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关怀

木子：生命中的关怀

前段时间我去了一趟西藏。

青藏高原无论从什么方面来说，都要比云贵高原恶劣、深厚得多。我走的是青藏线，因为川藏线不好走。可是，即使走青藏线，人们也体会到其中的艰辛。当汽车在海拔五千八百米的唐古拉山上穿行时，有些朋友就有了高原反应。虽然我从小生长在高原，对这多出的几千米还没有感到大的不适。但是，也避免不了因缺氧而导致的头晕。

唐古拉山在藏语就叫作“高原上的山。”在蒙古语里是“雄鹰飞不过的高山。”由此可见此山的雄伟。由于唐古拉山不像云贵高原上的山一样草木繁茂，而是光秃秃地没有一棵树，倒是给人一种苍凉的感觉。仿佛人已经在天地之间的临界线上了，任何生命的存在形式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只剩下纯净的灵魂和单调的色彩。这让我想到韩国导演金基德的一部作品《弓》。这部影片不管是从画面、人物对话还是背景音乐来说，都是极其的简单。但就是这样的简单搭配，却勾勒出一种宏伟的艺术结构。我想，唐古拉山上的景象和《弓》在根本的层面上应该是一致的吧！

西藏人民就是在这种苍凉中寻求生命的意义。他们的文化，受着极为闭塞的地域环境影响。要想到，在人烟稀少的地方生存，本来就是一件挑战人心的事情，更何况是在物欲纵横的年代。西藏是藏族人民聚集地，又由于宗教单一，这让当地人更好地保留一种原始的文化传统。例如在生死的问题上，西藏人一直有着自己的理解。虽然说这样的文化观点在时下较为保守，但从中暗含丰富的哲学意蕴。

这倒让我想起一件事情。我在拉萨认识个藏族人，一次在搬运东西时无意对他说：“你走上去一点搬。”他当场就火了，对我骂道：“你才上去。”我当场不解，事后才从相关的书籍里得知，原来西藏人对“上去”这个词汇是很避讳的。因为当我说“上去”时，在藏民眼里就是咒他死掉。据《西藏生死书》里记载，人在死后灵魂会从身体的不同的部位出来，这喻示着去往不同的地方。所以藏民会在人死后朝着头部凿一个洞，好叫死者的亡灵解脱生死，去往天界。

当然，关于生死的看法，我们也可以从藏民的葬礼中看出。一般内地所具有的下葬仪式有火葬、土葬、水葬等。而在西藏，却有天葬的说法。所谓天葬，是指人们把死者的尸体放置山顶，让苍穹上的雄鹰食其肉。这种独特的方式也只有在我国藏族和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当中存在。当然，举行天葬的仪式是相当繁琐的。首先要有一个主持天葬的天葬师，然后由他把尸体的四肢裁剪掉，并把胸膛刨开，将其内脏展露出来，最后等天上的苍鹰飞来吞食。这种原始而落后的下葬方式令人难以想象。但不管怎样，在藏民的心中，人死后必然会有存在的可能。因为雄鹰寓意着神圣、高洁，它能把死者带到天堂。

如果只把天葬定义为极为落后的丧葬方式，那么就很难看到其中浓厚的宗教情怀。因为这种丧事活动本身是对死者的一种情感关怀，而关怀的形式，是西藏本身的传统习俗所定制的，固然带有宗教性。

当然，并不只是藏民拥有这种情怀。前段时间我在读《西方哲学史》时，对柏拉图的灵魂回忆说感受颇深。在柏拉图看来，我们的灵魂本是居于至高的理念世界，但它下降到人间、附着在身体时人们便遗忘了一切。所以我们所有的学习和研究都是对理念的回忆。然而，有人认为这种观点带有极大的神秘主义，并对之后的先验哲学开创了先河。可是我认为并非如此，因为柏拉图的灵魂回忆说以及之后的转向说并非是空洞的理论说辞。他似乎是通过如同佛教禅定的方式来体悟生死，而其所指的理念，似乎是没有生灭的永恒性存在。在柏拉图的世界里，因为有了不变的一，才有了世界上的万物，才有了生存的法则。在中国哲学的术语里，理念就是“道”。当我们对道进行心灵上的体验时，其特点就不是哲学、理论性的，而是宗教性的了。

由此看来，无论是藏民的生死观，还是柏拉图的灵魂学说，都是一种终极关怀。人类之所以具有终极关怀，是因为人要寻求人之为人生存的根本意义。中国古代有句话叫作：“未知生，焉知死？”设若人们只遵从出生那刻起便一步一步接近死亡的说法，那么这一生也就暗淡无光。所以，千百年来，东西方的无数哲人才会如此执着于形而上学当中那个永恒不变的超验世界。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苏格拉底在面对死亡时那么从容。当苏格拉底的学生得知老师即将临刑时，曾试图将老师解救出来，但遭到苏格拉底的反对。苏格拉底给予的理由是：我要去的是这世界从未存在的好地方，你们又何必拦着？

也因此我们不难理解王守仁为何要对竹格物。因为他曾读朱熹的《四书集注》时一直深信格尽万物之理后会达到至高的天理。可当他花了数日功夫仍不见效时，才发现原来物不在心外，而在心内，致良知须在心内下功夫。

宋儒张载曾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是，在眼下的时代，人们因为热衷于名利上的事，而失去对生命本质的思考。我记得曾经有一部较为出名的美国电影，叫作《楚门的世界》。这部影片用着诙谐幽默的方式向人们提出了一个疑问：“人能否离开上帝？”这个问题恰恰和尼采说的“上帝死了”形成了呼应。在该片的创作中，导演为了能使观众看懂电影，于是给其中一位人物取名为基斯督。这和西方的上帝有着莫大的关联，同时也是电影所要揭示深层含义的关键。如果说《楚门的世界》正好是现代人的真实写照，那么我们的社会就基本丧失了对生命的关怀。可是，在偏远的西藏，人们能够坚持着一种传统，尤其是对生命本质思考的传统，是极其可贵的。生长在西藏的人们，也因淳朴而变得厚重，就像我在云贵高原上看到的那棵不知名的树，并非是它独特的外表格外吸引人，而是它在那大千世界中无言地坚守一方土地。

我想，这本身也就是对生命的关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