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女》的硬伤

《白毛女》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了。

河北某地杨各庄有一户人家，父女二人，父亲叫杨白劳，女儿叫喜儿。大年三十的晚上，风雪交加，在外躲了几天债的杨白劳以为总算能躲过了地主黄世仁的逼债，偷偷地回到了家，用卖豆腐的钱（注意：他是个豆腐匠）买了面，还给喜儿买了红头绳，父女二人“欢欢喜喜”准备包饺子过年。

可是这时地主黄世仁的管家穆仁至突然来到杨白劳家，说东家要请杨白劳去谈谈。

谈什么？当然是谈杨白劳欠的债。杨白劳还不起，穆仁至就给出主意，可以用喜儿抵债，最后杨白劳被强迫着在喜儿的卖身契上按了手印。

后面的情节就是，杨白劳被逼得走头无路，喝卤水死了（注意：是喝卤水死的），死在了大年三十的雪地里。第二天，喜儿醒来，发现了父亲的尸体，悲恸欲绝。这时，穆仁至拿着喜儿的卖身契带着一帮狗腿子来了，强抢喜儿进了黄世仁的家。后来，黄世仁强奸了喜儿，再后来，喜儿逃出了黄世仁的家，逃进了深山变成了白毛女。最后，共产党来了，白毛女又回到了杨各庄，又变回了喜儿。

全剧的主题就是：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这出剧被奉为经典，不知感动了多少人。据说，此剧在各地演出过程中，还发生过观众往台上扔东西打扮演黄世仁、穆仁至的演员，甚至还有战士举枪要打死“黄世仁”。

此剧的节选剧本还编入了中学教科书，不知现在的教科书里还有没有了。

我说《白毛女》有硬伤，那么硬伤是什么？在哪里呢？

《白毛女》的硬伤就是杨白劳这个人物。

通过上面的剧情回顾，我们知道，杨白劳是杨各庄的一名豆腐匠，这便是《白毛女》的硬伤。

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应该知道，在农村，有各种各样的匠：木匠、铁匠、瓦匠、小炉匠、豆腐匠。。。这些匠，都是村里的能人，经济上也相对比较自由、宽裕。如果说有地主剥削农民一说，他们也是最能摆脱地主剥削的人，至少，他们是受地主剥削最轻的人。他们中有的人还可能会把自家的铁匠铺、豆腐坊、油坊、酒坊开到镇上，开到城里，成为雄霸一方的富人。就算他们中的多数人生意做得都不大，也就是勉强维持家用，但在村里也是自由的，也是手头比较活便、多少有一点积蓄的人。

那么，杨白劳就是杨各庄的豆腐匠，他应该是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如何就混得连纯靠租种地主家土地过活的大春家都不如，还要出去躲债呢？

剧情里说了，杨白劳是给父母看病，葬父葬母向地主黄世仁借的高利贷。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杨各庄，像杨白劳这样的豆腐匠，应该是还能胡乱请个郎中来家中瞧瞧病的，拿着郎中开的治不好病也吃不死人的方子，胡乱抓几副药，也应该还能抓得起的。至于病没治好人死了，发送死人大概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也不会太大，毕竟不是富甲一方的人家，弄一口棺材，村里的左邻右舍帮帮忙，面子上过得去，也就过去了。

杨白劳是个豆腐匠，家里有个小作坊，按理家中该有一点点从牙缝子省出的积蓄的，如果他是一个正常持家过日子的人的话。父母生病到过世，以及喜儿母亲的生病、过世，这对一个正常持家的豆腐匠杨白劳来说，当然也是不小的压力，家中那点捉襟见肘的小积蓄自然也应该不够，向地主黄世仁借一点所谓的高利贷也是可能的。但杨白劳有豆腐坊呀，他辛苦一点，多做一点豆腐拿到集镇上去卖，按期还清黄世仁的债应该是可以的，即便一时还不清，也不该越欠越多啊！在农村就是这样，你只要努力想办法还债，即使有一时还不上的，债主一般也不会逼得太狠，大不了多加利息就是了。但是，这前提是杨白劳得是个正常持家过日子的人。

剧中的杨白劳是怎样的呢？他不是积极还债，他是出去躲债；他的债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这不符合逻辑啊！

编剧们为了突出“旧社会让人变成鬼，新社会让鬼变成人”这个主题，刻意把杨白劳塑造成一个懦弱、善良、被地主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形象，把黄世仁塑造成一个残暴、流氓、毫无人性毫无底线的恶霸，把穆仁至塑造成地主的帮凶、无耻的狗腿子。站在当时的政治宣传环境看，这也都无可厚非。但编剧们太没有生活了！一心只为了突出主题，政治正确，而罔顾“生活的真实”。

生活的真实应该是怎样的？

其一，杨白劳是一个靠租种地主黄世仁土地生活的人。社会的动荡，无情的天灾，家中又接连发生父母生病、去世，妻子生病、去世，让杨白劳背了沉重的债，最后被逼卖女还债。——这样太平淡、老套，达不到政治宣传目的。

其二，杨白劳是个豆腐匠。但杨白劳是个好吃赖做的人，好赌，抽大烟，把家中微薄的积蓄败光了，还欠了地主黄世仁的高利贷，最后被逼卖女还债。

或者正面一点，杨白劳经历了父母、妻子的相继病故，精神受到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还染上了赌博、抽大烟的恶习，欠了地主黄世仁的高利贷，最后被逼卖女还债。

——可惜，这样就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正确，杨白劳就成不了苦大仇深的典型，更达不到政治宣传目的。

而这，正是杨白劳这个人物的硬伤，也是《白毛女》这整部剧的硬伤！人物失却了真实，就算主题再突出，人物命运编的再悲惨，也是闹剧一场，毫无价值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