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遗臭万年的“诗坛顶梁柱”
明朝文化百花齐放,却也有“拖后腿”的一项:诗歌。
特别是比起明代时争奇斗艳,今天更享尽“名著”光环的明代戏曲和小说来,明代诗歌的发展,却是相当的凄然:开国的一百多年,主要尊奉“台阁体”风格,以“颂圣德”为主题,内容流于呆板生硬。明中期起又流行“诗必盛唐”的理念,开始追求起盛唐诗歌的情怀境界,却也常见简单模仿,创造力十分匮乏。媲美唐诗的佳作?基本没影。
但晚明年间时,终于有一位牛人横空出世,为暗淡了几百年的明朝诗坛,漂亮撑起了场面。
对这位牛人的灿烂诗篇,不管是明清的名家,还是近代的大师们,那真是集体服气。“荣耀光环”更加了一堆。章太炎赞他“以王孟意趣,而兼谢客之精炼”,也就是集王维孟浩然等牛人的优点于一身。陈散原认为他“当标为五百年作者”,简直是14世纪至19世纪“中国诗坛第一人”。中国植物学奠基人胡先骕,更给他重要好评:有明一代唯一之诗人——读明朝的诗,必须先读他的诗。这就是明朝诗人里的“顶梁柱”。
但奇特的是,如果说起这位“诗坛顶梁柱”的人生,后世的仁人志士们,通常都要先来一声“呸”!清朝人修《明史》时,更是“削其诗不登艺文志”,明朝以来的各类戏曲里,此人也是标准的奸角形象,一登台就要让观众骂的类型。甚至到了民国年间,在他的安徽家乡,数百名前清秀才还集体撰文澄清,坚决不承认这位“顶梁柱”是老乡。老乡?丢不起那人。
如此名声臭大街数百年的“文学牛人”,正是明末一代风流才子,亦是载入史册的奸诈小人:阮大铖。
阮大铖:明清“最牛诗人”,为何却遗臭万年?二、大明文坛奇才
阮大铖,字集之,万历十五年(1587)生于安庆府桐城县(今安徽枞阳县),他生在富足的官宦世家,享受优越的教育条件,又兼天资聪颖,从经史子集到各种杂学,他都是“无不荟聚而掇拾之”。然后十七岁中举人,二十九岁高中进士,还做了东林党巨头高攀龙的得意弟子,年纪轻轻,就已名满天下。
而在文化繁荣的晚明,满腹锦绣的阮大铖,当然是给点阳光就灿烂。比如在明代戏曲领域,阮大铖就热情高涨,一生创作《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忠孝环》等十几部剧本。才思更是“狂飙”速度:代表作《牟尼合》,他十六天就一气呵成,长达四十六出的《双金榜》,他也仅有二十天,就酣畅淋漓交稿。而且各个都是爆款,上演就是票房爆满,甚至历经几百年时间考验,至今传唱不衰。
放在今天,如此有才华有速度的阮大铖,也必然是作品爆红的“大神级”作家,轻松霸占作家富豪榜。
而他在文学领域贡献更大的,就是诗歌创作。
在那个“诗必盛唐”风气流行的晚明年间,阮大铖首先一个重要突破,就是诗歌理论。针对那些掰碎了研究模仿唐诗的同行们,阮大铖漂亮提出了“传情”“志时”的理念。什么模仿唐朝诗歌?什么遣词造句都要效仿唐人?诗歌首先就要表达真情实感,要“传情”,不是生硬堆砌辞藻。更要“志时”,不能虚无缥缈的无病呻吟,能接地气触及现实生活感受,才有真正的好诗。所谓“盖闻才从情生,情从境感,心有所会,响亦随之”,正是阮大铖的真知灼见。
可别小看这简单几句,之前一度走歪数十年的明代诗歌,就这样总算被拽回到正路上,甚至清代至近代的戏曲小说等各领域,都从阮大铖这一系列理论里受益匪浅。
而在阮大铖一生创作的两千多首诗篇里,他更践行了这“传情”“志时”的理念。几乎每一首诗,都一扫晚明诗坛的“学唐朝”风气,句句充满灵动气息。崇祯年间的礼部尚书叶灿,更是一句话点中了阮大铖诗作的强大之处:“其诗有壮丽者,有澹雅者,有 旷逸者,有香艳者。至其穷微极渺,灵心慧舌,或古人之所已到,或古人之所未有”。写诗?他就是全能类型!
有多“全能”?比如阮大铖的《还山诗》,一句“山中暇日浑闲事 芳草春深抱犊眠”,道尽山中圣后的悠然自得。又比如写风景,他的《百子山别业》里,那“瀑水当轩落,清音动草堂”的风光,“晚集山灯下,依依话老农”的其乐融融,句句令人身临其境。甚至忧国忧民的情怀,更在他诗中句句渗透,比如《空城雀》里,那“白骨如丘陵,乱发如青苔”的惨状,又比如《洮州健儿行》里,那“若斩楼兰报天子,士女何惜倾壶浆”的呐喊,声声催人断肠。
读阮大铖的诗,就能读到关于晚明的一切,包括江南清丽的风光,士大夫闲适的生活,乃至北方不休的战乱,敌骑践踏的惨状……他的诗,就是一幅包括了欢笑与灾难的,晚明生活的图卷。在整个明代,能有如此创作境界的诗人,仅阮大铖一位。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拥有如此辉煌成就的阮大铖,会落得名声臭大街的地步?那就要说说阮大铖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追求:做官!
三、身败名裂的“名利梦”
其实,虽说阮大铖的诗篇里,充满着各种感人的情怀。但在阮大铖自己看来,他的“终极情怀”就一件事:做官。以他自己原话说:“宁可终身无子,也不可一日无官。”
而他那一身喷薄的文学才华,也同样是阮大铖仕途的“敲门砖”。写戏曲?那是为了拼命刷声望,抬高自家身价。写诗?他的两千多首佳作,绝大多数都是与朝中权力人物的应和诗,诗中那拳拳“真情实感”,全是为了拉人脉。
不过事实上,早年步入仕途时的阮大铖,根本不需要这么费劲。他是高攀龙的高徒,东林党的青年才俊,平日更以才学辩论闻名,天启初年时更是“人人以公辅期之”。甚至权阉魏忠贤编《东林点将录》时,阮大铖也光荣上榜,位列“没遮拦穆弘”,俨然东林党里的后起之秀。
可偏偏就在魏忠贤大肆整顿东林党的风暴里,一向形象良好的阮大铖第一次人设崩塌,掉屁股就投靠了魏忠贤,靠帮助陷害昔日的东林党“战友”,换来了太常少卿的高位。但那时的阮大铖,还是比较知羞,上任没多久就受不了骂声,拍屁股辞官回家了。
但这番卖身投靠,阮大铖也在东林党里挂了号,魏忠贤倒台后,在家赋闲的阮大铖,依然被东林党穷追猛打,几次出山为官的大好机会,全被东林党搅和黄。可这十多年的憋屈人生,除了继续磨练出阮大铖的才华,却也练出了他的厚脸皮。
终于,待到崇祯皇帝上吊,南明弘光小朝廷立国,靠着南明权臣马士英庇护的阮大铖,终于如愿以偿,一口气爬上了兵部尚书的高位。对昔日的“战友”东林党们,这位晚明大才子更是露出了獠牙,一边大肆的兴起大狱报复,一边拼命卖官鬻爵,恨不得一口气把好处全捞尽。危机重重的南明,当然也加速乌烟瘴气。南明在清军的攻势下一触即溃,身兼国防大任的兵部尚书阮大铖,确实是“大功”。
也正是在南明覆亡的危情年代里,名满天下的大诗人阮大铖,更是暴露了他人生最无耻的一面:南明不行了?不还有大清嘛,让我当官就行!接着又拍拍屁股投降了清军。在跟随清军南下的路上,六十岁的阮大铖,更是说出了他人生里最无耻,亦“名垂青史”的一句话:“我何病?我年虽六十,能骑生马,挽强弓,铁铮铮汉子也!”
说完这句话没多久,“铁骨铮铮”的阮大铖就身患重病,在清军兵营里一命呜呼。对这位“忠臣”的死,清军情绪也很稳定,随便找个地方草草埋了,连墓碑都没立,以至于尸体都不知所踪。做叛徒,再有才,也不被待见。
也正因这番无耻的晚年,阮大铖的名声,自然也彻底臭到家。他的代表作品,自入清以来就被各种抹去。《桃花扇》等经典戏曲里,更生动刻画了其无耻的形象:有才无德,哪怕有才如阮大铖,照样会牢牢盯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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