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成为了今年第一部、也是近年来十分罕见的，豆瓣评分破9的国产电影。
电影无疑是成功的。它所指向的话题也十分宏大——电影通过一个真实案件改编的故事，将“低价仿制药”与“高价正版药”之间的价格落差，以及“海外求购救命药”所导致的法律冲突、伦理冲突与道德冲突，深刻而尖锐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所有争议都可以归结为一句天问：当身患重病之时，如果存在一种能够救命的特效药物，价格应该定在多少，才合适？
一种是基于“保护知识产权”的定价——毕竟逐利欲望是创新动力的源泉，药品研发是一项前期投入多、沉没成本极高的，回报和成效却不确定的高风险行为。通常而言，新药能否经受疗效考验和市场考验，成与败的比率大概是1：10。因此研发药物，说是“九死一生”绝不为过。“创新”绝对是个大概率赔本的买卖。
因此，药企一旦研制出革命性的、疗效极佳的、攻克疑难杂症的新药，通常都会设置极高的专利门槛，以高昂的定价来抵偿其他药物研发失败所消耗的成本。这便是正版特效药物之所以“贵得离谱”的原因之一。
但另一种则是基于“道德伦理”的定价，认为应当把药物价格定在“每个患者都能消费得起”的水平，毕竟生命是无价之宝——如果“吃得起”和“吃不起”之间，纯粹就是一条生死相隔的天堑，那么制药和售药方出于商业利润，人为设置比药品造价高出许多倍的售价，势必也会面临道德的诘问和舆论的谴责。
这就是个多重抉择困境——法、情、理互相交缠，互相冲突的时候，到底怎么做才是正义的？
如果我们深入到全球的制药产业链内部，关注数十年来原研药与仿制药之间复杂的恩恩怨怨与法律冲突。我们就会发现，印度人民今天之所以能够享用“廉价仿制药”，背后可能付出了非常骇人的代价——这代价可能不是金钱，而是另一批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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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道称，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格列卫，2001年第一次被引入中国至今，格列卫的价格一直是23500元（人民币，下略）/盒，一盒一个月，一年就28万多元。而香港的则要便宜一点，每盒18000元左右，在美国定价为13600元，韩国为9760元每盒……在中国出售的价格“全球最贵”。而在印度，则是另一个极端，印度版格列卫价格仅为800—1000元/盒不等。
同样的救命药，在印度是“平民价”，在中国则是“天价”——这不得不令人炸毛抓狂。
很多媒体写手将印度廉价仿制药产业发达归因为政策支持、法律支持、市场支持，为当地政府面对欧美药企大鳄的强硬态度和议价能力叫好。但这些讨论无一例外地选择性隐去了一个关键事实：欧美药企在默许印度研发“山寨药物”的同时，也在以当地民众为“小白鼠”进行人体药物实验。
印度不仅仅是“救命药”的廉价生产工厂，同时也是一座盛产活人“小白鼠”的试药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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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网站“今日俄罗斯”曾报道，2005年以来，印度政府放宽了“药物试验”限制之后，几乎默许了欧美等各大药企在印度民众身上直接进行疗效测验的“特权”。这些“人体小白鼠”，覆盖人数多达60万—80万不等。据统计，7年内至少导致2644人在“实验”中丧命。
参与“试药”的“人体”，通常来自于印度的贫困阶层——在许多欧美药企大鳄看来，这个拥有全世界最多赤贫人口的国度，简直就是一座试药标本的富矿。
这些位于种姓制度低端等级的“贱民”，只需要很少的报酬就能引诱他们以身试险，体内被注入各种风险未知、副作用未知的药物——
这样的“实验”，法律风险实际上也非常低——因为参与实验的印度“贱民”们，大多属于文盲阶层，他们看不懂“试药协议”中如同“天书”一般的法律条款，也不知道“试药”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永久性伤害。
他们只知道只要乖乖配合，可以“领一些钱”，即使出现用药事故，这些“贱民”也不知道如何打官司，如何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
因此，“头脑简单”的印度低种姓人群，首当其冲地成为了最新药物的实验对象。《印度时报》曾于2013年报道称，在2007至2013年年间，约有2600名印度人死于药物临床试验中。
还有报道称，2005年至2012年间面向印度人群的475项试药项目中，仅有17项新药通过检查。而因试药死亡的人数则达到2644人，此外还有12万多例由新药副作用引发的其他事故。
为了极端压缩实验成本，这些国际巨头医药公司也不会赋予试药者什么“人权”和“尊严”。比如《印度斯坦报》曾报道，印度中部小城塞瓦格拉姆的公立医院里，中风诊室的病房里放着8张平板床，水槽漏水，墙上满是水渍。病房中放着两台老掉牙的机器。医院的电力经常中断，有时医护人员要靠手机的背景光来照明。这个“寒酸”的小房间却被德国某著名制药公司选中，作为它预防中风的新药的临床试验总部。
“死去一些人，造福另一些人”——这就是研制新药所必需承担的代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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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印度之所以获得“仿制药”的生产特权，获得相应的议价资本，与众多当地民众在“试药实验”中“牺牲”有必然的联系。但这至少打开了一个视角——隐性的利益交换和“潜规则”，药企与政府的某种“默契”，并不是空穴来风的阴谋论。
2013年1月，由印度最高法院推动，呼吁对印度国内临床药品实验进行约束，拟制定相关法规，并由印度卫生部长亲自监管临床药品实验。然而吊诡的是，这次万众期待的“严打”很快就被打脸了。
数据显示，2013-2015年仅仅两年时间，印度就有1335人死于临床试验。随着新药研发周期的加快，这条“死亡曲线”也正在变得越来越陡峭。
当然，作为全球医药两大巨头之一的瑞士诺华制药，也从未放弃过对印度本土“正版”市场的明争暗夺。
从2006年起，诺华公司就向瑞士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对印度药物专利法的“常青条款”提出异议，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终于在2013年结案——诺华败诉。
当时，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表示，这是里程碑性质的判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贫穷病人而言，是一重大胜利。
一位医药相关从业人员表示，药企大鳄与印度政府“扳手腕”，为何最后双方只能屡屡达成“维持现状”的妥协效果，其幕后内情也值得玩味——首先，药物的上市必须要以人体实验的数据为依托，而在全球范围内，欧美制药公司很难找到一个像印度这样人口资源极其丰富、维权风险又极低，优势条件得天独厚的“人体实验场”；
第二，许多发达国家的民众，也都曾通过印度廉价仿制药获益，比如在美国，正版格列卫也要13000元（人民币）一瓶，而美国人均收入仅为5万美元/年（折合人民币33万元）一年下来，也要吃掉一个美国人大半年的收入。因此大多数发达国家并没有强烈的动机去施压干预印度仿制药。
第三，诺华属于瑞士企业，而瑞士虽然物产丰饶贸易发达，但在发达国家共同体中，经济政治话语权却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这种种的现实因素交织之下，印度这片远离现代文明中心的土壤，终于开出了一朵盛产山寨药物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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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医疗资源分配这个问题上，更是如此。
在《我不是药神》的最后结尾处，影片提到“格列宁（片中治疗慢粒白血病特效药的化名）已经被纳入医保，再也没有人吃盗版药了。” 与其说，这句话道出了片外的现实，不如说这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2015年，据《北京晨报》报道，多地已将抗癌药格列卫纳入医保，最高可报销80%。报道称，许多参保患者每年服用格列卫的花费仅为4000—30000元不等。对于多数慢粒患者而言，这样的费用已经可以承受。
但医保改革毕竟是个系统工程，医保药物目录的增删，势必会引发一连串的蝴蝶效应。2016年，《中国青年报》以《媒体曝多地医院拒收医保病人》为题进行评论报道，各地也频频曝出“医保限额”的相关新闻。
另外，“格列卫”作为慢粒特效药物，只是对其中一类或数类患者管用，所能覆盖的患者群体不过10余万人，而中国癌症患者总数于2017年已经突破1400万人。比慢粒患者人数多出140倍的癌症群体，如何通过医保受益，如何再避免“因病致贫”的悲剧，将是未来更严峻的挑战。
这个世界并不存在“救世主”一般的“药神”——人类只能推动科学进步与合理分配，进行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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