗖嗖嗖嗖”一剪一剜一剔，剥开来轻轻一抖，用嘴一吹，小米粒大小的碎纸屑纷纷飘落，一只震翅欲飞的小鸟儿就轻轻巧巧拈在姑姑那玲珑的手指间了。每逢春节前夕，奶奶家的窗格子最是生动，花红柳绿摇曳生姿，鸟兽鱼虫飞满窗格，常常招来麻雀嬉戏，奶奶却说那是馋嘴的“老家子”想啄食新粘的浆糊，我眼瞅着窗格子上停了半天的麻雀，心也快飞起来了，就央求姑姑逮一只回来，盘腿坐在前炕的奶奶就骂，但并不吓飞麻雀，奶奶娇惯每一个子孙，姑姑也不怕她。只见姑姑放下正在煤油灯上熏着的窗花样子，从后炕慢慢站起，蹑手蹑脚轻轻走近，奶奶说得果然不错，那馋鸟笃笃啄食并未察觉，姑姑走近，手臂轻轻抬起……我的记忆却就此断开了，因为我着实是没有捕捉到姑姑有着怎样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我只记得自己在紧张之余好像是眨巴了一下眼睛，再睁开眼睛时，姑姑手里已经稳妥妥地握着一只惊恐万分的小麻雀了，再抬头看那新糊的窗格子，多了一个拳头大小的黑窟隆，我高兴地雀跃，用线拴了麻雀耍去了，姑姑却在奶奶的埋怨声中修补那捅烂了的窗户，补好后，窗格子上又是一只灵动的飞鸟了…

      正屋里三代人拉过的那一架老风箱还在，儿时最苦的差事莫过于被大人逮住了拉风箱。奶奶是从来舍不得用的，所以奶奶做饭时，常常是种田回来的爷爷拉风箱，爷爷是个识得一些字的农民，性情温厚行事稳重，风箱拉得也极其舒缓有致，每当午饭快熟，调盘碗筷被奶奶端上炕的时候，我就站上炕沿，抱紧那根顶梁的朱红大柱子，在爷爷那舒缓有致的风箱声中“哧留”一下滑下，然后再上去,再滑下，这应该是比如今的滑梯更爽快的游戏了。后来爷爷奶奶离世，暑期我们姊妹跟随母亲回村，母亲做饭时常常逮一个来帮衬着拉风箱，这是我当年最犯愁之事，憋足了气“啪嗒啪嗒”猛拉，眼巴巴盯着那走风漏气的木锅盖也不见它冒出蒸气，当母亲要把一大笼屉捏好的大花卷上锅蒸时，才发现我早已把一灶的熊熊大火拉到全熄，还在鼓足干劲一顿猛拉，责骂是好的，屁股被绷一脚也是常事。

        如今我也像当年的爷爷一样舒缓地拉起风箱为秋收的人们做一顿午饭，灶堂的火苗欢快地蹿跃，锅里的蒸气袅袅升腾，房檐上的蜜蜂在巢边嗡嗡地飞进飞出，此时此刻，我该是世界上最富足的人了吧。

        炕上的五叔又指着灶台下的脚地对我说，他和再兴、世兴、必兴的胎盘都被爷爷埋在此处。这话他百说不厌，我也百听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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