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华北平原的一个普通村庄，名叫杨段庄，又名杨阿~段庄。我的孩提时代，还没有私立小学这种概念，甚至没听说过幼儿园，因为名字不一样，我们村儿的幼儿园叫育红班。
育红班，顾名思义，为红色革命事业培育接班人，这个名字听起来充满了年代感和正能量，仿佛上一秒还在春眠不觉晓，下一秒就能开上大红色的拖拉机去耕地和卖化肥。
当然育红班并不是我今天想要说的重点，专门提几句只是因为这个名字太朋克了，感觉中国梦马上就要实现了。关键还是因为那时候的记忆太过模糊，有点印象的就是一到教室就哇哇哭，谈不上有什么收获或者感慨。
让我开始有思考和感慨的，是我的小学时代。
我们的小学在村东，从我家一出门一直往东走三百来米就到了。那时候的孩子们不像现在有家长天天接送，小伙子胡子都长出来了还怕人偷走了。每个小孩都是吃完饭背上破书包呼哧带喘地自己就上学去了。
小学一二年级，我们只有语文数学两门课，我们的语文老师姓刘，数学老师也姓刘，后来到了三年级赶上新课改，有了英语，特别巧，英语老师也姓刘，没错，我们就一个老师，啥都教。
刘老师长得有点像姚晨，不过嘴更大一点，眼神也更加犀利，刘老师和我妈娘家是一个村儿的，年龄也差不多大，但刘老师在我们村可以说是德高望重，因为她彪悍的教学风格备受家长好评，一度被当做全村的希望。
每个清晨，刘老师都会早早站在学校门口等待我们，和她一起迎接我们的，还有她背手攥在手里的小竹条，同学们在几十米外看到刘老师，就已经战战兢兢了，要不是没有受过军训，我想我可能已经踢起了正步。没别的，正步让人觉得庄严肃穆，更像社会主义接班人一点。
走到刘老师面前，在她炽热的目光下，我头也不敢抬，“作业掏出来”，伴随着这一道命令，我急忙翻开书包，把皱皱巴巴的作业本呈上去，屏住呼吸等着听，“下一个”，然后如释重负飞快地奔向教室。
如果有倒霉蛋忘了带作业或者没有写，那不好意思，那得接受命运的审判了，“手伸出来！快点”“老师我不敢了，下回我肯定忘不了”“下回再打下回的，别抽抽，张开手心，伸直！”
pia！pia！pia！三下，伴随着火辣的痛感和身后的偷笑，倒霉蛋算是经受了体罚，但这只是刚刚开始，没带作业的，现在跑回去拿，没写作业的，你得趴台阶那现写。所以一般情况下，只要不是脑子特别不够使的，都不敢不写作业。
我们通常是上午一节语文，一节数学，下午一节英语，再语文再数学，你想象一下，刘老师的课排得可以说是满满当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对我们每个人实在太熟悉了，当然了，我们班本来也没多少人。
我对刘老师的业务能力还是非常佩服的，她不相信没有她教不会的学生，那时候我背乘法口诀老乱套，这节课背下节课就忘，刘老师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你就别下数学课了，就背吧，下节英语课背，下下节语文课接着背，背不过明天语文课接着站在外边背。”
你别说，这方法还真的很有效，当你的世界只有一件事儿的时候，别说乘法口诀，九阴真经你都能倒背如流。
但人无完人，刘老师也不是万能的，她第一次在我们心中跌下神坛是在一个炎热的午后。
当时我们中午放学以后得回家吃饭，下午两点上学，而小孩子向来是讨厌午休的，有一天我就想着别老在家躺着了，早点去学校，看谁在，还能一起玩会儿。
当我快要走进教室的时候，听到了我们班的收音机在小声儿地响，凑近一听，是在反复播放一些英文单词，dumpling、noodle、refrigerator……还有一个女声在跟读，一字一句，略显笨拙。
没错，刘老师在备下午的课，她戴着一副我从来没见过的眼镜，把书摊开放在膝盖上，手里拿着笔不停地在书上做着标记，不到一分钟时间，她得拧两次收音机的磁带条，以便重复记忆。
原来老师也得学习，这是当时我觉得最为震撼的场面，等到下午上课，刘老师又恢复了严肃的模样，把中午刚刚学会的英文单词再教给我们，坚定且自信。
多年以后，我再回我们的小学，还是因为要办什么户籍学籍证明的事儿。那是一个暑假，此时的刘老师已经成为了刘校长，我看见她的时候，她正在专心致志地择韭菜，戴着一副我从未见过的花镜，把韭菜摊开放在膝盖上，一根一根仔细挑选，她注意到我的时候，先定睛看了一下，然后一边起身一边把眼镜摘了下来，炽热的目光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满眼慈爱。
这一次，她彻底跌落神坛，我们也终于能够敞开心扉，聊聊后来她不知道的我们的生活，回味那些过往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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