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这个话题，总让人想起了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在社会形态上是落后的奴隶社会，但是，那的确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是一个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相比也毫不逊色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数不清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军事家。
我们注意到，长于表达、能言善辩的苏秦和张仪，位列先秦诸子。我们还注意到，《论语》不是伏案写就的，而是孔子在周游列国时的即兴演说。所有的现象都指向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那时的人们，在表达上，语言极其丰富。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帝制的确立，使得人们在语言表达上要接受种种限制，语言由丰富走向了贫乏。尽管，在长达三千年的封建统治中，也曾经出现过李斯的鞭辟入里；司马迁的宏大叙事；李白的汪洋恣肆；曹雪芹的千回百转，但是，都不能和春秋战国时期同日而语。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封建统治下的人，和牛马没有两样，思想贫乏导致了语言贫乏。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标志着封建统治的结束，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的到来。然而，封建统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封建影响的消除。
别的不说，单说这个语言贫乏吧。
在我能够记忆的年代里，所有的报刊杂志电台所发出的声音是单一的；人们为了表达某种感情，会用三个“最”字。语言的贫乏不但超出了想象，而且呈现出一种很奇怪的状态，如下的情形发生在市场上。
甲：下定决心（毛主席语录），你这大头菜多少钱一斤？
乙：不怕牺牲（毛主席语录），五分五。
甲：排除万难（毛主席语录），再便宜点行不行？
乙：去争取胜利（毛主席语录），不行啊，够便宜的了兄弟。
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知道我所言不虚。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有很多是在这种奇怪的方式下进行的。思想贫乏的普遍性，造成了语言贫乏的普遍性，几乎没有人追问这样交流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进入新时期以来，这种状况虽然有了很大改观，但是，语言贫乏的现象，始终在困扰着我们。
比如，言必称“正能量”。什么是正能量？使人或社会前进的能量就是正能量。问题是，要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可用的汉语语汇应该很多，“正能量”不是唯一的。为什么“正能量”可以替代“向上”、“向前”、“有作为”等语汇而始终挂在嘴上呢？只能说明我们在表达上捉襟见肘，语言十分贫乏。事实上，很多人拿着正能量与否来判断一些言行的正确与否，这是十分荒谬的。“正能量”这个概念是有歧义的。于人而言的正能量，无非就是说好话，做好事。谄媚的话都是好话，可是它是正能量么？如果考虑到这一层，就不应该把“正能量”总挂在嘴上。
进入网络时代以后，出现了大量的网络语言。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汉语系统有很强的包容性，在它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有些新的词汇会源源不断的融入其中。但是，新语汇的诞生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它的不可替代性。比如“嘚瑟”，它所描绘的情态很独特，在汉语里找不到和它对应的语汇，所以，它是有生命力的。有些网络语言是没有生命力的，比如“偶”（我）、麻麻（妈妈）、“灰常”（非常）、“好滴”（好的）等等，因为它不具有不可替代性。
如果说，上述的一些语言现象只是网络时代在语言运用上的一些噱头，属于无可无不可，还不足以上升到语言贫乏的高度来认识它，那么，有一些则是彻底的语言贫乏症导致的。
“精日”是什么意思？我们是讲民族情感的，对于“亲日”、“媚日”者表示鄙视和愤慨很好理解。可是这个“精日”，比“亲日”、“媚日”在鄙视程度上更甚么？“精日”取代“亲日”、“媚日”的理由是什么？半通不通的语汇，不是语言贫乏的表现又是什么？而且，这种语言贫乏的现象，会连带造成一种语言乱像，什么“第五纵队”，什么“美分”，什么“恨国党”，一些非政治问题被政治化了。
语言贫乏的根源在于思想贫乏。只有思想丰富了，语言才能丰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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