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与禁忌

一种事物之所以会成为禁忌，通常并不是因为人们讨厌或憎恨它；恰恰相反，人们甚至可能变态地渴望着它。不过与此同时，伴随着这种渴望而产生的，往往又是另一股反抗的力量，驱使着我们拒斥“禁忌之物”，害怕由它产生的种种影响，畏惧它可能带给我们的超凡能力和无穷可能性。这就是所谓的“禁忌”，与普通的被遗弃之物、被讨厌之物，有着本质的区别。据我的观察，文字正是这样的一种“禁忌之物”。
将一种日常随处可见的事物称为“禁忌”，听上去简直是谬论。但我自信有足够的理由来作此判断。一封信、一份政府文件、一篇学术论文，一幅广告招牌，每天目之所及，尽是文字统治的世界。我们之所以会觉得文字是一种极为平凡的事物，原因并不在文字本身，而在于我们自身的平淡无奇：我们绝大多数时候都在处理着平凡琐碎的事，应对着无可奈何的生计。这让我们容易陷入成见，以为文字只不过是处理这些俗世事务的一种工具而已。然而，只需要有这么一刻，有这么短暂的一瞬间，从内心深处产生了对文字的敬畏，感受到其深不可测的神秘力量，你就会发现完全不同的事实。
一篇抨击文章，会让抨击对象羞愧难当，暴跳如雷；一段细腻真切的性爱描写，会令读者面红耳赤、心跳加速，裸露出难以在人前显示的那个自我；一份檄文、一句谶语，甚至会积极参与着最黑暗、最血腥的阴谋，掀起狂风暴雨般的革命浪潮。总而言之，我发现“文字”简直是天下间最没原则的恶棍，也是城府最深的小人。它在琐碎的日常中装出平易近人的样子，又在个人昏暗的台灯下、在图书馆最不起眼的角落，酝酿着可怕的阴谋，挑动无数灵魂之间的相互碰撞与仇杀。即便是读起来令人感觉最平和、最温馨的书，转眼间可能就会变成最危险的阴谋家。“文字”这种东西，就是穿梭在我们心灵之间的苏秦和张仪。从这角度看，人不过是一副行尸走肉，是“文字”的代理者，是这个不折不扣的“恶棍”的跑腿或打手。
望向眼前的现实世界，我们就能感到：尽管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盘算着怎么依靠文字谋利，但实际上自己是多么地惧怕“文字”，畏惧着这种“禁忌之物”所隐藏的可怕力量。面对这被称为“文字”的魔鬼，我们建立了庞大的行政官僚机构，赋予了它巨大的权力。我们用眼花缭乱的科条文簿来装饰它，用最聪明的头脑来充实它，为的只是使我们更好地与“文字”这个恶棍、这头魔鬼沟通，，为的只是控制和清除它在我们中间散播的种种诡辩、种种危险的阴谋。相应地，对于最无害、同时也可能是最无法触及灵魂的文字，我们则对其奉献出至高的赞美：我们向其奉献着税金，也毫不吝啬地为这些文字建造着一座又一座被称为“书籍”的丰碑和博物馆。我相信中国应该是最敬畏“文字”的国家了，因为我们深知它的力量，并不惜动用我们所能创造的最强大的暴力实施机构来与之抗衡和斗争。这或许正是顾炎武先生和黄宗羲先生不将《日知录》和《留书》轻易示人的原因。
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他人拒绝阅读我的文字、拒绝将这些文字放置在对所有人开放的“博物馆”中，甚至不惜动用一切力量阻止自己、禁止他人也触碰我的文字，与我写作这些文字之间，到底有怎样的联系？不论是一篇随心所欲的杂文，还是一份严肃的学术论文，每当写到真正核心的内容时，“文字”的魔鬼总会开始在你耳边低声呢喃，然后你会慌忙记下一大堆混乱的意象和概念，并顺着魔鬼的指引将其串成一件有意义和逻辑的事物。这是我时常反复出现的写作体验，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会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发现自己一本接一本的笔记本，就变成了无数恶棍、恶魔和社会渣滓的收容所。我不知道他人是否也为自己建了这样的“收容所”。但我感到，在我生活的中国，我们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去面对这些被释放出来的文字“恶魔”，不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