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逐渐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那个时候，很多家庭，为了要男孩，不惜逃荒到异地或者将闺女送人，来换生儿子的机会。当时的人们肯定想不到，多年后的中国，会为了提高人口出生率而鼓励生二胎、三胎。田柱子一家如果放到21世纪20年代，那绝对是为社会做了重大贡献，积极响应国家人口政策的典范。可惜那是多年后的政策，就八十年的人口政策而言，田柱子家属于严重超生。每到年底，大队计划生育部门就会逐一找超生的人家要超生罚款。
这一天，外面特别冷，零下三十来度，田柱子就没出去堆肥。留在家里和和孩子们搓苞米。他在炕上铺一块大塑料布，上面放着很多苞米棒儿，李荣还有几个孩子都围坐在旁边跟着一起搓。每年这个时候，大部分家庭，大量的苞米还堆在院子里，一般都是第二年春天再脱粒，这样苞米的水分小一些，卖的价钱可以高一些。扣除蒸发掉水分的重量，总体算下来，还是能多挣一二百块。这对于田柱子家来说，已经是非常可观的收入了。每一分钱，每一毛钱，都要精打细算。在苞米没有脱粒之前，想吃苞米的话，需要人工搓苞米粒。小孩子们比较喜欢搓苞米，觉得很好玩，如果妈妈李荣心情好，还会给她们炒一锅哑巴爆米花，这是一种棕色的熟苞米粒，是没有炒成花的爆米花，如果再放点味精的话，可就又香又甜了。
“妈，昨天我刚从岗子上带回来一口袋细沙，那沙子可好、可干净了，我们今天正好可以蹦爆米花。”二丫头说。
三孩儿和老丫一听二姐这么说，马上都快流口水了。
“蹦爆米花可是蹦爆米花，别炒完一窝蜂的都吃了，管不住自己的嘴。”李荣说。
“不会的，不会的，你炒完爆米花，之后给我们每个人分一分，自己吃自己的，吃完了就没有了，这样多好。”二丫头的鬼主意最多。
“每次都是你最先吃完是吧？”大孩儿说。
“那又怎么样，三妹那有，我俩一起吃，气死你。”二丫头很自豪自己和三妹是个联盟关系。
“我也不知道老三是咋想的，你给她啥好处了，每次都分给你。”大孩儿也想不通三孩儿的行为。每次大家平分的东西，三孩儿总是看着大家先吃，自己不吃，等大家都吃完了，她再把东西拿出来吃，大家都馋的流口水，她谁也不给，除了二丫头。
三孩儿在那不说话，就听两个姐姐在那斗嘴。
“我给大家出个题，看谁能抢答上。”田柱子说。田柱子对于女儿们的斗嘴从来不制止，不批评，但是，他会默默的转移话题，话题的内容永远与学习有关。
“说我家养了几只小鸡和兔子，鸡有两条腿，兔子有四条腿。小鸡和兔子加一块一共有16只，腿一共有44条，问我家有多少只鸡，多少个兔子？”
“我知道，我家有15只鸡，没有兔子。”三岁的老丫张嘴就来。
“哦，你怎么算的这么快？”李荣被老丫的快速反应能力惊讶了。
“你不信你去我家鸡架看看，里面就是有15只鸡，但是我家没有养兔子。”老丫认真的说。
“哈……哈……”大家听了老丫的话都笑喷了。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老丫很迷惑。
“咱爸那是假设，是在出考题，咋啥都不懂。”大孩儿说，上了一年级的她，觉得比弟弟妹妹们懂的多得多。
“嗯，老丫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再听听其他人的看法。”田柱子不想打击老丫的自尊心。
“鸡有10只，兔子有6只。这个我在学校学过。我会列算式。”大孩儿说。
“我不会列算式，我也知道答案。”二丫头总是想抢风头。
“哦？你说说怎么算的。”田柱子问。
“你看，如果我家都养的是鸡，那应该有32条腿。但是，现在有44条腿啊，这多出来的12条腿是谁的啊，肯定是兔子的，每只兔子比鸡多2条腿，那6只兔子就多12条，所以兔子就6只，那鸡就有10只了，对不对？”二丫头分析的头头是道。
“嗯，有道理。”田柱子虽然心里觉得二丫头说的非常好，但是他从来不会夸奖孩子，一是他本身就不善言辞，二是他不想让孩子们骄傲。
一家人正聊的热闹呢，这时候康晓玲和六队的计划生育干事王敏又来了。田柱子和李荣见状，马上下地，穿上鞋，把苞米往炕里推了推，赶紧让康晓玲和王敏坐在炕沿边。康晓玲是一个伶牙俐齿的女人,平常出门打扮的都很精致。涂着雪花膏，擦着增白粉蜜，描着细细的眉毛，不像四十多岁的农村女人。她对自己大队干部的身份有着天生的优越感平常说话，头都是抬着高高的。
“抽烟吧？”田柱子和李荣不抽烟，但是家里现在也准备着一盒烟，给客人来的时候抽。
“不了，别忙了，我们都不抽烟。”康晓玲说。
“瞧这一大帮孩子，都能干活了，你们这享福在后面呢。”康晓玲并没有着急说超生款的事情。
“嗯，简单的事情能帮忙干点了。”李荣说。
“大孩儿上学了吧，听说学习挺好的呢。”康晓玲想说点好话。
大孩儿瞟了康晓玲一眼，并没有说话。孩子们都认识康晓玲，知道她又是来要钱的，总觉得这两个人就像强盗一样。
“荣子、柱子，你这儿子也抱上了，心愿也达成了，所以今年的超生罚款是不是交一下。”康晓玲最后还是得步入正题。
“今年多少钱？”李荣问。
“目前你家老二还没有算超生，现在是三个孩子的，老三三百元，老四三百元，老五五百元。”
“怎么老五要交五百这么多啊？出生的时候就交了钱了。”李荣问。
“这是上面给指派的，本来老五要八百元的，我还跟乡里周旋了半天，才给降了三百元。”康晓玲还想跟李荣卖个好。
“也许多出来的钱是你给拿走了呢。”二丫头在炕上边搓苞米边嘟囔。
“别胡说。”李荣瞪了二丫头一眼。
“晓玲，孩子不懂事，别往心里去。”李荣转头对康晓玲说。
“早就听说你二丫头嘴厉害，看来真是挺不饶人的。这钱要是我能说了算，我巴不得一分不要呢。这乡里乡亲的，我也盼着大家好啊。大家都觉得计划生育的工作是个肥差，可以捞油水，你们不知道里面的难处。你就说这超生款，这是乡里安排的，乡里给定的数，我们没有发言权呢。收上来的钱都得交公，我们一分捞不着。收不上来，上面不同意，收上来了，下面有怨言，我们是两面不讨好，工作真是难啊。”康晓玲装可怜。
“难就别干了呗，我家还省钱了。”二丫头在一旁小声地说。
“二丫头，一边去，别说话了。”李荣提高了嗓门。
二丫头伸了伸舌头，不说话了。
“晓玲，该交的钱，我们肯定交，你看我们这粮食也没卖呢，一下子也拿不出那么多钱，再不等明年开春，你看看行不？”田柱子老实人，一向不懂得讨价还价，只能把实际情况说了一下。
“再不你看看你们家有什么物件可以抵一下，这个估价上，我肯定帮你估的高高的。”康晓玲说。
田柱子环顾了一下家里四周，家里本来置办的东西就不多。地中间放了一张八仙桌，之前罚款被拿走过，后来赎回来了。还有一张炕桌，这个是吃饭用的，不能带走。八仙桌旁边有两个小柜，里面放着家里人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上面放着被子。再有的就是自己的手表和一个挂钟了。手表是刚结婚那年买的，到现在也没怎么舍得带。家里有学生上学，没有挂钟看时间是不行的。家里还有一台自行车，骑了几年了。
“晓玲，再不把八仙桌、手表和自行车都拿走吧，你给估个价。”柱子没办法。
“八仙桌给五十吧，手表给你算一百元，自行车给你算二百元。你看看怎么样？这个价格最终还得大队拍板，我肯定帮你把价格往高了定。”康晓玲说。
“行吧，就这价格吧。”田柱子说。
“你要是想赎回的话，到时候还可以拿钱赎回来。大队会给保留两个月的。两个月后就不知道了，如果被别人买去了，那就没办法了。你说大队也不能一直保管这个是吧，也没地方。”康晓玲说。
“嗯，不赎了，你们能处理就处理吧。”田柱子知道自己根本拿不出钱赎回这些东西。
“那三件东西一共三百五十元，你这罚款还剩七百五，等你年后卖粮了，再给。我这也算是给上面有个交代了。我给你写个条，把明细都写上，你留着，以后抵钱用。”康晓玲写完把条递给了李荣。
“收好，别丢了，这个后面还有用。”康晓玲说。
“好的，让你费心了。”李荣说。
“柱子，荣子，你们这是好户，不用操心，有钱肯定能给，没钱未来也会给补上。咱村上超生的人家，要都像你们这样支持工作，那我们也不为难了。有几个钉子户，那真是愁人呢，孩子生一堆，要啥啥没有，你说有啥办法。”康晓玲抱怨说。
“嗯，你们工作确实不好做。这大冷天的，还得出来跑。”李荣恭维说。
“要都像你们讲道理，我们的日子就好过啦。荣子，柱子，我们这也呆了半天了，就不打扰了，还得去别人家跑跑。”康晓玲看今天还是有收获的，非常开心。
“留下吃个饭吧？”李荣客气地说。
“不了，不了，改日吧，你们快忙吧。柱子，稍后，你下午把东西送大队去。”说完，康晓玲和王敏推门走了。
“真是一帮强盗。”康晓玲走后，二丫头把憋了半天的话终于说出来了。
“总是这么罚钱，也不知道啥时候是头。”李荣也没心思训斥二丫头，她愁的是日子该怎么过。
“总会有办法的。”田柱子没有多说，但是他的心里也在盘算着，必须干点其他营生，补贴家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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