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书 王俊杰猛
评弹历史：商鞅和孙膑，谁更是左右战国走势的英雄，当然是商鞅——大丈夫处其实，不居其华。
战国前期，魏惠王不量国力，接连向赵、韩两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但均为齐国的天才军事家孙膑所击败，太子被掳，主将庞涓自杀，魏武卒几乎全军覆没，魏国由此沦为战国时期的二流国家，直至灭亡，再难看到文、武二侯时的气象。
当是时，地处西方的秦国推行变法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正欲东向，挺进中原。
商鞅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看到了齐国两败强魏给秦国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若待魏国恢复国力，秦国东进又将困难。
据记载，在齐、魏马陵之战的第二年，商鞅即上表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阨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
商鞅这段说词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三点：
第一，魏国与秦国两国比邻，彼此互为心腹之患，自吴起侵占河西之地后，魏国据函谷天险，独善关河之利，强盛之时可以西侵秦地，衰落之时则可借函谷地利，退而自守，在两国竞争中，占尽先机。
第二，魏国近来被齐军两度击败，国力巨损，正是可乘之机，且秦国日益强盛，正可一战而雪前耻。
第三，函谷重地，天下的命门，秦国若能占据，进可东制诸侯，退可独霸关中，此为建立帝王之业的根本。
正是基于商鞅的分析，秦孝公决定拜商鞅为将，东伐魏国。魏惠王使公子卬率兵迎战。商鞅利用魏国屡挫于外，急于谋和的心理，因势利导，主动向公子卬示好，约定会盟后罢兵。公子卬果然上当，会盟之时，商鞅暗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并乘势进攻，大破魏军。
魏惠王数败于齐、秦二国，国内疲敝，只得遣使者割河西之地献与秦求和，并徙都大梁。
秦国至此又重新夺回了“河西”这个战略重地，形成了“被山带渭，东有关河”的有利态势，为进取中原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秦国政/治家商鞅以其开阔的视野，敏锐的时机把握，为秦国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空，并于春秋战国时期，第一次道出了辅佐君主、定鼎帝王之业的追求，且提出相对的法令规范，为秦国的崛起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商鞅，其“开塞耕战”理论将战争的目的与生产的目的巧妙地结合起来，即战争必须为民众造福，使国家实力得到确实提升，为国家政/治服务，不能使国家和民族的得到实惠的战争就是浪战，是无谓地虚耗国力。
商鞅认为，对于战争而言，应讲求“胜敌一阵、拓土一分”，地广则更有利于农耕，发展农业经济；而对于农耕而言，应讲求奖励耕作，发展农业，农强则仓储充盈，更有利于持久的兼并战争，正所谓“胜敌而益强”。
齐国在桂陵、马陵两破魏军，虏其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可谓是先秦战争史上的巅峰之作，孙膑将孙子的指挥艺术演绎得淋漓尽致，威震海内，其指挥者孙膑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军事指挥家，兵家势宗的代表人物。
然而，孙膑虽有两胜魏国之名，齐国并无胜魏之实；商鞅虽以劫盟之计诡胜，却为秦国确定王者之基。
老子云：“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因此，商鞅对于所在国家的影响显得更为巨大而深远。“战”与“耕”就如同一部双引擎的永动机，给予秦国不竭的力量。在齐人还在力图恢复桓公故业的时候，秦人对于战争的理解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正是秉承这一理念，才使得秦国在战国中后期的大规模兼并战争中，愈战愈勇，愈胜愈强，最终横扫六合，开创万世伟业。
孝公二十四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即位，因商鞅变法中得罪贵族太深，公子虔诬告商鞅谋反，其逃亡至边关，欲逃往魏国，魏人也因其曾背信攻破魏帅，不愿收留。商鞅只得回到商邑，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死后仍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灭族，但秦国却延用其法而变得富强。
时至后世，儒家思想占据社/会主流，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受到压制，甚至连司马迁也对认为商鞅进行了并不完全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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