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之祸”作为汉武帝在位末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所引发的政治余震,对西汉中后期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基本被定义成统治者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犯的严重错误。事实真的这么简单么?任何独立的历史事件背后都可能牵扯到悠久的历史渊源和讳莫如深的政治目的,就“巫蛊之祸”而言,它又具体表现在哪里呢?
当时,汉武帝在离长安不远的甘泉宫。他的宠臣江充在太子东宫发现了用于“巫蛊”邪术的桐人,太子刘据百口莫辩,便调动部队杀了江充,武帝闻变,第一反应是,太子有冤情。便派了一个宦官去长安了解情况。这个宦官一路所见兵荒马乱,未抵长安便返甘泉宫复命:太子已反。汉武帝大怒,遂发兵平叛。这件事的处理结果令人匪夷所思,太子一党被诛戮殆尽,后来在田千秋的劝谏下,“幡然悔悟”,又诛杀了大部分当初平太子乱的“保皇党”,连中间派也未能幸免,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的收信人任安,就是当时驻守长安的北军中的一名监军,因为在这次军事政变中拥兵观望,“坐观成败”,后被定性为“怀诈,有不忠之心”,身送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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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的目的究竟在哪里?答案应该比表面上看起来更为复杂:他要铲除卫霍外戚集团。
当我们把目光放长远看,不难发现,历代外戚干政时间之久,未过于两汉者。汉初吕氏专权,诸吕为乱,几乎颠覆了这个新帝国。而后继之于窦氏、王氏(武帝母王娡)、霍氏、赵氏、王氏(王政君)。东汉自和帝后的继承者大多年幼为君,外戚干政更是司空见惯。汉武帝前期收窦氏,王氏挟制,内心深处对后宫外戚干政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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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据母亲是卫子夫,舅舅是威名显赫的大将军卫青,可谓天之骄子。武帝为他建“博望苑”,舐犊之情,溢于言表。并请当时的博学鸿儒来授课教导。成年后,每次武帝出巡,太子监国,他处理事物井井有条,宽厚待人,博得广泛好评。虽然他仁慈温和的性格和武帝的雄才大略有些区别,父亲对他稍有不满,但貌似还不至于动废立之心。自古以雄才大略自诩的君主,他们的继承人看起来都有些文弱,秦朝扶苏、汉惠帝刘盈、唐高宗李治、明太祖太子朱标等概莫能外。而且史籍上对刘据的天性纯孝也从来不吝惜笔墨。但不幸的是汉武帝在刘据的身上仿佛看到了汉惠帝刘盈的影子。他或许是个好儿子,但是绝对不是个好皇帝。
“巫蛊之祸”看似一场闹剧。却在不经意间,达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诛杀太子一党,太子兵败不久皇后卫子夫也自杀身亡,朝中的卫氏集团也基本被清除,而后“幡然悔悟”,剿灭太子一党的自己人也遭到清算,依然保持了自己伟光正的形象和权威。中间派也难逃厄运,把朝廷里危险的投机派清除掉。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霍光侍奉武帝二十余年被认为是自己人,幸免于难。但是汉武帝忘了一点,老实人一旦变坏,其速度和程度是非常人能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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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在临终前赐给霍光一副“周公负成王”图,让他尽忠职守,辅佐幼主。这位幼主就是年仅7岁的刘弗陵,他被立为继承人不久,生母钩弋夫人便被赐死,“巫蛊之祸”的真实目的随着钩弋夫人的香消玉殒才最终显露出来。
虽说帝王心深不可测,但是溯本求源,皇帝有四个基本身份:皇帝、儿子(天之子,人之子)、父亲、丈夫。这是皇帝这个职业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他们没有退路,大多数情况下,活着退位的皇帝要么死,要么生不如死,他们必须要想办法延续自己或祖宗的基业,抛开其他的不谈,这是他们赖以活命的基础和前提,历史上的同室操戈,骨肉相残,也无外乎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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