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9日教师节，习近平总在视察北京师范大学，在与师生座谈时候表示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习近平说：“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基因（gene，遗传因子）本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最早由丹麦遗传学家约翰逊1909年在《精密遗传学原理》一书中正式提出，生物的性状由基因决定。20世纪50年代，沃森和克里克提出DNA（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人们进一步认识了基因的本质，即基因是具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基因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生命的种族、血型、孕育、生长、凋亡过程的全部信息。组成简单生命最少要265到350个基因。
基于基因会直接决定生命体性状的信念，基因概念广为流传，到处被引喻。习近平这里将中华文化视为一个生命体，将古代经典诗歌比喻为基因，显然很合适。既然诗歌是基因，我们也可以说，书法是基因，国画是基因，孝敬师长是基因，众多的习俗也是基因，显然中华文化的基因片段很多，那什么才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呢？
分子遗传学研究发现， DNA是一种双螺旋结构，脱氧核糖与磷酸分子借由酯键相连，组成两条长链骨架，碱基沿长链排列成序，组成遗传密码。将基因的比喻继续下去，中华文化同样存在两条长链，分别是“仁”和“和”。
仁
“仁”在中华文化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如果把“仁”这个字拆开来看，就是两个人。《春初•元命苞》说：
“仁者，情志好生爱人，故立字二人为仁。”
这句话揭示了“仁”的最初含义，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
春秋时期思想家孔子十分推崇“仁”，以“仁”为基石建立了儒家思想体系，他在与弟子的交谈多次谈到“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要求将心比心对待每一个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将“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仁者“爱人”，提倡以仁待人，“克己复礼为仁”，以人律己。
孔子之后的思想家孟子等进一步将“仁”与“心”、“性”相关联。人虽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不同的“心”，但“恻隐之心”分量最重，“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
“恻隐之心”是仁的存在状态，仁就是通过“恻隐之心”表现出来的。孟子将仁与心相联，确认了“仁，人心也”。那“人心”如此之多，又何以为“仁”？孟子认为，“仁”因“性”而生。
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百家争鸣达到高潮，出现了关于人性的很多观点。孟子没有否认“生之谓性”“食色性也”这些与生俱来的物质欲望和生物本能，但孟子认为这些不能成为“性”，因为“性”应该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孟子.离娄下》），于是人之所以为人，在于道德，“仁者，人也。”（《孟子·尽心下》）。由“仁”出发，性有四端，“仁，义，礼，智”。
注：1920年美国心理学家铁钦纳首度使用同理心一词，指出同理心就是进入并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并将这种了解传达给他人的一种技术与能力。同理心又叫做神入、共情，现代心理学普遍认为同理心是人的基本精神属性之一。铁钦纳认为同理心源自身体上模仿他人的痛苦，从而引发相同的痛苦感受。
于是，儒家逐渐将中国人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涵盖了中国人道德生活的全部范围。“求仁得仁”成为中国人的做人行事目标，可以为了“仁”而献身，“杀身以成仁”。（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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