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很多对古代历史文化了解不够深入的人，往往会有一种感觉，以为古时候的人读书广博，什么“十三经”、“二十四史”，无不烂熟于胸。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古代大多数读书人，阅读的范围，是十分有限的。以史书而论，除了《汉书》、《史记》，顶多扩展到包括《三国志》、《后汉书》的所谓《前四史》，除此之外，其他史书，通常很少有人理会，故宋人即已慨叹“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惟因篇幅巨大，大多数人实在无法通读，方有吕祖谦《十七史详节》之纂。延至明代，再加上元朝官修的《宋》、《辽》、《金》三史，以及明修《元史》，仅仅是官方认定的“正史”，即已累积而成《二十一史》，通读愈加艰难。宽泛地说，唐顺之的《史纂左编》，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部摘录诸史之要的“史抄”式著述。与《十七史详节》不同的是，《史纂左编》对史事的选择，以史为鉴的意图更为直接，也更加浓重强烈。正是基于其相对简略而又更宜于将历史的经验移用于现实这两项原因，此书在明代后期，一度十分流行，人们往往将唐顺之此书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并列，作为考古通今的首选读物（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二五孙矿著《吏部尚书赠太子太保谥恭介陈公有年行状》）。
然而，时过境迁，到了清朝中期以后，由于学术风尚的变易，读史者更强调直接读取第一手的原始著述，像《史纂左编》这样的“史抄”，尠少有人眷顾，流传已经相当稀少，以致钱泰吉《曝书杂记》即称其书“罕见”。王树田先生所得嘉靖刻本，系胡宗宪在嘉靖年间主持梓行，为此书最初刻本（其后在万历年间，又有翻刻），当更为稀少。而今王先生得此嘉靖原刻《史纂左编》却“不以为意”，我想，除了这部书的学术价值，不为治史者所重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原书是一部一百四十二卷的大部头著述，他仅买到一册，当然只是全书中很少一小部分。阙损如此严重的残卷零册，藏书家当然不会看重。对于大多数古书爱好者而言，买下它，都不过是留个“样子”看而已
辛德勇《那些书和那些人 》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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