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格尔木

有这样一个知青  （五）

      （五）逃离格尔木

    汽车到四十七道班附近的东干渠路口我下了车，这时是不敢贸然进格尔木的，也许他们正等着我自投罗网，必须等到天黑以后。

    西坠的太阳，已褪去炽热耀眼的光，天边的云彩变成一片腥红色，大地在这狰狞色彩的笼罩中是那样可怖。这是一个血色黄昏。

    正准备在干渠旁的芦苇丛中隐身而坐，独自等待黑夜的降临。突然从西边水管站方向，沿着干渠的小路上，一前一后过来两个人，穿着不伦不类的绿色军装，知青特色装扮。后面的高个子微微的驼背，走路的姿势动作非常眼熟。于是我退到路边装做等车。

    那两人边走边说来到路口。这时高个子已经看见我了，他走在后面悄悄的摆手示意不要理他，我看懂了他的意思，把头扭到一边。

    等到那个矮一点的搭上去一团的汽车，高个子才转过身说：“石鲁生我已经接到通知了，今天晚上全师统一查铺要抓你，你现在准备去哪里，有地方吗？”

    我说：“还没有”。

    他又问：“吃饭了吗？”

    我说：“中午饭吃了，从水电站工地过来，刚下车就看见你了”。

    他说：“你打算怎么办”？

    我说：“准备去北京上访”。

    他说：“这样吧，你今天晚上住在我这里，我自己住一个屋，没有人会查我的房间。别人想不到你会在里”。

    他接着说：“不过现在还不能回去，等到天黑后才行，我们先去汽车团或“西格办”找车，你要尽快离开格尔木”。

    高个子知青叫江建国，是我连调出去的。其实他在我们连呆的时间很短。

    江建国是省实验中学高中毕业生，65年10月报名来的青海。在校期间曾经获得过济南市乒乓球冠军。到青海不久师里组织乒乓球队他就调走了，后来又调到水管站。现在是水管站的司务长。

    之前我来过水管站。它在青藏公路西面47道班附近，离格尔木大转盘十几里。滚滚而下的格尔木河在这里拦腰截断被分流到了东西两个干渠，年复一年浇灌着一团和三团的几万亩土地。这里是农场的命根。

    水管站就两个知青，其他都是转业老兵。这是重要部门，在这里工作必须是政治可靠领导放心的。

    这里也是农建师比较的舒服单位；夏天不会风吹日晒蚊虫叮咬；冬天不用开荒平地积肥造田。既不抓阶级斗争，也没有人整人悲剧。是很多人羡慕的地方。此时，建国兄的举动是冒着很大风险的。

    建国兄的体育特长，司务长的工作便利，和为人处事的方式赢得了很多人缘。从格尔木部队大站，汽车一团，三团。“西格办”汽车队到大修厂。都有很多熟人和朋友。我跟着他跑了一家又一家。回到水管站已经夜里十一点了。

    建国兄是个谨慎的人，我的情况他不能对别人实话实说，害怕吓着他们。 反复斟酌基本落实两个车可以考虑；一是“西格办”汽二车队21号去柳园的。还有一辆是汽车一团24号去西宁的。他建议我24号去西宁。那样可以省几块钱路费。

    建国兄的卧室同时也是办公室就在食堂旁边。十平米的土坯房子里，一张大一点的床，一张写字台占满了大半个房间。写字台上一盏煤油灯，罐头瓶子做的灯罩擦的铮明瓦亮。拉上窗帘我们两个躺在床上商量着我下一步的行动。

    到21号中间还有两天，到24号还得五天，这么长的时间怕是夜长梦多。白天又不能呆在屋里。怎么办；我说：“明天一早我去汽车站见机行事，能走我就尽量走了”。

    他说：“这样吧如果你明天走不了晚上还回到我这里来住，晚上我给你留门”。他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来一张有记号的纸交给我说：“如果早上走不了，你把这张纸用石头押在汽车站外面的窗户台上，你就躲起来。我九点多去汽车站，如果看见这张纸就给你留门，晚上十点以后到我这里。”

  格尔木到西宁的汽车每天早上就一班车，有时候等好几天买不到票，我想明天一早去碰碰运气。

    说着建国从床上起来去食堂拿了几个馍让我明早带上。

      天不早了，我躺在床上眯着眼睛，想着心事。突然他说：“我豁上犯一次错误了”说着打开抽屉拿出来一打全国量票从里面抽出三十斤塞到我包里说：“我也挪用一次公款”。又说：“我探家才回来还欠着不少帐也帮不上你忙”。说完就吹灯上床睡了。

  我没有推辞，哥们真够意思。

   

    虽是6月下旬，早上天气仍是很凉，五点多了天还黑着，我解开棉衣的扣子，凉风轻轻吹过，汗水消失的感觉有点凉凉的。我加快脚步沿小路向汽车站走。昼夜温差二十度的内陆高原就是这样；早穿棉袄午穿纱。

    从水管站到汽车站要走一个多小时，我必须在汽车站开门前到达。天还不亮抓我的人不会这么早就去。

      到汽车站天蒙蒙亮了，路南面候车室还没开门，周围没有一个人影，我从候车室东面的大门进了汽车站院里，空荡荡的大院停着两辆大骄车，有一辆车西宁牌照。确定今天有发西宁的车。

    这空荡荡的院子没有我藏身之处，于是我出了大门往东走出二百米，跑到马路对面师部路口，远距离的观察着汽车站附近和师部方向的动静。

    路上的人多起来，带着提包抗着行李的人涌向车站，已经听到车站里面的喧嚣。我起身警惕的观察了一会，试着向汽车站走。

    迎面走过来一个女人，头上被一条洗的很白的日本尿素袋包的严严的，带着大口罩，两只黑色的大眼睛看着我，我想这是个知青。

    在我们两个就要擦肩而过的时候她侧身停下来，摘下了口罩，我扭头一看，是工十五连去年调到我连的羌俏玉。

    “石鲁生你别过去，汽车站有咱连的一个老兵在那里，他看见会告发你”。

    在连队，从没主动和任何一个女知青说过话，不是不想说，只是自卑而缺乏搭讪的勇气。

    稍一愣我问：“车站上还有咱连的其他人吗”？

    她说：“小解曼回家生孩子梁溪明来送她”。

  我问：“那个老兵是谁”？

  她说：“是个广东猴子，很瘦，可能姓杨，”。

    我说：“是不是叫杨茂辉”。

    她说：“可能是吧”。

    我仍然往车站方向走，她看着我继续说：“你可小心点啊，连里昨天开大会已经宣布了，都在抓你。知道你逃跑了”。眼里流露了担忧的目光。

    我说：“谢谢，我会小心的”。

    候车室人不多，售票窗口排起长队，等着开门买明天的车票。今天乘车的人都到院子里等着。我看见杨茂辉，他在院里靠在窗台旁边的墙根等着检票，行李在地下放着，旁边立着一个很长的白布包裹着像一根竹竿样的东西。我知道那是一根枪管。几个月前这根枪管还是我的，是一杆猎枪的枪管。

    他看见我立即扭过头去假装什么也没看见。

    我在车站院子里转了一圈，就躲在角落四处萨摩梁溪明和解德玉。他们看见我了，梁溪明摆手叫我过去。他问：“你有票了吗”？

    我说“没有，你先给我看着点，我看有退票的吗”。

    我把马桶袋递给他，在车站里里外外的转悠，警惕的观察周围的情况。

    大客车开始往车顶上装行李，杨茂辉把枪管和他的行李放到车顶上。车顶上没放多少东西就没有行李可放了，从格尔木到西宁的车都是这样。从西宁回来的车就不一样了。车顶上放的东西叫堆积如山一点也不过分。

    退票窗口始终没人退票，大客车开始预热，马达嘟嘟的有节奏响起来，乘客们排好队准备检票了。

    看来今天是没戏了，我退到候车室门口，看他们排队上车，准备汽车一走我也撤退。

    “有去诺么洪的吗”？

    突然汽车旁边有人手里高高的举着一张车票大声叫着：“车票八块钱”。

    他周围立刻里三层外三层的围满了人。

    说时迟 那时快，我一个健步冲过去，跳起来一把把票抢到手里，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我把八块钱递到那人手里，转身走到梁溪明旁边，接过马桶袋和解德玉一起等着排队上车了。

    梁溪明说：“这下好了你俩有个照应，一路有石鲁生我放心了，小解曼带吃的不少，够你俩个吃一路。

    汽车终于走了，当这辆汽车向东驶出格尔木。我高悬着的心才算平静下来，环顾四周开始仔细观察车里的情况，以便应付下面的行程。

    车上有一大半是农建师知青和老兵，我和小解曼的座位前后左边是几个知青，虽然不认识，同是天涯沦落人，知青又都是自来熟，这不用担心。再后面两排座位，紧靠着四个藏民，杨茂辉坐在最后一排靠着窗户。

    他始终不和我的目光相对，面无表情眼睛看着窗外。

    这样的态度也许是最好的方式。无论是对他还是对我，都不是坏的选择。他没见过我，也不认识我。

    其实我和杨茂辉不仅认识还有很多交往，起码彼此都没有恶感，不然我的那支猎枪不会在他的手里。

    杨茂辉是工程团调到我连的老兵。不是党员，不和其他老兵那样爱出风头，老兵整知青的活动也不感兴趣，他又是个城市兵，这在老兵中是很少的。男知青对他没有恶感，经常和他开个玩笑，过火他也不翻脸。我们班长陈宗荣长了两个黑眼圈他叫他大熊猫。

      大熊猫和他是广东老乡，两人脾气相仿，知青对他俩都不错。后来杨茂辉调到我们班，我两人一个通铺。

    那年我探家回来带回一本按摩的书《床上八段锦按摩手法》，他身体不好，死缠烂磨的把书要了去据为己有，声称不给我了，我不好意思硬要。

    春节前丁铮探家，回来的时候把我一杆猎枪从济南扛过来。这是二哥的朋友给我做的，文革时期有点能力的工人想做杆猎枪是件很平常的事，既不犯法，也不用花钱，只要厂里有材料有工具什么都不是问题。

    这枪是精心制作的，长长的枪管有一米八，车，钳，铣，焊精工细作，一个硬木的枪托很精致。有效射程200多米那质量真是没说的。

    他放了两枪就爱不释手了。非要拿去玩两天。

    那时他在二号场院看场，他说晚上那里有狼，一个人住在场院里害怕。

      他把枪扛过去就再也不送回来了。我找他去要，他把枪藏到麦草里我也找不到。于是他又故伎重演，死缠烂磨，用他新买的上海手表换猎枪。

    后来看连队形势不妙，预感我要倒霉了，这杆枪可能成为罪证，顺水推舟随了他的意猎枪就成他的了。

    谢天谢地，这不，今天他把我的“罪证”扛回家了。

    从格尔木到诺么洪150多公里的路面大部分都是搓板路，汽车硌蹬硌蹬的跑到中午，到诺么洪农场的路口停下。司机在前面大喊：“诺么洪到了，下车快的一点”。

    汽车上的人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人动。看来，就我一人是诺么洪的车票，要下车的肯定是我了。

    格尔木到西宁的汽车票是二十二块八，到诺么洪的票是八块钱。

    我得想办法混过去，省下这十四块八毛钱对我太重要了。

    司机又大声喊了一遍站起来向后看，还是没人动。司机拿过路单仔细的看了看说一声：“奇怪了”就开始查票。

      从前面开始查，大家把票高高的举起来，他看见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票。看了前面几个知青的票，确认都是去西宁的，又到了后面看。我随周围的几个知青把票举起来他看了一张，又看了看这几个知青，确认我们是一伙的。越过我专门查了那四个藏民。一张一张看的很仔细。

    结果肯定是没找到逃票的。然后低声骂到：“真他妈的见鬼了”。回到驾驶坐,发动汽车又上路了。

    我泰然自若和没事人一样。小解曼说：“你还真行”。

    小解曼叫解德玉，她和梁溪明是青岛知青，调到八连的时间虽然不长，我们关系还是不错的。知青的江湖就是这样；朋友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相互关照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时候结婚成家的知青还不多，没成家的知青大锅饭吃腻了想吃小灶就去已经结婚的知青家里。小解曼梁溪明家我也吃过几次饭。

    这次小解曼回家生孩子带了不少吃的，煮鸡蛋，油饼，炸鱼可都是好吃的，一路上和临产孕妇一样的伙食，吃起来我一点也不客气。只不过此时她和我心情不一样。她满怀希望，我怀揣恐慌，像惊弓之鸟随时准备应付想不到的灾难，甚至每天晚上的住宿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没有探亲通行证，没有住店证明，旅馆肯定不让住。晚上到了都兰，多亏了同车的几个知青，虽然不认识，他们主动帮忙，我们挤在一个房间。还省下了住宿费。

   

    在这漫长颠簸路上，亢奋激昂的情绪得到缓解。我逐步冷静下来，开始认真面对思考我面临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生存问题，认真啮嗟品味痛苦的滋味。感受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和实实在在的恐惧。

    像我这样“黑五类”的狗崽子，又不甘苟且偷生，肯定与这个社会所不容，那么只能承受被命运所抛弃的残酷，只能忍受忙忙若丧家之犬的狼狈。

      从出事到现在才十天，可这十天的经历彻底颠覆我的人生，颠覆了我也曾经坚信是真理的东西。这场命中注定却又是突然降临的灾难，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我开始怀疑从小灌输给我们的那些价值观，我对人生的思考是从这里开始了。继而也坚定了洗刷耻辱，为人格尊严而战的决心，做好了长期抗争的心里准备。

    进西宁天就黑了， 汽车在农建师驻西宁办事处门口停下已经块十点了，有知青从这里下车。我和小解曼去火车站，车上大部分人都去火车站，晚上在候车室里坐一夜，早上排队买票方便，我们经常都是这样。

    突然小解曼说：“石鲁生快趴下，王峰义王政委在门口，让他看见再把你抓回去”。

    我坐的位置看不见他，问了一句：“谁在门口”。“三团政委王峰义”。我一听是王政委王峰义就说：“他在这里我才下去来，下去找他”。说完我就收拾东西拿上提包准备下车。

    小解曼说：“哎呀石鲁生你彪了，下去他就把你抓回去开你批斗会，你再想跑都没门了”。

    我说：“那样我认了，不能陪你了再见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