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者，以诡为业，其所为皆为利也！”这大概是很多人对巫的共识。
人们认为，所谓巫师，都是以行骗为职业，他们的所做所为都是为了利益！
事实呢？我们且来继续看看史前的“巫”是怎样的存在。
前已说了，古代的大巫，集合了王权与神权之力，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其权威，不仅在于宗教祭祀等礼神事务上，而且还表现在这个群体所掌握的知识文化及对氏族、部落在生产、管理等诸多方面的贡献，是早期社会的哲学家、天文学家、文学家、工匠及医者——妥妥的天之选子啊。
一、巫与王权。之前说到，巫是具有大能力的领袖。这在上古当然有一个极为漫长、复杂的演变过程。其中一个关键是，自原始时代的“家为巫史”转到“绝地天通”之后，“巫”成了“君”（政治首领）的特权职能。此处能窥到巫的两个特征：一是血源性，特别依赖高贵的血统（所以中国普遍崇拜祖先）；二是神权性，将神权与王权集于一身。
——在卜辞中，可以见到“巫”与“帝”常相关联，如“帝于巫”“帝东巫”“帝北巫”等等。在体制上有所谓“寝庙相连”，比如远古族群即使生活再简单，却少不了有一处庄而重之的祭坛，借以与神鬼沟通。资料显示，河南南阳卧龙区谢庄镇，发现了一处远古祭坛——日月坛。这是全国首次发现的刻有文字的远古祭坛，说明那时的华夏地区已开始步入有文字传承的文明阶段。再如后世大家族，都会有一处祭奠祖先或处理家族事务的祠堂。这里，“巫”通由“礼”，性存而体匿，后期巫术活动的仪典形式转化了，但巫的特征、性格、实质却长久地保存下来。
二、巫与天文天象。之前撰写24节气时，我就颇为好奇，中国的天文历法源远流长，“史前先贤”很早就发现了太阳太阴并行的“阴阳历”，发现了四时与降水之间的关系，发现了节气变化与万物荣枯的关系——简而言之，他们发现了农业文明的运行规律。
——然则，“史前先贤”是谁？有人说是伏羲，有人说是颛顼，而最完整的记录，是出自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天文训》。也就是说，24节气的形成，如《山海经》的成书一般，是经历了漫长历史的起源、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有懂天文历法的智者参与并不断修改和完善，直到西汉才形成系统的学说。而最早发现或曰参与其中的伏羲、颛顼，再或者其他谁，推而算之，也是满腹学识的巫，或大巫。
“巫”对天文、历法的掌握，这就是所谓“识天象”与“知天道”。考古发现，仰韶早期墓葬中已有惊人的天文知识。它本与“巫术礼仪”相结合，是“巫”的重要内容。“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汉书·艺文志》），羲和之官，出自巫史。《礼记·月令》中星座与祖先合祭。星宿变化可用占卜测之以定人事吉凶，凡此种种，便是与祖先崇拜（祭祀）直接相关的巫术活动的遗迹。
三、巫与原始道德。史前的巫集王权与神权于一身，这种以神权为主的治理和世俗权力的“威权”相融合的手段，促使先民产生对“祖先”“神灵”的敬畏，而又将原始道德伦理去附丽在祖先神灵身上，以此维护部落、家族间的社会与人伦关系，强化氏族团结。
——这种关系掺杂了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神灵禁忌及早期的天文、气象等因素，因此它常常使史前先民文化中的情感与理性、迷幻与科学相互缠绕，互相依托，共同形成原始宗教的神圣价值与道德观念。这种价值与观念，后来有意无意地渗透在儒家和道家思想体系内，是为原始道德。
“儒道互补”，之所以能互补，是因为二者虽异出却同源，有基本的共同因素而可以相连结相渗透，相互推移和补足。所谓“同源”，即同出于原始的“巫术礼仪”。如前所指出，巫术礼仪包含和保存着大量原始人们生活、生产的技巧艺术和历史经验。它通过巫术活动集中地不断地被温习、熟练而自觉认知。也就是说，巫术礼仪中所包含的科学认知层面，也在不断地理性化。
四、巫与医。中国史前文化中，巫、医亦一源，医最初写作毉。《说文》：“医，治病工也……古者巫彭初作医。”古代大巫，如神农曾尝百草，本身就是高明的医者；还有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相传为黄帝所作，因以为名。后世较为公认此书最终成型于西汉，作者亦非一人，而是由中国历代黄老医家传承增补发展创作而来 。《淮南子·修务训》指出，冠以“黄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藉以说明中国医药文化发祥之早，据此，本书作者虽非黄帝，但发祥根源直指早期巫医同系一身的大能。
早期的医治本身也充满着巫的形态。在驱逐病魔时，萨满祭司首先使用的道具是铃铛。信徒相信，铃铛一响，魔鬼俱消——祭司身上悬挂的铃铛是病魔最畏惧的。《诗经·陈风·衡门》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此“乐”的古字非常繁复，本来带着病字框，与“疗”的古字一般，充盈着强烈的行使巫医之术的韵味。
五、巫与工。工，《说文解字》注第一条巧饰也。即制作精巧饰品的人，这一类人最早是从哪分化出来的？对，就是巫。早期巫工一体，巫统管一切与神灵沟通的事宜，包括亲自设计打磨祭神用的礼器，后来大巫忙不过来，派生出专门制作精细礼器者，即最早的“工”。
六、巫与数。巫而数，中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数，是巫派生出来——但比与神鬼交谈的虚妄更加贴合实际与功用，是为卜筮。这中间，需要巫派生出来的“史”专职记录。而在我国上古文献和考古材料中，即以卜筮的记录最为显赫。卜、筮与巫直接相关，是由巫所发展出来的静态形式。“巫咸作筮”（《世本》）。“（巫）像布策为筮之形，乃筮之本字。……筮为巫之道具，犹规矩之于工匠。”据考古材料，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即有被烧灼作占卜用的（牛、羊、鹿）卜骨。龙山时期已有骨卜。龟卜是由骨卜演化而来的。而筮又由龟卜演变而成。
筮的一大特色在于数字演算。卜骨中已有成组数字，数的出现意味着替代巫的狂热的身体操作活动，人们开始以个体进行的远为客观、冷静和认知因素极强的数字演算，来明吉凶、测未来、判祸福、定行止。在初期，数字常与图像相连，是某种“象数相倚”（王夫之）的图像—数字系统。它的成熟形态就是所谓“河图”、“洛书”、八卦和周易。保存下来的《易经》，普遍认为作者是周文王姬昌——而他本身就是当时的一代大巫，且掌握术数，成就了天书《周易》。当然，后人认为其并非一时一人之作，与《诗经》《山海经》一般，是经过漫长时间记录修整而成的。
《易经》最大的标签是“巫术礼仪”通过“数”（筮、卜、易）而走向理性化，但它同时又保存着巫的特质：
1. 卜、筮服务于人事，主要服务于王的政治活动，世俗性和实用性很强烈很明显，与巫君的政治统治密不可分。
2. 卜、筮有一整套复杂繁难的技巧规范，特别是数字演算的复杂系统。
3. 卜、筮均为预见未来，它不单纯是祈祷，而是向祖先（神）提问，要求回答（并且常常是必须回答即必有回答），以解决疑惑，决定自己的行动，趋吉避凶。
4. 卜、筮虽为理知性、认知性很明显的活动，仍饱含情感因素。
这番字离题太远了，不过本来就是兴之所至的闲读。以上对于巫的解读只作为参考，不可尽信，有兴趣的也可以继续考证探讨。然则，古老的巫是怎么来的？还有什么特质呢？
青旅涛哥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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