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之路不到一百公里，按年均三次计算，我差不多已经走了一百多个来回。原先我是坐公共交通回乡，到达最后一个站点，步行约莫两公里就能到家。那时，我一直坚信自己可以闭着眼睛或在梦游状态下回到那个地处穷乡僻壤的村子。可自从有了自己的车，没多少年，我就得依靠导航指引才能抵达。原因大致有二，一是为了避免违章处罚，二是道路变化太大。一些记忆中的道路已经消失，那些被拉直、加宽的新马路吞噬了很多一直被我用做识别的路标：一棵高大的村头古树、一方村口的池塘、一处路边墙壁上挂着汽车旧轮胎的简易工棚，一座石桥，一片茶园……我想，越是靠近目的地，我就越容易迷路。
导航总能准确送我到家，不知道我是依据什么做了“到家”的确认：是房屋？是屋子里的人还是屋子周围的树木？是，也都不是。因为人非旧人，屋非旧屋，树也不是旧树。我曾寻找过门口那棵古拙苍凉的老树，它是一棵榉树，一棵苦楝树，一棵意杨。事实上我只找到一片瓦砾。此时殷仲堪那句“此树婆娑，生意尽矣”的话，就会像电脑弹窗那样呈现眼前。我会忽然生出疑惑：这真是我的老家？我记忆中的家？每当我这样想时，就会猛然间不知身在何处。就像你盯着“家”这个字看时，一旦起了疑心，就会越看越不像你记忆中的家。
一切都不是原来的样子，或者说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故乡的样子。我还回来做什么呢？我回到的家根本就不是我要回的。每当此时，我就会失语，失去了表达情绪、认知、感受的能力。所谓山川不改旧时，丘垄多为陈迹，我因而获得骆宾王反向的伤逝之情。
我对晚辈们毫无信心，也许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对，这仅仅是一种无法改变的现实。说真话，他们和我之间并没有多少感情。我的眼前忽然出现我站在村口不敢踏入的一幕。我想，总有一天，我会自然而然割断和这里的一切联系。
有时我会寄希望于梦境，因为只有梦里才能还原真实的故乡以及你蓦然走入那段孑然自逝的岁月时的心境。但同时我又对那样的梦充满恐惧。因为那会唤醒记忆，而记忆总是带来不可名状的忧伤。特别是深夜，它会让你难以呼吸。
一
正月初三回了一趟老家，回峰山在难得的盛大冬阳底下显得有些呆滞、笨拙和萎缩，看不到一点记忆中的深邃和生机。回峰自然在变，只是不如我的变化来得快和大，节奏既乱，速率不济，是以无法相互适应，并滋生出脱节的微痛不快。记得有几年回家，总想深入山中，去探寻幼时的踪迹。终于有一年的十月国庆节（我翻了一下记录，是1998年。），带着一群娃娃去了一趟东、西山涧的水库，算是遂了多年心愿。不过那条幼年时代牧牛采薪的小径已了不可寻。我小侄女的儿子小涛当时大约五六岁，像一只小公鸡一样挺着胸脯走在最前头，嘴里说着大人的话。从那以后，我没再见过他，据说他的孩子也已经三四岁了，且他个头不高，胸脯依然前耸。侄女笑着说，涛涛生就的是鸡胸。时有《秋日携儿甥侄孙辈上东山》五古一首记其事，小序是这样写的：
东山之径，余少时牧牛伐薪常践履也。自入巴渝学法，荒忽二十余载。向来入梦，无非东山。即闲适村里，秋阳明净，乃发愿往之。二十来年，巴东海右，江南江北，案牍劳形，惨悴多疾，而事无一成，官无一品，俸不增加，位不见尊，每见笑于同学衣马，亦复自哂鼻酸。今东山屡梦，宁非神意指归，耕稼田园，寂守荆扉耶？
当时我不过三十出头年纪，居然已动归隐之心。
那段时间，不知是何缘由，总是耽念往昔，想少年生长种种行状。每到节假日回去，就会拿着傻瓜相机东奔西走，一阵乱拍。亏得那时拍了一些照片，那是记忆中的可算作原始的乡村面貌，它们在之后的二十多年的超越大跃进的改造进程中，都已荡然不存。不容置疑的是，年来性情多变，念旧虽一如往昔，但所思所念却不是从前的内容，因此回故乡的愿望也就不那么浓烈，即便在春节期间也是如此。曾与亲友言及此事，自以为是怕见故乡的衰落，家道的衰败。或者还有其他原因不为我知。
二
我曾写过几篇关于故乡的文字，如《乡愁的反转形态》《寻找故乡》等。不得不承认，我写他们的时候心情并不平静，一些句子和段落有时甚至带着怨气和激愤。但那是真实的感情。一个人不可能做到对一个人、一件事的感情、感觉一成不变。现实允许我在不同的时段对故乡有着不同的感情和认知。就像不同的人对重回故乡这件事有着截然不同的感情一样。
同样是回乡，贺知章的感情和骆宾王居然如此迥别。存亡之情，岂能无恨？我不怀疑各人的性格、际遇、归宿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的终结情感有着千差万别，但仍然怀疑贺知章的快乐有着故作旷达的成分。
三
去了趟西周二姐家，外甥、外甥女，外甥、外甥女的儿女……唧唧喳喳，一种儿女忽成行的感觉像喝下的烈酒，骤然涌向喉咙，冲击脑门。
西周是坐落在溧阳市最西头的一个村落，像它的名字一样古老。二姐一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到无锡郊区做菜农。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曾经把写给姐姐的信寄到“春芹大队，灯上队”。估计新一代的无锡人都未必知道这个地名。而我结婚的时候，作为唯一的“旅游”项目，去了二姐在无锡春芹大队种菜临时租用的小破屋。第二天三哥和姐夫没有下地，他们用自行车载着我们去了梅园和太湖乐园（大概叫这名字），在太湖乐园坐了一把过山车，那是平生头一回也是唯一一回去太湖公园坐过山车。然后我们就乘坐省际长途汽车经宜兴、溧阳回到母亲身边。所幸留下了一张坐在门口树下的照片，背景是回峰山苍翠葱郁的卧虎昂首形状。妻子捧着一本书，露出恬静的神态。我的头发被烫成波浪状，穿一件堪称稳称身的牙签呢西装，扎着一拉得廉价领带。时值1989年暮春孟夏之交，京都事件才过去没多少天，我的脸有着一抹莫名的隐忧。照片如今已然泛黄，局部模糊，唯那一抹隐忧清晰如新。
数十年过去了，二姐夫跟我说，现在老了，没有精力种菜，所以搬回了老家。其实他现在的活计未必就比种菜更轻松，年届古稀，却要穿着铁板底的鞋子在建筑工地搬石运钢。他模样其实也不见得有多老，倒是那副农民的邋遢劲比年轻时更甚。我看在眼里直想笑。因为此时，我自己也正争分夺秒朝着不修边幅的他的境界进发。
我在二姐家房前屋后转悠了几圈，夕阳半轮，云生雾起，但荒草枯树，寒水沦涟。炊烟结阵，噪鸦盘舞，一种萧瑟凄凉心境，和若干年前某个冬季于此所感受到的一模一样，和我少年时的无数个黄昏，立于柴门，面对回峰山麓所感受到的一模一样。这使我对“山川不改旧时，丘垄多为陈迹”的古话有了更深感悟。
四
大姐所在的欧家山，居住着不到二十户欧阳家族的人，唯我姐夫姓李。村里那个哑巴不晓得死了多少年了。幼时去欧家山，惧怕大个子哑巴就像惧怕你所要拜访的某个大户人家门口狂吠的恶犬。其实哑巴并非坏人，但他想要一吐心愫时张口瞠目、嗷嗷怪叫的样子就像要吃掉他对面的人。哑巴的凶恶并不能阻绝我总想去近二十里远的欧家山的念头，因为我曾在大姐的针线抽屉里找到二分硬币，而在我哭泣的时候，大姐不惜把留作种子的花生炒给我吃。上大学的前一年，母亲嘱咐我随大姐夫去欧家山取一个物件。夜幕下，我的布鞋底在山路上磨穿了，走起来有些疼，一瘸一拐。姐夫问我脚怎么会疼，我告诉他鞋底破了。第二天早上出门时，大姐硬塞给我五块钱纸币，让我买一双解放鞋。我猛然意识到头天晚上我说的那句“鞋底磨穿”的话无异于向姐夫索贿。一种羞愧之感使我无法抬头。后来，我穿着那双解放鞋走进了大学。
有那么几年，总是做梦去大姐家。而且梦里确信走的是小时候的那条山路，但梦醒时却又知道那并非小时后所走的路径，事实上它只属于梦幻的路径。由此我猜想那条山路曾给我留下太多值得回忆的东西，不光是如今回忆起来觉得很美的自然风景，也还有别的东西，又或是再也没有可能去走一回那条山路的遗憾。
犹记最后一次走那条山路的情境，却不记得是哪一年。那样步行近十公里，只是因为当时没有汽车，自行车也不能做到人手一辆。
那是一次少见的兄弟五人同时在春节期间去大姐家拜年，五人中有两个是大姐的哥哥，三个是她的弟弟。那是个晴好温暖的上午，漫山遍野都是枯黄的衰草、荆棘和黑松林。走到村边那个山间小型水库的大堤上时，二哥建议我们五兄弟像放牛娃那样躺在大堤斜坡上晒晒太阳。他说，像这样的情境是难得的，我们应当珍惜。果如所言，没几年母亲去世了，两年后他紧随母亲走了。又六年，走的是四哥。去年九月，三哥也撒手人寰。如此死亡节奏听起来令人恐慌不安，但现实中却不是这样。我一次次面对亲人的离去，如此从容而淡定。我并未因此获得什么有关生命和亲情的通达认知，说我看淡人生、看轻死亡，那都是不真实的。我们所以能够一次次从容面对死亡，只是因为死亡是我们唯一可期的真实。
自然山川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恒常不变。在没有人的地方可能是那样。如今的故乡山川，完全可以用面目全非来形容。我曾问大姐夫，村子东南面那座山顶上的三棵树怎么不见了？他说，只怕是都死了，也可能是被人砍了。
那三棵树是打我记事起就有的，无害地长在那座叫凉棚山（其实更应该叫凉帽山）的圆顶上，十多里外能看见。我没见过它们的长大，也没见过它们的凋落。
我无法评述近三十年人们对大自然的索取。我们没能尽得到我们想得到的，却失去太多。
五
在大哥家，断续的交谈总不知不觉被我引入访邻寻里的话题，却又在某一个环节上戛然而止。于是大家默默地喝口糖水或是嗑几枚瓜子。有些问题，其实我已经问过多遍，被一再问起的原因不外乎遗忘：忘记我曾经问过，忘记我已得的答案。令我善忘的原因，我猜多半是因为被问及的人的亡殁。
在我脑子里那些栩栩如生的耆旧，多是在我的少年时代令我惧怕的人物，从社会关系上说，他们多属远亲，按辈分而论，则属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辈。这种亲情其实是靠不住的，因为它仅仅来自地缘关系。
我们在当地被唤着“湖北老子”，实则由中原腹地信阳的罗山、光山南渡而来。因为迁徙之时，多聚落举村而动，到了异乡则攀亲认宗，以利团结互助，共同对抗大自然的蛮荒和当地人的围剿。所以被稱着“湖北老子”，估计是因为我们说话口音和湖北随州一带相似。
记忆中我的那些长辈们一律是那种状貌奇古、行事乖张之人。比方说，我的姥爷三兄弟，当然，他们并非我的亲姥爷。我先从老二说起，他叫刘元洲，自然，我称呼他为二姥爷。他身高八尺五寸，头如笆斗，眼似铜铃，满脸黄豆大的黑麻子，开口说话，声如饿虎。即便在我讨好的喊他二姥爷时，也从没见过他的笑脸，有人说他不笑是因为笑起来太可怕，担心吓着我。很显然，他不具备同任何人和平共处的性格基础。在我离开故乡之前，他在一个黄泥岗上面朝大路挖了一个山洞，在洞里支床砌灶，以示他决不和他的儿孙共处一栋堂庑之下。如此看来，他最终被饿死也就不足为奇。在他背后，我从没叫过他二姥爷，我只叫他刘二麻子。
他的哥哥刘元河，我该叫他大姥爷，一个老光棍，他的光头则是他鳏夫身份的绝配。他一个人住在一间陡峭的人字梁草屋里，盖屋的麦秸被他弄得像早春金黄的柳丝，我怀疑他每天都要用梳子梳理麦秸，因为他的门边始终有一张九级木梯斜倚在墙上。夏日的黄昏，他会早早地把小木桌和小木凳放置门口，除了材质一般，它们任何方面都堪称艺术品，桌面一尘不染，绝对比汉代铜镜的光鉴效果好。一碗稀饭，一碟咸菜，他要在蚊虫发动黄昏攻势之前结束晚餐。他堆积的草垛，大概只在米勒的画中才可一见。他能被我记住的不是脸部特征，而是他站立的姿势：双腿微微屈立，腰部往前弯曲成一个只有勾股没有弦的直角形。听说他死于一个暴风雪之夜的无限寂静。他和他的二弟都堪称畸零人。
再说我的幺姥爷，叫刘元绳，个子比他老二还要高，身材像擀面杖，头脸紧凑，五官总是挤在一起，显得愁眉苦脸，说话时一字字像汉阳造步枪子弹一样弹出，听来总有卡壳之虞。他和他的两位兄长一样不合群，但不合群的对象则有所差异。他妻儿成群，和和睦睦，但他独辟村南两里路外河边一块平地筑屋而居，用篱笆墙把屋舍围在中间。幺姥娘和他的一帮子女待我还算和善，是以有机会经常光顾他的私宅。但他的宅院不知哪一年已经消失在我展目南眺的地平线上，如今记忆里只剩下他的院子东南角临河处的一株硕大无朋的枸骨树，我们叫它老鼠刺。它栽在灰坑边，营养不缺，枝繁叶茂。我总觉得幺姥爷栽那棵浑身是刺的怪树有他的用意。大哥曾告诉我幺姥爷死于何年何月，但我忘记了。
村西头另有一个叫陈荣喜的人，此人和我无亲。少时曾在他家草筋石灰墙上见过他的画像，被放在一个盘龙状银饰边框的相框里，额头皱纹深刻，两腮凹陷，颧骨如两座尖峰。那张画像竟然成为我整个少年时期最大的噩梦。他在病榻上睡了三年零四十九天，他去世之后的坟地，直至我上大学前都不敢一个人经行。
如今，当哥哥轻描淡写提及这群“恶人”的死亡时，我的内心却真诚地希望他们仍然活在世间。因为他们的死亡似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一些空白，让我对这个荒芜贫瘠的故乡山村里曾有的惊心动魄的恶感觉模糊，仿佛这里从来都没有恶，也没有善，只有平庸：难道我必须目击所有的死亡才称心？
回家走的是免费高速。一忽儿快，一忽儿慢。快的时候超过最高限速，慢的时候又低于最低限速。我意识到快和慢其实都是一种出神的形式。人生的快与慢是否也可以像公路行车一样掌控自如呢？我想写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小说，或者我已经写了。但我想我更应该写一写故乡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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