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塞北游牧骑射集团一直是中原农耕王朝的边患劲敌。在冷兵器时代，这些天生就能骑善射的马背民族，大多数时候都是农耕民族挥之难去的梦魇。中原农耕民族王朝对此，基本都是依托长城，采取战略防御态势，很少战略主动出击的，难有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打算和能力。能不能主动战略出击塞北，往往是中原王朝或农耕民族强弱的“晴雨表”汉武帝，唐太宗，和明太祖时，就曾主动战略出击塞北的。当然效果有优有劣。平心而论，唐太宗君臣取得的效果最为辉煌，汉武帝君臣和明太祖君臣，有得有失。其中得失之因，至今值得深究和探讨的。
论君臣能力，敌我实力。朱元璋能力不如李世民，徐达能力也不如李靖和李勣，残元势力显然也不如东突厥（东突厥多次打到唐朝首都长安附近，逼得唐高祖李渊欲迁都襄阳以避敌锋芒，唐太宗甚至不得不在“便桥之盟”议和）按理说，明朝朱元璋君臣以开国全胜之势打落叶般的残元，不说势如秋风扫落叶，至少不会致岭北之败吧！这难度应比唐朝君臣击败东突厥小很多。但最终结果却是铩羽而归，让残元继续得以政权组织的形式威胁着长城以北。
这是否说明了如下两个问题呢？一是明太祖君臣的能力不仅不如唐太宗君臣，甚至未必如汉武帝君臣能力的。岭北之役致败之因固然很多，但重中之重就是朱元璋和徐达君臣，在审时度势，制定计划，捕捉战机，组织军队，随机应变等综合军事能力上和唐太宗和李靖，李勣等君臣有不小差距的。总而言之，能力是决定结果的最主要因素。二是明军的战斗力和组织方式相对汉、唐军队弱些。明军主力基本都是南方人出身，其耐寒苦战能力和北方的汉人比是差些的，特别是在塞北草原，与游牧骑射集团作战，底气和能力是不足的（明军若不是仗着开国前一系列胜仗的底气，估计出塞作战更困难）
自古以来，汉人农耕王朝的骑射集团，绝大多数时候是无法和游牧骑射集团相抗衡的，因而不得不以庞大的步兵数量来弥补这种先天的不足，否则打个平手都极其困难。但这带来的军事问题就是庞大的后勤补给困难和战场机动性差。而明朝说到底，不过也是一个传统的汉人农耕王朝罢了，自然也无法改变这等先天劣势的不足。
岭北之役的后果是不容低估的。其实和宋太宗高粱河一役的后果差不多的。首先、这导致明帝国君臣继承前一代帝国版图和势力范围的雄心和能力受到了难以言表的重创。重大的国防战略威胁，始终无法根本解决，遗患子孙。子孙后代也只能靠谨慎防守度日。这就决定了明王朝的上限基本达不到汉、唐的上限。这也是终明一代，不敢像汉唐一样经营西域的主因之一，因为能力根本不允许。其次，主帅徐达也丧失了达到白起，韩信，李靖，李勣等百代兵家高度的可能性。之后朱棣五征塞北，更多像是面子工程。不仅没有大规模重创对手，反而拖累了明朝的财政（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以致仁宣之时不得不战略收缩，修养生息。他们这一战略收缩，瓦剌就趁机做大起来，土木堡一役，几乎提前中断了明朝的统治。最后明朝君臣只能躲在厚厚长城巨砖背后，进入了200年的战略龟缩期。
当然不乏为明太祖君臣强行挽尊的言辞！着意强调什么“残元强，东突厥弱”等似是而非的观点。事实果真如此吗？在唐太宗贞观元年，东突厥尚能锋逼长安。此若谓之弱，何谓之强呢？更早的唐高祖李渊一朝，作为秦王的李世民曾在朝堂上宣言:十年内可灭东突厥，而太子建成却说:李世民和西汉初年的樊哙一样是:面嫚（樊哙曾在朝堂对吕后和群臣放言:身率十万大军，便可横扫匈奴。大臣季布引汉高帝“白登之围”的事例，说樊哙是:当面说谎吹牛）可见东突厥比唐朝强，是当时唐朝君臣的基本共识。无论是皇帝还是太子，都没有觉得能易胜东突厥，更别说破而灭之。然而李世民在贞观三年，也就是在位数年就灭了曾经不可一世的东突厥，擒其可汗。所谓东突厥实力不如残元强的观点，显然立不足脚。只是唐太宗君臣赢得几乎完美，才让后世之人觉得“东突厥不难平定也”不是东突厥弱，而是唐太宗君臣组合太高超，古今中外罕见，达到兵家所谓的“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的境界。
那么唐太宗君臣，相较汉武帝和明太祖君臣，胜在何处呢？唐太宗君臣捕捉战略和战术机遇的能力，就比汉武帝君臣，和明太祖君臣能力高出一筹。唐太宗君臣选在兵法上“易胜”的时机出兵，而汉、明都是选在“难胜”的时机出兵，因而事倍而功半，劳而功少。更别说唐太宗君臣在出兵之前，就已在外交和用间方面，对东突厥内外部进行了战略削弱。特别是作为将帅的李靖违诏而突袭颉利可汗大帐，而李勣也在要害处算准和堵死了颉利可汗的北逃之路。此外，唐君臣有意无意的长期示弱，把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引诱到长城边塞附近驻扎，这样就减少了出塞攻击的庞大后勤压力。这些都是唐太宗君臣高出历代反击塞北游牧骑射集团的高明之处。汉、明无论怎么打塞北游牧骑射集团，总是损耗比对手大太多。最为关键的是总捕捉不到对手的可汗或单于。这不仅是运气不够好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将帅能力有所欠缺的问题。料敌不够精准，执行能力也有所欠缺，才造成对手败而不亡，单于或可汗总能逃脱升天，遗憾不少。
应该说，从实力的角度讲，明太祖君臣时期的国力和军力，比之唐太宗，汉武帝君臣更占优。明太祖君臣是开国之初，无论君，将，兵都是战力最强之时，而北元是新败之师，惊弓之鸟。可明太祖君臣仗却打的不太让人满意的，给子孙后代留患上百年。汉武帝是守成之时，军队没有和塞北骑射集团大规模野战交手过。唐太宗时情况略比汉武帝情况好些，但也没和塞北骑射集团正式交手过，但由于唐太宗在政治，军事，外交上足够高超，对塞北游牧骑射集团取得的历史成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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