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起来，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号报到至今，我在医学检验这个岗位上已经整整工作了三十八年。如果我能活到七十六岁，那么，于我而言，生命，有一半的时间我都在医院里，在显微镜下，和血液、各种排泄物打交道，想想，也是蛮吓人的。
三十八年来，除去偶而的外出公干，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过这座小城，或者说一直在这么个小小的、破败的、让人灰心丧气的眼科医院，想想，也是很没出息的。
报到那天的景像还历历在目。
十三个人（关于这，也许后来我会再详说。这“十三个头”是本县卫生系统历史上有得说道的一个代名词，有一段时间曾经成了一个事件） 集中在人民医院的院长办公室（不，那时还没有院长，叫书记）。那是解放前主教公寓的底楼最西南的一间，那天很冷，但阳光灿烂。
刘书记用他那军人特有的干脆利索，简要地说了一下我们的性质，是大集体人员，所以，不能进人民医院， 都属镇医院的。现在先借用在人民医院。先跟老医生学起来。
我家军，就学五官科。
我也要学五官科。宇叫起来。
哦。晓得了。 健，你学哈？健小声说，中医。
哦，明，你呢？
放射。
好的。放射。芳，你学哈
我爸爸叫我学中医内科。
中医就是中医，内科就是内科，到底是中医还是内科？（现在想起来，刘书记也不懂中医也是分内外科的）
芳一下子涨红了脸，爸爸说中、、中、、
那就中医。雪，你呢？
我真没有任何准备，父母也从来没有和我有过讨论，我木然地看着他，不知道说什么。
你妈是做化验的，你也学化验吧。
就这样，一句话，我糊里糊涂地做了一辈子化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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