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日本人”背后的秘密

1964年的10月10日至24日，在日本东京举办了第18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日本首次举办奥运会，也是亚洲国家第一次举办大型运动会。美国通过 “新科姆”通讯卫星向全世界各地转播了这次奥运赛况，这也是奥运史上的第一次。然而，这届奥运会最吸引人的不仅仅是首次用通讯卫星转播比赛，而是日本人在比赛散场后展现出来的惊人国民素质——全场出奇的整洁，甚至找不到一张碎纸片。这一细节也被卫星转播记录了下来，有人惊叹为“可怕的日本人”。战后的日本借助这次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国民的教养与文明，让全世界为之侧目。是什么让战后的日本在短短十几年内，在经济快速崛起的同时还发展出如此“可怕”的软实力？直到读了这本《教养与文明：日本通识教育小史》， “可怕的日本人”背后的秘密才渐渐显露出来。

《教养与文明：日本通识教育小史》这本书主要写的就是日本教育现代化过程中通识教育的兴衰起伏，和通识教育对日本国民在基本素养、人格形成与道德规范等软实力方面形成的深刻影响。作者陆一，日本东京大学教育社会学硕士，清华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长期从事大学通识教育研究。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教养与文明》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日本通识教育小史”，其实“通识教育”这个词，最早是由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在1941年的《大学一解》中提出来。所谓的通识教育对应的就是专业教育或者职业教育，简单的说专业教育是培养人的生存技能，通识教育的核心则是关于人的道德、人格、智慧的培养。通识教育在各国的叫法不同，甚至各国在不同的时代叫法也不同。例如美国就有“自有教育”、“博雅教育”和“普通教育”等名称。而本书则是按照编年体分别论述了孝明时代的“修养主义”、明治时代的“教养主义”、大正时代的“大正教养主义”、二战后的“一般教养教育”和平常时代的“一般教育”。名称的不同，其实是代表者不同时代通识教育的内涵与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教养与文明》中最能体现通识教育对日本人软实力形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吉田松阴开创了日本通识教育的起点。

吉田松阴所处的江户时代末期，海外列强压境，江户幕府统治不稳，政局动荡国家危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各藩兴办藩学及武道馆来扩充实力，各种藩学和私学百家争鸣。那些历史的先行者们于私学、村塾中，讲读汉学经典，谈论时弊，酝酿着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这一时期的通识教育被称为“修养主义”。吉田松阴执教的松下塾竟然开启了日本现代化通识教育的起点，这是怎么回事呢？吉田松阴本出身长州藩士家庭，从小聪慧过人，在家学的滋养下饱读汉学经典，20几岁就收了不少门徒。因为多次脱藩及“偷渡美利坚”计划的失败，吉田松阴回长州藩自首并开始服刑。此时的吉田认识到凭借一己之力是不能对当时的日本社会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的，于是他在狱中及出狱后就开始了全身心的讲学活动。在内忧外患的处境中，吉田松阴主要选择儒学经典尤其是《孟子》为教材来重振道义，团结各方志士，并为大家指出方向。松阴的教学在这里就是一种典型的藩学精英通识教育，但不仅仅单纯的讲解经典，而是具有一种时代危机感。松阴通过讲读汉文经典把门下的学生们带入到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由此造就一种超越个人生命的大志向、大格局。

吉田松阴后来因为“尊王攘夷”被囚禁江户藩邸，他以死明志来激发学生们革命的决心。1859年10月幕府处决了吉田松阴 ，也开启了幕府灭亡的序幕。吉田松阴门下的学生如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木户孝允等纷纷登上风起云涌的历史舞台，直接推进了倒幕革命，并逐步掌握了明治维新政府的实权。吉田松阴用自己“虽九死其尤未悔”的精神和斗志唤醒、点燃了学生们心中的斗志与信念，他以精英通识教育为武器，团结精英、磨砺人才，最终以通识教育为起点开启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新时代。

第二，教养教育的强国之路。

明治维新后，“大政奉还”，吉田松阴的学生，日本第四任首相山县有朋在其执政期间颁布了《教育敕语》，强调受教国民的道德教育和爱国教育，这就是为明治维新的通识教育企图建立日本民众的民族认同感。1901年政府将《教育敕语》立法，并进一步将其神圣化，成为所有受教育者大脑的底色。这一时期的通识教育被称为“明治教养主义”，而由官办教育开展起来的教育现代化之路，使得“教养主义”在现代学校的正规化中逐步发展成为“教养教育”，而教养教育这种通识教育形式对日本人人格塑造的集中体现就是旧制高等学校。

1877年4月13日，明治政府把江户幕府留下的“开成所”和“种痘所”合并为文部省直管的“东京大学”，这是日本第一所现代大学。但是由于东大建立之初人才匮乏，教授自然学科的几乎都是外籍教师，课程设置、教材及授课都是外文。因此森有礼执政时，文部省在1885年把原属于开成学校教外语的部门独立出来，成立了“东京大学预备门”，是为东大的预科学校。1894年井上毅文相任上又颁布了《高等学校令》，将森有礼创立的东大预科“第一高等中学校”改为“第一高等学校”并将隶属工部省和司法省的工部大学校、法学校并入东大，改称“东京帝国大学”，成为高级官僚和其他新式学校教师培养的基地。可以说东京帝国大学和旧制高等学校的出现，形成了明治政府学习西方、培养新时代精英的意图，也开启了日本现代学校制度化的序幕。也就是在“东帝大”和“一高”建立不久，各帝国大学和它们的预科陆续建立起来。这一时期旧制高等学校里精英通识教育对日后日本教育的格局形成了深远的影响。那时候只有少数成绩优异、家境也比较好的学生才能考入高等学校进修大学预科，一旦踏入高等学校的门槛只要顺利毕业就可以免试升入帝国大学就读，毕业之后成为对口的专业政府官员和上层精英。

旧制高等学校里精英通识教育集中体现在德育、智育和体育三个方面。德育方面封闭式寄宿制（当时所有高等学校都是男校）是一个特色，以第一高等学校为首的旧制高等学校争取了一定的自由，就是宿舍自治，被称为“自治寮”。这种精英通识教育是儒家“慎独”传统和西方民主的实践。通过宿舍自主管理运营，肩负国家未来的学子们可以系统的练习民主的运营方式。学生们学习通过自己做决定，了解了如何协调个人和集体、进行选择，从而在学习生活上得到福利的改善，也是一种微缩的政治实践。在智育方面，旧制高等学校的学生可谓“学贯中西”。作者整理的资料显示“高等学校的三年间，不论什么科、什么业，所有学生每周必须完成的课程都非常多，课时要求高达30至38课时。”其中外语和修身是最有特色的。一般的学生至少掌握英、德两门外语，修身课则选取思想性极强的中国经典来开启智慧。除了“文明其精神”就是“野蛮其体魄”的体育教育了，可以说旧制高等学校是日本现代运动的摇篮。一方面课业上亲近西方，摄取西方体育文化，且外籍教师的科学指导让学生们近水楼台。另一方面，寄宿制让学生们有充足的训练时间，运动也成为青年学子们释放青春热情的一种途径。如果德育和智育是对大脑和心智的控制，那么体育就是对身体和意志的控制，反过来那种不怕吃苦、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也会反哺德育。

第三，战后全盘的西化通识教育。

二战后，日本在被长期占领的压力下，必须要重建教育体系，让国民摆脱那种迷茫和空虚感。这一时期的美国模式下的西化通识教育，被称为一般（教养）教育。以南原繁为首的教育家在美国占领军和美国大学专家团的指导下，开启了一系列的学制改革。实现了把教育选拔门槛过高的“复线型教育”变革成6·3·3·4学制的“单线型教育”，逐步实现战后日本民主社会的机会均等。各大学的教养学部纷纷成立，采取入学前二年在教养学部接受通识教育，后二年接受专业教育的模式。

此时日本从依据中国儒家经典为主来培养精英，转变为全盘的接受西化教育，从根本上“脱亚入欧”。这一时期的一般（教养）教育对日本重建的方方面都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显著的就是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功劳。一般（教养）教育对公民在精神层面的重建，使得日本公民的整体素质、道德品质、职业操守保持了较高水平，对日本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输送了大量优质人才。但是这种全盘西化的通识教育，也存在一些水土不服，诸如国家愿景、文化性格和精英使命等层面的问题始终是悬而未决的。

百年来，日本通识教育的发展坎坷波折，有过许多开创性的实践，也因为照搬西方模式而积累了部分经验，但是始终没有整体上的成功。日本在通识教育上的探索和教训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中华民族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深厚的文明传统，这是我们的优势和根基。相信建设我们的通识教育，实现文章开头日本人体育场观赛的那种素养文明，中国的古典传统是一个必须依靠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