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轴心时代之后，出现的最具代表性的三大宗教是儒教、佛教和基督教。这三种宗教，分别代表了对全能至善神的三种认识，确切的说，是对神的真理的三种追求方式。儒教作为一种宗教，一直以来都是有争议的，这是因为其教义指向的人生追求目标，是现世的、伦理的；而不是彼岸的、灵魂的。我们通常所说的宗教，多指轴心时代产生宗教，即关于精神信仰和灵魂永生的宗教。而这些宗教的创始人，往往就是至高者的人格体现。在他们的行为中，常常伴随着超自然的神迹。在基督和佛陀身上，这些方面无疑是具备的。而孔子却不完全具备这些特点。
虽然孔子被儒教徒奉为“圣人”，并且在祭祀中享有很高的规格，甚至超越中国历代帝王。但却没有人，将他视为神的人格化身。道教之所以没有儒教的这种争议，就在于老子在道教的教义中，已经是道的化身了，至少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在佛教的教义中，三位一体的法身、应身和报身佛，佛陀也占据了其中的一个位格。在基督教的教义中，耶稣是圣父、圣子、圣灵中的第二位格。而在儒教中，缺乏的恰恰是三位一体的教义。在伊斯兰教的教义中，也没有三位一体的教义。其创教者默罕默德被认为是六位大先知之一，是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位先知。
历代儒教的圣人，在孔子之前，至少可以列出尧、舜、禹、汤、文王、周公。但孔子作为“至圣”，在儒者心中无疑是具有最高地位的。可问题在于，儒教的教义缺乏超现世的灵魂追求，这也是佛教传入中国，并且迅速传播，拥有广大信众的原因。孔子悬置了彼岸和鬼神的问题，但并没有否定其存在。他是一位道德哲学家和伦理实践家，而不是宗教神学家。
儒教的创立者是董仲舒，是他将儒家学说与汉初流行的天人感性和五行学说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了儒教的教义。在汉初没有全能至善神的信仰，只有根据五行学说出现的五方天帝，后来才出现了一位至上神太一。董仲舒在这种信仰之上，根据儒教的天道哲学，将周代的礼乐文化，甚至传统的“敬天尊祖”祭祀宗教中的最高神“天”加以重新解释，就成为了汉武帝之后中国儒教的至上神。由此之后，中国的历代皇帝作为儒教合法的“大祭司”，一直被延续下去，直到封建帝制被推翻。
儒教对传统礼乐宗教的祭祀制度继承很多，这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民族宗教。这种现象在印度教之中，也有明显体现。印度教作为一种宗教，其继承的是雅利安人的婆罗门教。当婆罗门教在轴心时代哲学的影响下，所出现的新兴宗教，如佛教和耆那教的冲击下，开始衰落后，并没有完全的沉寂下去。而是在吸收新兴宗教的教义和哲学基础上，融合本身的神学理论，进而在之后几百年的时间里，逐渐的在印度本土重新取代佛教的地位，再次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宗教。
印度教又称“吠陀教”，是否承认《吠陀》经典的权威性，及其启示的真理，是印度教徒的重要标志。在婆罗门教的后期，作为造物主的梵天出现，从此婆罗门教由多神教向一神教转化。而印度教继承了吠陀教的神灵系统，并且将梵天进行三位一体的神学改造，形成了梵天、湿婆和毗湿奴三大主神，分别代表创造、毁灭和维系三个方面。在印度教的发展中，梵天的地位逐渐下降，而湿婆和毗湿奴的地位却相应上升，最后毗湿奴成为印度教中的至善全能神。在印度，对毗湿奴的信仰，以罗摩和黑天两派的影响最大。印度教将雅利安民族中古老的英雄和祖先，纳入庞大的神灵崇拜系统之中，甚至佛陀，也成为毗湿奴的化身之一。在印度教的几乎是开放性的神灵系统中，世界上其他几大宗教的神灵，也被纳入其中，成为毗湿奴的化身。
佛教在亚洲的影响是最大的，至少在轴心时代之后，几乎所有东南亚国家，都有佛教的信徒。一些国家在不同时期，都曾将之定为国教。但是在一些民族宗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和地区，佛教却只能作为次要的宗教信仰。儒教和印度教，都是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征的宗教。佛教在华夏和雅利安这些古老的民族中，很难作为主流宗教而存在，因为这些国家往往采取政教合一的形式。而只有当这些民族宗教作为国教的政权，被世俗政权取代时，佛教这样的世界性宗教，才有可能在这些国家取得较大的发展。由于佛教的神灵系统中，有很多婆罗门教的神祗，因此在南亚的一些国家，由于印度教的影响，同时也具有了印度教的特征。从一些南亚国家的佛像造型上，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影响的痕迹很明显。
二
中国轴心时代之后产生的宗教，都有天人合一的追求。由于天，即全能至上神，对人来说是神秘莫测的。因此，只有通过圣人，即神排遣的先知，启示给人的真理，才能让人得到神赐的恩典。这首先要求人对神的信仰，相信神是唯一、全能和至善的。而圣人是神之道的代言人，圣人的启示是通向真理的正确道路。其次，要按照圣人宣讲的教导，来追求生命的真谛和和灵魂的不朽。
儒、佛、道三教，分别以其教义的创始人为圣人，按照圣人的教诲和方法，追求现世道德完善和灵魂自由解脱。三者的主要差异，在于实现超越的途径不同。儒教强调道德人格的完善，偏重现世的有；而佛、道偏重心灵的解脱和精神的自由，倾向于出世的空和无。而三者的本质，都是通过个体的超越性追求，与最高宇宙本体的道相结合。中国的儒、佛、道三教，在明清时期出现了合流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三教虽然在教义上有所差异，但在神学上，都源于“天人合一”的中国轴心时代哲学。只不过其超越性的追求，所采取的方式和途径有所不同。儒教以“仁”合“天”，道教以“德”合“道”，佛教以“智”合“法”。
中国的轴心哲学，与印度的轴心哲学，在方法论上具有相似性，即都追求个体精神与宇宙本体的结合，即“天人合一”。但在本体论上又有所区别，中国的轴心哲学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宇宙最高本体道所化生的，每个具体事物的存在，都内在的分有道的内涵和属性，由此天人合一才成为可能。此岸与彼岸的差别，仅在于存在等级上的不同，即量，而不是质的差别。
而印度的轴心哲学，在本体论上是二元论，即世界由本体和现象组成。最高的宇宙本体即是现象的根源，又是超越于现世之上的，是永恒不变的真实存在。而现象世界却是变幻无常的虚幻存在。在佛教哲学中，现象界的本质，被描述为无。通过对现象空无本质的认识，而达到真实的存在，是印度哲学的最主要特征。尤其在佛教的教义中表现最为突出。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差别在于质的不同，是真与幻的绝对差异。这是印度佛教与中国儒道两教的根本不同。
中国的佛教，实质上是经过中国轴心时代“天人合一”哲学观念改造过的佛教。在承认“梵我一如”的观念同时，放弃了二元论的印度哲学观念，将现世与彼岸的差异消除。在这一点上，禅宗的哲学，在贯彻“天人合一”方面，甚至比道教更加的彻底。佛教，在本质上是一种哲学宗教，这是其与儒教的根本不同之处。佛教不承认神的存在，只承认抽象的最高精神实体。印度教与佛教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存在一个全能神。从这点上看来，印度教与儒教更加的相似。而道教与佛教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也只承认一个最高的宇宙精神原则道的存在。这种最高宇宙法则与全能神的区别，在于后者有一个位格的属性。“道”与“天”，“真如”与“梵天”的区别，即在于此。
佛教和道教都来源于一种反传统的哲学，而儒教和印度教，虽然也是哲学的产物，但是它们却继承了传统的民族宗教教义，即礼乐宗教和婆罗门教。因此它们更具有民族色彩和传统道德观念。宗法等级和种姓制度，只能是特定民族和社会文化的产物。因此儒教和印度教，不能超越民族性，而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在轴心时代，希腊与中国、印度哲学几乎同时出现。与中国的“道”、印度的“梵”一样，它的最高哲学概念是“逻各斯”，但是却没有因此而发展出一种哲学宗教。基督教的教义，是希腊哲学和犹太教教义相结合的产物。从这点上来看，其与儒教和印度教很相似，它们都是在对轴心文明前的祭祀宗教传统继承的基础上，吸收轴心时代哲学而发展起来的信仰道德宗教。但又与前两者有着根本的不同，这当然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儒教和印度教，其产生的背景是作为祭祀宗教的礼乐文化和种姓制度，在当时受到严重的挑战，加之祭祀原则的实效，使这两种宗教陷入名存实无的危机之中。
三、
在基督教产生之前，信仰犹太教的以色列人，对于先知预言的救世主，正处于一种强烈的期盼中。在当时影响较大的四个犹太教派别中，只有与罗马统治者合作的撒都该派，对此并不热心。而当犹太人的王，即弥赛亚耶稣真正出现时，他们不但不给予承认，反而与罗马总督一起，将救世主订在了十字架上。由此导致信仰救世主的信徒们，开始逐渐脱离犹太教，并向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传教。在基督教徒传播福音的过程中，作为罗马公民的犹太人使徒保罗，打破了外邦人必须遵守犹太人的戒律的一些看法，使基督的福音向所有人开放。这使得基督教逐渐的脱离了其犹太民族性，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宗教。
基督教的发源地巴勒斯坦，处于亚欧非三大洲的交界处。这种地理优势，使其教义迅速的由使徒和信徒传到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而儒教和印度教产生的地域，基本是以华夏民族和雅利安人为主的地区，其传播的范围有限，即使影响到周边的国家和民族，也只是在文化哲学层面，而不是宗教信仰方面。基督教的教义，虽然主要来源是犹太教的弥赛亚信仰和希腊罗马哲学。但是其教义，却包含了地中海周边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宗教因素，救主信仰、灵魂永生、末日审判、死而复活、道成肉身、三位一体、堕落救赎等。当这些来自亚、欧、非各民族和地区的宗教神学和教义，完全融入一种宗教之中时，在传播的过程中，是非常容易被接受和认同的。因此，基督教很快就在罗马帝国，拥有了广泛的信徒。并且逐渐的取代了罗马境内庞杂的祭祀多神教信仰。
基督教作为轴心时代之后的宗教，与佛教和儒教相似之处，在于对信仰和道德重视。只不过儒教与基督教信仰的是全能至善神，而佛教信仰的是抽象的宇宙本体和法则。但在本质上，这三种宗教，仍然和其他轴心宗教一样，是通过对其创始人所启示的真理的信仰和领悟，追求精神的不朽和永生的。轴心宗教的信仰，所追求的是灵魂和彼岸，其途径是对一定道德规范的遵守。善的行为是道德的体现，因此，善成为轴心宗教的核心价值，也是轴心文明的最主要文化和社会价值。
四、
轴心时期的文明，有其鲜明的地域性，在亚、欧、非的大部分地区，轴心宗教对于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轴心宗教成为国教，或者作为民族宗教的国家和地区，全民信教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东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分别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明圈。在这几大文明圈所覆盖的地区、国家和民族，先后由奴隶制社会，进入了封建制社会。横跨三大洲的帝国相继产生和灭亡，直至分裂为更小的封建王国。我们将这个时期进入信仰道德宗教和封建宗法社会，并且达到高度文明的近千年历史，称为中古时代。其开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年前后的轴心时代，以欧洲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作为其走向终结的标志。
西欧的中世纪，大约持续了近千年。在中世纪，尚未进入一种道德信仰文明的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许多民族，都还处于祭祀多神文明和原始巫教文明时期。直到中世纪结束之后，近代欧洲率先进入科技理性文明和工业社会的一些国家，在航海贸易和殖民活动的全球扩张中，把他们卷入了世界历史的同步进程，即我们称之为现代化的文明进程之中。
中世纪的信仰道德文明，在亚、欧、非形成了四大文化圈，即西欧的基督教文明圈、西亚北非的伊斯兰教文明圈、东南亚的佛教文明圈和中国的儒教文明圈。在这几大文明圈中，在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文化之外，尚有其它处于次要的文化，仍然作为边缘文化，在民间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在西欧，希腊罗马文化，对于文学、哲学和艺术的影响，几乎是无所不在的。并且在中世纪日益渗透到基督教文化的内部，并最终在文艺复兴运动中，重新焕发出巨大的生命力。不仅改变了近代欧洲，而且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
在西亚、北非和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文明圈，相对于基督教、儒教和佛教文明圈形成的要晚。作为一种亚伯拉罕体系的宗教，伊斯兰教的教义是在吸收犹太教、基督教，甚至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其创始人穆罕默德及其继任者，一开始就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国家，使这一新信仰更加的有利于传播和深入人心。伊斯兰教在其文化圈的发展过程中，几乎同化和吸收了所有本地和外来的文化。因此只有少数其他轴心宗教的文化，在其信众中保留了有限的影响。
佛教的影响几乎遍及整个亚洲。但是在印度教和儒教占主导地位的印度和中国，并没有取得优势地位。可是在东南亚和中国的西藏地区，其影响却是主要的。佛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作为一种哲学宗教，它的教义能与很多民族文化相结合。进而产生民族化的佛教，中国的东南部和韩国、日本的禅宗，西南部的密宗，就是这种文化交融的产物。
中国的封建宗法社会，一直是以儒教文明为主导的。但本土的道教和外来的佛教，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尤其表现在民间文化，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在魏晋隋唐时期，佛道的影响曾一度有超越儒教的趋势，而到宋代之后，新儒学的兴起，使儒教的影响又一次取得了绝对的优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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