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岸玄坛庙之上有一条仁济路，这条路的得名源于一座百多年前兴建的医院——仁济医院。始建于1896年的重庆仁济医院，是清代由英国传教士樊立德创办。
60年代的五院全景
仁济医院也就是重庆第五人民医院的前身，这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我对五院的记忆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60年代初，那时我3岁多，在五院托儿所全托。
托儿所
五院托儿所在疗养科的院子里，是一幢青砖洋瓦的别墅。当年传教士在玄坛庙创建了仁济医院的住院部，疗养科有三栋别墅就是他们的居所。1951年仁济医院由重庆军管会接管后，疗养科的三栋别墅有两栋就改为宿舍了，留下了一栋为医院托儿所和婴儿室。记忆中，托儿所的小床是白色的木质床，对于三岁的我来说，那个床栏杆很高，我还不会翻出去，因此，很多时候我就是坐在小床里自己玩，
托儿所里还有婴儿室，医院的女职工生了小孩，产假满了后就要上班了，孩子就在婴儿室里由阿姨看管。上班期间会有喂奶时间，这时候妈妈们就来婴儿室喂宝宝。
五院托儿所的环境很好，独栋别墅，房子的一边是一片草地（后来那块地种上了棉花，我们又叫那里“棉花地”），另一边是一条小路，旁边有一棵很大的黄桷树，那树枝尽情地伸展，庇护着一大片领地。树下有一张石桌子和四个石凳子，长大了一点的我们也常常在那个地方办家家酒。
当年五院托儿所的小朋友合影，最上面一排是老师和阿姨，倒数第二排中间为喻院长和李书记
托儿所的一楼有餐厅、游乐室、浴室、婴儿室，二楼是我们的寝室了。三楼是角楼，堆放杂物的地方，阿姨不准我们去上面。印象中有一个万所长，她的女儿叫万欣（名字不一定对），还有一个熊阿姨，后来熊阿姨离开后就是朱老师，张嬢嬢（佘妹的妈妈），李阿姨（周亚敏的妈妈）。
餐厅里两边是小朋友的餐桌，中间吊了一大块厚厚的帆布，帆布下面穿了一根木把，夏天热，阿姨就摇动那个大帆布，风就吹到坐在两边的我们，这样吃饭不那么热了。
托儿所有专门的食堂，灾荒年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白米饭。当然，馒头里面也混有松针，小朋友的大便上就有一根根的松针立在上面。托儿所也常常给我们熬骨头汤，汤里也有看见排骨。那时厨房的师傅是丁伯伯，他个子不高，对我们很和蔼，还记得他拿着一个长把汤勺，边舞边说，差点摔跤，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我很小被读全托，但心里是非常想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每次妈妈送我到托儿所我都要大哭一场，那简直就是生死离别的情景。我还记得，一路上妈妈都在对我说，到了托儿所就给妈妈再见，下个星期六妈妈就来接你回家，我也答应了，但是妈妈要走的一刻，我死活不愿分开，抱着妈妈的大腿声嘶力竭地大哭：“妈妈不走，妈妈不走......”，妈妈还是走了，我又朝着妈妈的背影边哭边喊：“妈妈再见，妈妈再见......”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泪眼朦胧。
1963年六一儿童节，五院托儿所小朋友在弹子石文化馆剧场外面合影
一次，我独自在托儿所外面的黄桷树下玩，几个阿姨在聊天，也没有注意我，我太想回家看妈妈了，转身朝着回家那一条路走去。从疗养科大门出来后我就直奔饭堂，因为穿过饭堂那条路我就可以看见五宿舍我的家了。走到饭堂外面，我怎么就看见了小舅舅，那是中午时分，他到食堂打饭，他看见我就问：“妹儿，你啷个出来了？”“我想妈妈了，我要回家”，他一听是我自己跑出来了，就对我说：“来我背你走。”我很高兴地趴在了舅舅的背上。哪知他背上我转身就朝托儿所方向跑，我在他的背上哭喊着我要回家，他根本就不听，我急了，在他的肩膀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后来他回家给妈妈看，那一块肉是被咬出了血，肿了。那次后不久，妈妈接我回家，我读走读托儿所了。
我和渝薇的友谊是1962年在托儿所建立的，那时候粮食还是很紧张，很多人得浮肿病，我妈妈总是省下粮食给我们，她也肿了。有一段时间，我爸爸每天可以拿回家一个二两的馒头，后来才听妈妈说那是爸爸去参加体力劳动每天得到的食物。我那时候非常瘦弱，爸爸就把馒头给我，让我带到托儿所去吃，渝薇的爸爸每天早上给她一个蛋糕，她也带来托儿所，我们就把馒头和蛋糕都分成两份，每人有半个馒头和半个蛋糕。我清晰的记得我们分蛋糕和馒头的情景。分的时候，总有一半比另一半稍稍大一点，但我俩总是让对方先选，每次都要推辞很久，把大的一份让给对方，最后还是我俩都闭上眼睛，然后拿一份给自己，那个情景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感觉很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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