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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每天上班的路上，必须坐10分钟公交到轻轨站，赶不上公交的时候会坐那种6人座的面包车，司机改装后可坐14人，挤得满满当当才走，2元一人。这差事比跑的士肥得多。一天跑个20来趟，除去油费，大几百到手也是轻轻松松。
上个月交通管制，抓了几辆车，面包车少了很多。即使路上遍布交警，胆大的司机还是一趟不落下。运气差点的车子被交通大队拖走，得罚上几千上万。司机们借此机会涨到3元一人，每天像老鼠躲猫似地见警察就躲。
年轻的默默给3元到站下车，年长的吵吵闹闹的与司机争执，下车时不忘愤愤地吐一口唾沫骂一句社会骂一句娘。
“其实也就多挣那一块钱，给我也发不了财。 ”司机没好气的说。手心里捧着一块块揉得皱皱巴巴的人民币。
怎么会不在意呢，他们是在意的，冒着随时被抓的危险，就为了多挣那一块钱。
其中有一对老夫妻，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奔波在这条路上。男人开车，女人收钱。男人性急，粗野，嗓门大，开车快，猛。为了多载一个人，可以一个甩尾，就抢了后面司机的生意。女人则温顺，唠唠叨叨地劝老头慢点，或是骂上几句。男人不依她，顺嘴就怼回去，嫌她没眼力见。
炙热的夏加深了她的肤色，冬天的风又咬噬着她的双手。风吹日晒里，他们为着每一块钱每一个硬币，每一声吆喝，在这条3公里长的马路上重复着描画着生命的长度。
02
每年春天，轻轨下面会出现一大批卖草莓的小商贩，他们用小盆装着满满的盆鲜红可爱的草莓，蹲在草莓后面对着来来往往匆匆赶路的人们，兜售着他们的收成。从早到晚。他们早上吆喝着10元一盆的鲜嫩诱人的草莓到了晚上就会变成15元3盆。
那些10元，20元是什么呢？可能是孩子下一期的学费，可能是家人的看病钱，也可能是老人给自己攒的养老钱，或是攒给儿子娶媳妇儿的本钱……
但每当城管来了，他们又会急忙抱着满盆的草莓慌不择路地四处逃窜，洒落的草莓仿佛有罪似地被慌乱地脚步踩得稀烂。
迷失的中国人，恐怕也只剩下市井的一点点算计和一点点斗狠可以求得安慰。算计地斗狠地也不过是同自己好不到哪儿去的人，因为强过自己的人 ，根本不会同他去算计去斗狠？
即使他们可能没有尊严，可能精神追求的层次仅限于看肥皂剧抗日神剧，跑完了一天的车卖完一天的草莓之后能在晚饭后跳一场广场舞或者搓几圈麻将，安静地时候在手机里听一首老歌或斗几把地主……但是，这也是他们的生活，在背后，有他们愿意为之牺牲血汗去付出的其他，比如家庭，比如儿女。
他们在大地上奔忙如蝼蚁，他们是卑微的也是可敬的。
03
在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中，作者为我们描绘了虚构的福特纪元632年即公元2532年的社会。
在美好新世界里，人类被分成了五级，Alpha、Beta、Gamma、Delta以及Epsilon——Alpha被限定得聪明漂亮，而Gamma以下的人不但被限定得矮小愚钝，还批量生产。不过没关系，虽然在那个世界里人有等级贵贱，但是他们都一样幸福——因为无论哪个等级，其接受的“睡梦教育”都会告诉他，他所在的等级最美好最幸运。
大批的定制的人，以人类幸福的标准被饲养。这个世界里没有贫穷，没有恐惧，没有悲伤，每一个人都自认为很幸福，唯一没有的就是痛苦。
现实的精英主义式中国，也正马不停蹄地奔向“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也许面包车司机和卖草莓的小贩和写字楼里卖房子的小白领在拿到钱时的快乐是一样的，但他们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只有在对痛苦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时候，个体与个体之间才会有不同，我们的生活才会显出不一样的意味来。那可怕的“美丽新世界”，就永远只会出现在小说里。
“你还没有说要求衰老、丑陋和阳痿的权利；要求害梅毒和癌症的权利；要求食物匮乏的权利；讨人厌烦的权利；要求总是战战兢兢害怕明天会发生的事的权利；要求害伤寒的权利；要求受到种种难以描述的痛苦折磨的权利。”
享有痛苦的权利，才会有主动获得幸福的权利，生活以万箭穿心的可怕样子吞噬了你，定会迎来别样的万丈光芒。
文|易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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