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手记-刘彻：换个马甲的大一统补论

引言：关于汉武帝，我已经写过两篇文章：读书手记-刘彻：换个马甲的大一统和读史手记-刘彻：我来告诉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真相。这篇日记，写于今年4月22日，本无名字，现题为-汉武帝补论。

刘彻：换个马甲的大一统补论

汉武帝时期，是汉代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期，然而现有的著作皆未能全面探讨汉帝国的转折。如果把各家的著作论文凑到一起，便可全面认识，只是需要费收集之功。

汉武帝的转折，是针对汉初七十年的“后战国时代”而言的。“后战国时代”是李开元在一次讲演中提出来的（具体特点见图2）：

图2-后战国时代的特点

李开元是田余庆的学生，其唯一的学术著作《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是由他老师《说张楚》一文扩展而来，这一点田余庆在《秦汉史探微》重订本中有说明。李开元近几年出了几本普及类著作：《秦崩》、《楚亡》和《汉兴》，这些著作基本上是《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一书的通俗化。

他的缺点是特别爱提出理论，不过，“后战国时代”的提法，指出了那个时代的特征。秦皇汉武并称的意义便是：秦始皇结束了战国时代，汉武帝结束了后战国时代。汉武帝时代是秦始皇时代统一的继续和升华。升华之处是汉文化的形成，完成文化上的统一。

有人说，汉武帝与秦始皇的不同之处是把法家改为儒家，即赵鼎新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形成》一书中提出的“儒法国家”的定型。然而，据张分田《秦始皇传》的说法，秦始皇并不全任法家，据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汉武帝亦不全任儒家。汉武帝时代，与其说是儒法国家的定型，毋宁说是儒法国家的开始，即开启了儒家通过博士制度进入政治的门槛，为此后士大夫政治的生成埋下伏笔。

对于汉武帝时代的转折，还有另一个观点，即田余庆在《论轮台诏》一文提出的汉武帝晚年的政策转向，辛德勇在《制造汉武帝》一书反驳他的观点。我听了辛德勇在三联的讲座，也看了这本书以及后来收在《旧史舆地文录》的访谈，愚以为，辛德勇的观点从史料来源上证明了田余庆文章的错误，具体地说，就是证明了田余庆的观点所依据的史料不足信。从昭宣时代的举措看，汉武帝的政策也没有转折。

综上，我认为，汉武帝的转折是针对汉初而言的，汉武帝时代的积极意义也是对汉初的结束，重塑大一统帝国。

对于汉武帝时代的思想以及此后两汉思想的演进，余英时有论文《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及余论》，陈启云则反对余英时的观点，在其论文集中悉数余英时的错误。两人都是钱穆的学生，有意思。他们俩的争论焦点是：文吏先儒化还是儒生先文吏化，究竟谁先谁后，我以前赞同余英时，现在暂时信陈启云，以后信谁，不知道。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衍生史稿》似乎没有讨论谁先谁后的问题，只是笼统地指出儒生与文吏合流。卜宪群抄袭了阎步克的观点，写进他的博士论文《秦汉官僚制度》。

陈启云除了批评余英时，还指出阎步克的不足，虽然没有点名。他说阎步克只见制度不见思想，大体是这个意思。制度史受人和思想支配的，过分强调制度的作用，确实容易犯这类错误。

卜宪群的《秦汉官僚制度》虽然抄袭了阎步克的观点，但他对三公九卿制的研究，即汉成帝绥和改制，在复古思潮的影响下改变宰相官名，对我很有启发：王莽时期令人眼花缭乱的改名不是王莽发神经病，而是有思想背景的。

祝总斌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过分强调了宰相的决策权和人事任命权，没有注意思想背景。汉朝宰相“调理阴阳”这个规定，被他用封建迷信带过。如果了解汉代人的思想，便会明白为什么宰相会有“调理阴阳”的职务，顾颉刚先生说：“阴阳五行是汉人的思想骨干”，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因为当时的人信这个，就跟五四时期信仰科学民主一样，所以才会有这个职务规定。

治史不易，片面地专研制度史、政治史、思想史，都是盲人摸象，必须整合，必须放在一起看，才能窥的全豹。可惜现代的学科分类，把历史研究者的格局窄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