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元旦过后一个月就到春节了，秀水县邮政局投递员吴天碰上的一封 “死信”还没有投递出去，这让吴天有些着急了。
吴天中等身材，浓眉大眼，整天骑着辆蓝色的电动车走大街串小巷，把邮件送到机关和居民家里。他负责的投送区被他串了个熟透，二十几年来在他手上没有出过一件“死信”。可是去年10月份，他碰上一封“死信”了。
这封信是台湾来的，寄给秀水县城秀峰乡迎仙市的何妹姑或王梅花收。
这秀峰乡是秀水县的老地名，现在叫秀峰镇。迎仙市也是老地名，既不是街更不是市，而是一个小小的村落。据说曾有个村夫叫许真君，在这里迎接过“八仙”中的铁拐李，合力斗败了要涨水作乱的孽龙，保护了村子的安全，为了纪念这件事，就叫这里是“迎仙市”了。
可是秀峰镇邮电所到迎仙市去找，根本就没有何妹姑或是王梅花。
这一年刚刚开通大陆与台湾的直接通航，这封来自台湾的信肯定是寻找亲人的。由于这封信的特殊性，邮政局决定让优秀投递员吴天来寻找收信人。
吴天来到了秀峰镇，找到了叫迎仙市的小村。问起何妹姑或是王梅花，年轻人都不知道，后来问到一个70多岁的老年人告诉他说，王梅花早就死了，何妹姑好像是初级社的时候在国营合作社里卖货，后来调到县里去了，就没有了消息。
初级社时候？吴天经过询问，了解到初级社全称是农业初级合作社，是1956年的事。而且后来到县里去了，什么单位？住在哪里？要到偌大的县城去找一个叫何妹姑的人，几乎是大海里捞针哪！
不过，吴天没有畏难。以前他也碰到过不少地址不详无法投递的信，但是他耐心地一个一个单位找，一条一条街道寻，顶多一个星期，“死信”就变成了“活信”，最终找到了收信人。可是这一回，虽然他上班时逢人就问，下班了闲聊也打听，却是一晃就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半点头绪。吴天不免有些着急了。
这天，吴天到一个住在五楼的退休老干部家送汇款单。按常规，每个单元都在一楼楼道口设立了一个信箱，邮递员把邮件投进信箱就可以了。可是吴天想，人家老干部年纪大了，上楼下楼多不方便，就上楼送到他家去。老干部非常感动，忙把他让进家里，又倒了杯茶给他喝。吴天道了谢，又顺便问起了何妹姑。
老干部沉吟了半天，说没听说这么个人。他见吴天一脸的失望，觉得过意不去，想了想又说：“不过，我以前在县百货公司工作，知道单位有过两个姓何的女同志，年龄倒是跟你说的相仿，也是从乡下调上来的，只是都不叫妹姑，现在早就退休了。”
有了一点线索，吴天哪里肯放过？他立即抓住不放：“那您知道这两个姓何的女同志叫什么名字？现在在哪里？”
“不清楚。有一个记得在文化革命时下放了，后来没有碰到过她。还有一个嘛——”老人皱起眉头又想了半天，说：“也早就退休了，不知道住在哪里。不过，那时好像听说她丈夫是林站的会计。咳，现在林站也撤销了。真对不起呀，小吴，没能帮上你的忙。”
“这就帮了大忙了。谢谢您啦！”吴天道了谢，告辞出来。
又过了几天，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原林站有一个会计的确有个姓何的妻子，但是她退休后到了省城儿子家去带小孩了。
通过同事朋友帮忙辗转找到这位何女士，她却不是何妹姑。她说原百货公司的确还有一个姓何的女同志，叫何梅思。文革时有人揭发她有海外关系，受到批判后下放到乡下的五七干校了。文革结束后，干校撤销，听说她回县城在街道集体办的蚊香厂上班。可是蚊香厂早在五年前就下马了，她也不知道去向。
得，这条线索又断了。
时间却不等人，照样一天天过去，转眼就元旦过后了，吴天不由得焦急起来。
吴天的同事小刘劝他说：“算了吧，找了差不多两个月了，把信退回去吧。”吴天说：“不行。这是台湾来的信，人家肯定是在找失散的亲人，把信退回去，不就断了人家的一线希望了吗？”说着，他露出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神情。
吴天是个孤儿。1973年发大水时，他才7岁。他家的房子在半夜里被突然冲出的山洪冲垮了，他父母都被压在废墟下。那天恰好他跟姐姐在外婆家做客，因下大雨不好回家就在外婆家住，这才捡了条命。从此，他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的孩子有父母，而自己却享受不到父爱母爱了。他深知失去亲人的痛苦，所以总是千方百计地把“死信”变成“活信”，尽力帮助那些失去联系的亲人取得联系，圆他们的团圆梦。
小刘见吴天露出那种神情，知道他是下决心要干到底了，也就不劝了，说：“你那封信反正也不靠一时半会的，先帮帮我的忙吧。我手上有一封上海大学寄来的信，是寄到城南石桥路附40号张天宇的。可是我找到了附41号，附39号，就是找不到附40号。问附近的居民也都不清楚。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吴天想，城南是新开发区，很多地方还正在施工，石桥路那儿更是显得乱，加上又不是自己负责的邮路，还真是搞不清楚这附40号在哪里。他想了一会儿，说：“你到城建部门去问问吧，也许他们知道。”
小刘说：“我早就问过城建局的有关人员了。他们说门牌号码是临时工钉的，具体情况他们也不清楚。”
吴天又想了一会儿，说：“石桥路的学生多半在附近的学校上学，这封信是上海大学寄来的，先到城南高中去问问，也许有学生就在石桥路附40号呢。”
小刘一听，连声说有道理，就拉着吴天一起赶到了城南高中。
找到学校的政教处一查，果真有个应届学生家庭地址在石桥路附40号，家长姓名就是张天宇。他们又找到这个学生的班主任林老师。林老师说，他也没去过石桥路附40号，不过他可以下课后把这个学生叫来。小刘在等下课的时候，吴天又见缝插针地向林老师打听起来，问他知不知道有个在原蚊香厂工作的姓何的女职工。林老师笑着说：“你问巧了，正好我妈就是原先蚊香厂的，你去问问她吧。”林老师家就在校园内，于是就把吴天他们带到了自己家。
林老师的母亲也是60多岁的年纪。自从蚊香厂下马后，就专门在家做家务，照顾儿子和孙子。她很健谈，一听要问蚊香厂的事，就打开了话匣子。她说蚊香厂在1964年那年来了个姓何的女职工，叫何梅思，原先是在秀峰乡供销社的职工。因为她业务好，又好学，加上是抗美援朝的烈士的妹妹，就调到百货公司来了。
文化大革命有人贴大字报说她有海外关系，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但是也没有证据，稀里糊涂地批斗几次后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文革结束后干校撤销，才到蚊香厂。这个何梅思成天只是默默地干活，从不多说话。
吴天一听，忙问知不知道她的父母。
林妈妈说：“到98年我们厂下马，我们在一个厂子里20年了，从没听她谈起过她父母事，我们猜她的海外关系可能就是她爸爸。那年月，这是个敏感的话题，我们也不好问她，可是改革开放后也没听她提起过，也许是不在人世了。她妈妈听说早就死了。”
听到这儿，吴天已确定这个何梅思就是自己要找的何妹姑了，于是又急切地问她现在在哪里。林妈妈说：“前些天上街买菜还碰到过她呢，她还邀我去她家玩，说是住在石桥路的附40号。”
林老师和吴天、小刘三个人几乎同时叫了起来：“巧了，要找的那个张天宇不也在附40号吗？”
正好这时下课铃响了，林老师立即找来张天宇的孩子，一问，原来上海大学的来信是张天宇为孩子要的招生信息，而何梅思就是孩子的奶奶。
吴天好小刘高兴得互擂了对方一拳，哈哈笑了起来，连忙跟着孩子七弯八拐来到了石桥路附40号。
何梅思正在家准备孙子的晚饭呢。
面对这个头上已有不少白发、脸上刻满沧桑的女人，吴天控制住激动的心情，小心地问：“你就是何梅思？你认识一个叫何妹姑的人吗？”
何梅思疑惑地看着吴天：“咦？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
吴天更激动了，又问：“你认识王梅花？”
“那是我妈呀。你是谁？”
吴天顾不上解释，忙拿出那封台湾来的信，郑重地交给何梅思：“可找到你了。”
何梅思接过信，愣住了。慢慢地，眼泪就溢出了眼眶，顺着面颊往下流。突然，她转身就跑进里屋，在一张放大的遗像前跪下，颤抖着声音哭着说：“妈，哥来信了，哥有消息了，您可以瞑目了！”
原来何梅思小名叫妹姑， 1950年12岁，欢天喜地地欢送戴着大红花的哥哥何思参加志愿军赴朝鲜抗美援朝。后来抗美援朝结束了，哥哥也没有回来，她也到18岁了，就作为烈属安排到乡供销合作社做了一名售货员；做了领工资的人了，再叫妹姑不合适，又因为她母亲叫王梅花，哥哥又一直没有音讯，思子心切，一病不起，这年就亡故了，妹姑因此就取了个大名叫梅思。梅思姑娘很努力，不仅业务出色，而且自学文化，后来就调到了县百货公司。
这封信是她哥哥何思寄来的。作为朝鲜战争战俘，他有两条路，一是回大陆，回到自己的家乡；一是去台湾，在国民党的部队继续服役。他经历过土改运动，知道被俘的人会永无抬头之日，就去台湾了。
现在台湾和大陆的关系缓和了，允许到大陆探亲，而且，离家50年了，他也70多岁了。人老了就特别思念故乡和亲人，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母亲和妹妹，就先写了这封信试试。谁知正好碰上了吴天这个认真负责的邮递员，把他的一线希望变成了现实。
2003年春节前夕，何思坐直航班机回大陆，然后辗转终于回到家乡了。五十年后，兄妹终于重聚了。何思老先生感慨万千，兄妹俩唏嘘不已。
年三十，他们一家在海天大酒店定了两桌年夜饭，把吴天作为贵宾也请了去。年近80的何思老人拉着吴天的手说：“吴先生，你的大恩大德，老朽无以感谢，信笔涂鸦了几句，万望吴先生不要嫌弃。”语毕，拿出一帧裱好的条幅恭恭敬敬地递给吴天。
吴天接过后徐徐展开，只见条幅上用遒劲的行书写着四句诗：
海峡隔断五十年，兄妹重聚梦已圆。
觅踪传鸿恩似海，信使佳话永留传。
网友评论
老爹，有一点我整不明白：抗美援朝的战俘，怎么被送到台湾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