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的《什么是文学》这一观点真是伟大:文学是诉诸自由的。这本书给出了“文学是什么”的最好答案，阅读过程有种奇怪的体验，就像在努力瞄准一块移动的标靶
文学的初衷，在于获得艺术上的认可与情感上的共鸣，生活在广度与厚度上给人无数次的启示与经验，当这种启示在不具备人性价值或美感价值时，它会被看作是无必要的；当经验建立不起内在关联仍然如生活一样杂乱无章时，它会失去艺术上而只获得资料性价值。如果把文学看得太高（道德说教）或太低（低俗迎合），它都会失去客观与参照。
于创作自由而言，不仅仅内容和体裁，只要忠实于内心与视野，他的歌咏与愤恨，都可通过他的笔端渲泄出来，忠实于内心与视野，他局限中的认知所表达的仍出于自由。然而，全部的自由基建于认知的真实，不光表现在结论上，并且应当保留在认知与探索的过程之上。事实上我们并不在乎他的结论，当作者描述的观点与生活，离我们甚为遥远，这种过程尤为必要，通过共同的人性经验，我们可以对其作出鉴别和判断。文学的障碍在于本身认知过程与技术性表达，如尼采所说，这是戴镣铐跳舞，受困于思想与文字本身，但不能自己去设计障碍，象110米跨栏，刚想飞奔起来，会马上刻意做出跨越的动作。
人无法摆脱人性的固有矛盾，无法将自我提升到无色无味的高尚状态。我们只会描写被压制状态下的呼应，对事实的描绘以及摆脱超越这一事实的努力与局限，这样挣扎向前的人才会有意义。文学必然要关心更本质、更具冲突的社会问题。当描写偏离了人们的真实想法，偏离大社会的真实背景，将我们带入偏狭局促的视野，这种文学也仅有文字本身的意义，并没有引导性价值。经验所激起的人生体验与洞察力越多，就越被大家接受认可。没有了贞节牌坊这一说的时候，如果脱离人性的被压制的描写，再去否定与批驳这一空洞过时的概念是毫无意义的。
作家有道德观念与立场，不等于作品要有说教性，否则文学会堕入到因果观念。道德观念先于事实描述，这个观念会改变人物行动的轨迹，当他可能走进红灯区的时候，也许被安排去了图书馆；如果道德观念是插入型的，就象阅读夹杂着迂腐批文的古典小说一样，一边剧透一边批评，局限了读者思索的空间，打压了他的乐趣与觉悟。当我们对真实生活的认知与对剧中人物期盼微妙的结合起来时，情境具有的选择性正是文学的选择性。他对读者的劝诫是广义的（以读者来说是模糊的），也是隐蔽性，并不因作品成功而变得明朗起来，这种私密性一旦破坏，作品的魔力就消失了。就算是大师或其它引领者，对我们的指引也只能是隐性的。只有大家处于隐蔽安全的距离，这种交流才完全自由。作者是最广大的呼吁，读者是最自由的选择，但选择之后，他必然要深入到作者设计的氛围中去，文学的揭露也只是隐性的揭露，并非一对一的揭露，对这种现状期待做出改变，然而作者并不能给出答案，或者代替读者和主角做出选择。人应当是无名的来到社会，得到真实的爱意与打压。人生的化学反应藏在被动（即客观）上，文学亦然，客观中衍生的偶然性，我们会误认为新鲜感。
读者对作者下一步是无法预知的，作品的吸引力是使其决定是否走下去的原因，他被人物故事或某种叙述方法迷住了，始终保持着阅读的客观性（被动）与选择性（帮角色选择）。不可避免的在惊诧与熟习的双重气氛中走完阅读的旅程，他与作者交换意见，反刍生活经验，与主角探讨人生，某个场景与语言触起他的隐痛抑或甜蜜交织的回忆。作者能起到的警醒与感召作用，只是读者在人生旅途中受到的启示，这点上还蛮象宗教。文学犹如隔在个体与社会之间的隐性的、双向的凸面镜，我们通过镜面检视自身，又通过镜面洞察社会。这个过程是安全的，就象用一种私密而又公开的方式处置了排泄物。
生活不存在一个真理，或者一大单的真理，如果存在，只要把它们印成一本厚厚的书（别管它可能有多厚），大家遵照执行就行了。真理不过是思想与行为上的“纠错”，文学不可能跨越现实生活的“容错”而直接进入“纠错”的可能，仿佛为没有产生的病症研发出了疫苗。人生会失去了客观真实性，就象要两个敌人刻意的在镁光灯下拉起双手，并没有消除真正的矛盾，或者在慈善义演上被媒体摆拍的受到外部油腻腻爱意的被关怀对象。当显性的目的植入到文学内涵中时，感官从来没有离开欲望，文学就变成了功利性的东西，被商业化或粗俗化。它就象是影片中常有的那种被植入某种东西或是催眠的人，被另一个人遥控着指挥，就象恐怖片中的身后灵。想像力的外延所扩张时，并不会将文学的内涵散发出去，反而会将外延吸收，并且扩展充实它的内涵。
如果他为统治者写作，他的角度会变成双重角度，两种角度形成的误区终将淹没它的个性。如果作品中存在两个焦点，时时想作出高人一等的学究面孔，有一种对人生生拉硬拽的过程，就象武生被看不见的威亚拉着做出漂亮但脱离了地心引力的动作。它将事后的检视工作（即文学批评与市场反应）移到前面来做，如果一部作品还没有问世，他已然受到批评，这种先于创作的模具，等于用模具在套出一件件作品，生命的活力与敏锐就会消失。就种批评就会在形式上成为戒律与教条，文艺变得模式化、机械化。利用科技调配出来的婴儿，更进一步的恐怖性就在于此。所有判断不能有个总判断在前面，内部善恶机制不再是动态起作用，将外因替代内因，将别人的思维取代了自己的思维，我们的挣扎与判断总是被总判断吸收同化，个体便失去了意义，这个立场不再从别人的立场和经验上凸显出来。在这种禁锢中，文化逐渐失去了客观性与独立性，而正确性只是随之而失去的东西。
我们本来要交给读者审判的东西，变得是统治者要我们作出某种姿态，写作从隐性变成显性从A到B的推论，感觉会钝化，情感会粗线条，艺术结果的简单化本身就排斥了感觉与认知的多样化，过于真实细致的描述就结果而言就是一种潜意识的反抗。文学不再具有魔力与磁性，相反还一个劲的在做消磁。我们无法真实的感受时代变迁中人的思维与脉络，无法感知人的企盼与外界接触的敏感，无法了解人的习俗与偏见，结论上的粗线条必然会造成感知上的钝化与以及洞见上的粗陋。文艺并不是沾不沾铜臭气、当不当市场的奴隶问题，我们并不能摆脱市场，摆脱在写作时幻想讨好的读者群，这是自我在人群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后的结果。它有更深的渊源与理由。当总的价值判断起作用时，它便破坏了文学存在的客观性与封闭性，失去生命、思想诞生的那种惊喜，失去一种我们只能靠悟性去了解却无法洞悉掌控的规律。如果写作的状态不再自由，不是对广义上的读者而感发的，他的整套写作方式方法将会形成一种内向心力的萎缩与腐朽，会因为个体主观的消失而坍塌。
统治者想把现实的统治事实提升到统治的“必然合法性”，粉饰太平就成为和人民进行价值交换的心理基础。排斥“主旋律”以外的声音，把艺术手段和艺术结果焊接在一起，就象摒弃处理器，将显示器与内存连在一块。他会认为所有文学反映的都与统治有关，影射、曲解与捕风捉影，文字变得具有另一种魔力，不再以它所叙述的事情相关，而是变成比附与隐喻。统治者会造成这样一种矛盾心理状态：一方面认为文学不过是文字游戏，毫无触动统治的可能；另一方面又深知文化思想潜藏的力量，早早将其扼杀于摇篮。
也只有在极权或是专制型的政府，统治者才可能扮演道德层面的先知以及裁判，当他是道德型的威权时，你描写的丑恶和真实都是个刺激，会自然的认为在表现这个整体。事实上统治者就象道德层面的吸星大法，善的恶的全部给吸取了过去，留给作者的只是一张吸干了血的皮囊。我们的卑劣与萎琐在最初阶段就得到修正，作品仿佛装了一个净化装置，生活从这边进去，那边出来了蒸馏水。文学本来的净化作用，在作品生产之前就已经完成了，用生硬粗暴的方式格式化我们的视野与品位。限定的题材与结论从内外两个方向咬噬内容，就象被蚕食的一片桑叶。文学描写的不再是网状的此起彼伏的波动与颤应，而是象布满下水管道的世界，全部的东西都在隐秘中消化掩埋，经不起检视与暴晒。思考是他们的特权，我们的思考只会引起认知的混乱，在具体表现形式上会出现矮化与低龄化程式化作者的创作，文学不再是广阔无垠，而是象全家福式的浮现暧昧笑容的合影，不再对家庭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剖析。
把文学的好坏仅仅归结于表现的对象，不是从更广大的范围探求，而是先验性的文学向上的机械概念，无异于拔苗助长。善恶二元论是产生不了文学的，它摒弃了社会的矛盾，将社会从立体变成了平面，只有当我们怀有美好愿望去审视自己的行为时，才可能从道德层面承认我们某些行为是错的。事实上没有一个先验性对错标准存在。当个体经验与作品中经验重合，当野心与虚荣被重现放大，我们才能感动，知觉才会复活，回忆才会苏醒，文字开始具有魔力。当我们在作品找不到喜悦与恐惧，只看到做作与粉饰，它只是吹膨起来的一个色彩斑斓的气球。
我们有意拔高人物思想境界与行为方式时，事实上也扯除了这个形象在现实中的根基与可能。我们并不能制造单一的人与单一的价值观，也无法创造这样一本书，如果人们按照这样一整套“对”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进行操作。思想不能解决生活的实质问题，并不能本质上修正人性，他能够提出问题就不错了，最多只是在人类前行道路上竖上一块牌子“此路不通”与“禁止踏行”的底线与良知。思想在本质上并不是一架制造蒸馏水工艺的设备，它无法也不必要使人从一个混浊与混沌的状态提炼到无色无味。思想更强于发现社会整体道路性的危机，看出有些邪恶的东西也许出于美好的愿望，看到某些貌合神离的东西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思想除了给予方向性的指导外，还有就是教我们如何摆脱探知未知领域所获知真相时滋生的逃也逃不过的虚无。
当文学不是从下层吸取经验，而是从上层获取指导，那是本末倒置，将植物根与叶倒置的方法。一方面是指引方向的错误，一方面是写作经验的倒置，不是从事实与感情体会推导出结论，而是将结论架在上面，就象孙悟空被妖怪搬了太行山扛在肩上。这是有悖于基本写作经验的。不管是伟大的还是渺小的，但凡是有生命力的作品，无论何种题材，在作品规定的情境下，会产生读者对书中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的状态。“高于生活”不是生拉硬扯的高，“为老百姓”（为读者的另一种说法）也不是牵就俯送的为。我们也许是批判大众中似是而非的道德观念，表现他们低下的品格，凡俗的趣味，我们本质上并不发表意见，而只是客观表现，让他者自照形骸。
人并不能完全主宰命运，如果人的主宰与命运合二为一，生命就失去了观照，人生也成了印版。人如果对命运完全无法控制，生命将归于混乱虚无，就象满是噪点的荧屏。我们低劣的欲望改头换面的隐藏在某些高尚的情操之后，我们对暴力与强权的无限崇拜也会变成伟大的诉求，了解这些有什么用呢？我们费心尽力建立模板式的清淡如水的世界，感觉会失去它的自然反应力，如果每个人都理智明晰，所有感情都有正当的诉求方式，这个社会就会失去霉菌发酵的生态环境。只要自我空间与尊严不被社会彻底控制吸收同化，只要人与人还存在最广义的社会性的隐秘的接触（就象读者与作者的联系），个体仍然可以向社会探求质问，形成文学可能形成的第一声喟叹。
行为的正确性，事实上也包含在人类的不完美之中，文学除了响应召唤的意义之外，仍然具有补偿和折衷的机制：温情中浸润了死亡，阴影与光明交织，我们的情感必然会转变成一定程度的信仰与认知。生活有多复杂与痛苦，文学就有多少煎熬与挣扎。这是人生的宿命，也是文学的宿命。文学只有如人生一样向上看往前走，才能最大可能的褪去身上的累赘与硬壳，完成它的救赎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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