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王安石主要是在性格和价值观上有鸿沟。
第一个，不近人情和精通人情世故。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苏洵用这句话来说王安石的不近人情，一定是大奸大恶之道。苏轼精通人情世故，他会主动请求别人帮忙，这个“别人”都是能力很强的人，但是帮忙的事情却不费功夫。比如苏轼请司马光给自己母亲写墓志铭。所以这些大咖也很愿意给年轻的“明日之星”面子，做个人情，拉近关系。
神宗希望王安石接纳苏轼。但是被王安石拒绝了，大约意思是就算自己接纳苏轼，苏轼也不会放弃经营许久的“朋友圈”。在本质上他们对于人和事的选择不同。
那么苏轼认为变法正不正确呢？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就算是正确的事情，但是犯了众怒也不建议做。”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苏轼《上皇帝书》）
第二个，富国强兵和藏富于民
苏轼在奏章里引用孟子的观点，皇帝只能讲仁义，不能讲利益。因为皇帝讲利益，全天下都会效仿。“财聚则民散”。政治是管理者，责任是维系社会环境，让百姓拥有富裕的生活。这就是“藏富于民”。如果政府自己制定捞钱规则，然后又参与捞钱，这样是没有办法做到公平公正的。苏轼的观点是，能挣到的金钱数额总量是一定的。如果国家挣得多了，百姓能挣到的就少了。
王安石认为新法是一系列的理财手段，把政府营收作为重要的事情，解决财政问题。希望在百姓挣到的金额数不变的情况下，增多国家的收入，优化资源配置。就算是争利，也是与“奸民”争利。王安石认为商人就不该赚那么多钱。商人让国家财政吃紧，让普通老百姓生活艰难。当国家出头来进行商业运营的时候，这样“奸民”就不会赚那么多。国家有钱了，自然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就可以过的更好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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