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发现，历史上每次税制改革之后实行合并税种，农民税负暂时下降，但很快就会再次杂派丛生，如此循环往复，人民负担越来越重。他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后世学者将之称为“黄宗羲定律”。
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很多次变法。汉武帝时期，桑弘羊变法，所做的是国家从生产到销售垄断盐铁经营。小商人为了特许的经营权，必须缴纳重税。对商人征收的重税，既能丰富国库，又能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最终得到了重农抑商，国库逐渐丰盈的结果。王安石提出的“兼并”思想，“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他是希望强化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弱化市场经济。垄断经济有什么后果呢？价格高，品质差，强买强卖对消费者的需求漠不关心。但是所有的不便，都由所有的消费者来承担。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只要国库都丰盈起来。在王安石看来，如果由商人来垄断这些，难道这些弊端就不存在了吗？商人才是“奸人”，国家会平抑物价，不会让老百姓缺盐少米。
苏轼认为桑弘羊不仅不是成功案例，而且还是前车之鉴。因为桑弘羊的变法后果是私营经济严重萎缩，盗贼横行，天下大乱。几乎到了汉武帝接班人那里顺应民心，逐步废除桑弘羊的政策，才万民归心。“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国家经营需要设置庞大的机构，专门的官员来运营，管理。这样成本必然高于私营。经办官员不会像私营那样用心，在各种环节里反而可能会中饱私囊，因私舞弊。不能只看显性成本，还需要看隐形成本。如果垄断经营是坏的，朝廷的道德感不一定高于私人的，那么为什么朝廷的垄断经营就要比私人的更好呢？
苏轼认为一项制度的确立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制度的制作人，不能把所有人想象成善良又道德的标准。好的制度设计，应该是“分蛋糕”的设计，切蛋糕的人，是拿剩下的那个人。所以无论执行者如何，都不能影响最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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