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初去新西兰，志气满满地，打定主意不回来了。到奥克兰的时候要转机，可我已经来不及了。我在20度的怡人温度里淌着汗，背着我1.25升的登山包，求爷爷告奶奶让我加个塞儿。
有个老太太特别友善，跟工作人员说，let the kid go!——听见没，不带这么欺负kid的，一个26岁的kid。
那位疑似毛利人后裔，抽动满脸横肉，经过几番细思量，终于决定让我顺利误机。后来我幸运地，得以在亲戚家逗留一晚上。我有一遗传性毛病，心里有事儿就睡不踏实，算上在香港过的那晚上，我已经二十个小时没合眼了。
于是在奥克兰的第一个晌午，我打了一个绵长的盹儿。睡醒的时候，发现床垫上有蜥蜴在爬。那大概是新西兰当地居民的欢迎仪式吧。
后来我去了地球最南端的城市，如果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大概就是特别乏味，连星巴克里都散发着落后的气息。当时我的一个长相酷似屠夫的导师说，这个城市很适合步行。我两天以后明白这里头的含义了：因为俩小时就逛遍了。
我在那边认识的人，都是从围城里翻墙逃出来的不安分的人。
Yulia三十五岁了，在广州呆了十年，好像是哪个医药企业的什么人。出国留学，过去和你挂钩的东西都自动解除关系了，人们只记得你在哪一门儿课上拿了A还是fail。因为中不溜秋的位置，中国人向来选择忽视。Yulia是个勤奋的学生，很善良，我这人看人太多虑了，一开始看见她那么积极和导师同学互动，还以为是演出来的。现在明白了，演技精湛的人基本都留在了国内，而且混得不错。
在新西兰，买车没那么讲究，旧车市场是很多穷学生的首选地，有人直接就在院子里贴个价钱条卖四手车，也有人在一个叫Trade me的网站上买。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我把它翻译成卖了我。Yulia就是在卖了我上面买了一台本田飞度，车子得从奥克兰运过来，价钱比在那地儿高点儿。那会儿大家开的车均价都是两三千刀的样子，Yulia比较奢侈，买了台八千刀的。因为她家里人很快就要和她相约Invercargill了，她甚至还往后座儿安了儿童椅。
Yulia得知我退学的消息后，从大片的忙碌里挤出时间来带我去附近的镇子轧马路。她真的是忙，打三份工，还要拿全A成绩。
新西兰可爱的地方之一在于吃喝嫖赌无一不合法，酒驾自然更是当仁不让地被恩准。现在想想，车后头置几瓶Beck啤酒，冒着压死海鸟的危险把车头直直地戳向大海，再拧开啤酒瓶盖，发出咕嘟咕嘟的牛饮声，此生已无憾。好像听见这几声咕嘟，也就不觉着孤独了。
我有好几次都把Yulia的车弄得全是泥水，她每回都特别大气地说没事儿反正得洗，态度真诚得让我看不出破绽，嗯，如果有的话。然后下一回再坐，那车还是跟刚提回来的一样。可我还是内疚，人的内疚本来就不应该和别人的宽容有什么逻辑关系。
人们在国内就是太宝贝车了，可其实都来自毫无驾驶乐趣可言的城市们。
我跟Yulia说过以前供职的地方，她特别直率，直说哎呀那单位我可知道了记者黑着呢，不给钱就不写报道。我不是记者，没什么好尴尬的，也许此生也不会当记者。又忽然想起上一次离职的原因之一是因为领导想让我考记者证，真险。
现在回国半年多了，我老看见Yulia分享和家里人在新西兰的照片，经常配上很不做作的解说词，我有好多次想评论，还是止住了，再过一阵儿连点赞都觉着下不去手了。人和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具有时效性。这其实是个悲剧。
我时常清楚地记得人们是怎样走进我的生活的，却总是忘了他们为什么淡出了我的视线。可能无声无息的告别经历得多了，最终的告别才会显得比较容易吧。
我到今天还是这样安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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