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的圣人”的著作面前，我必须坦白我的无知，我没有读过陶行知的传记，虽然曾经陆续读过不少历史人物的传。
但是，对于陶行知，我并没有陌生感。从地理上讲，自己生活的地方离陶行知的家乡歙县，也即半天的车程。曾经多次去歙县旅行，也游览过那里的许多名胜，如记载读书做官成功者功名的许国石坊，因画家朋友推荐而曾漫步的新安画廊，还有渔梁坝这样激发你对古代内地依水而行的商道之茂盛的想象力的地方。总之，歙县是一个值得经常去游历的地方，哪怕只是在那里住上一两天，看看山，看看水，看看山水。
与歙县人的直接关联，从大学时代就开始了。我的第一任宿舍长，就是歙县来的大学生，他来自岩寺（如今已成专设的徽州区），以高分入师范，至今依然在他家乡的教坛上执着地行走着。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中，也遇到过许多的歙县人士，他们大多为人诚恳、外表秀气、满腹才情。
陶行知
由于职业的关系，陶行知和他的格言经常地挂在我们的嘴边，写在我们的墙上，印在我们的读物中。在我们安徽省还有这么一个网络庞大的机构，叫“陶研会”，常年引导大家“学陶师陶”。我的大学同学工作的学校——合肥师范学院（原安徽教育学院）还有一个学习陶行知的传统项目，大概叫做“行知学堂小先生”，年复一年地告诫师范生要如陶行知一样做“未来教师”，他们每年暑期要到各地参加实践活动。有那么几次到访本地时，我也曾忝陪末座。写到此，陶行知的教诲，也言犹在耳，“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如此说来，那山那水那方土，此生此业此教坛，陶行知自然是我们一辈子应当亲近和敬仰的人。
当然，由于我没有读过他的传记，所以对于他的成长和经历，只能通过年谱来揣测，例如：我不知道他这一生的执念与家乡的文风和历史的传承有多少的关系，我不知道他的“人生为一大事而来”的宗教般的教育情怀与他曾经多次就读的教会举办的学校有多大的关系，我也不知道他从杜威那里学到了进步主义教育理论的多少传承，我也不知道他在“教坛”那近乎奔走的“行走”，与那一辈“民国大师”们的家国情怀有多少的相同。我只知道，一定有关联，因为任何人都属于他的时代，即便他的思想超越时代，那也是基于他所处的现实时代。
陶行知书法
也因此，由于历史阅读的习惯性思维，我在介绍本书阅读体会的时候，把陶行知的人生年谱做一个隔断，做一个定格和回望。记录他的经历至1928年止，因为本书出版于本年。
那一年，陶行知37岁，在自己主导创立的晓庄师范工作。2月，校阅邹韬奋译杜威著《民主主义与教育》。4月，为自编的第一部教育论文集《中国教育改造》作序。
让我们回到历史的横断面。
1928年，蒋介石第二次出任北伐军总司令。4月二次北伐，在徐州誓师。6月，张作霖退出关外，皇姑屯事件发生，北洋军阀退出中国政坛，张学良接任奉军司令。北伐军四总司令会师北京并赴香山祭奠中山先生灵柩。蒋介石下令将北京改名为北平，意为“平定天下”。7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告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当然从宣布到实际废止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12月28日，“东北易帜”，中国实现形式上的统一。
同样是这一年，充满侵华言论的日本“田中奏折”被发现；赫伯特·胡佛在大选中获胜，这位曾经在中国工作多年的“中国通”当选美国总统。由于地缘等原因，这两个国家，此后都与中国之命运攸关。
在思绪回望中的1928年，显然是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看到民族和国家新希望的一年，也意味着大家在各自领域为了自己的理想和家国情怀“大有作为”的一年。
关于陶行知的著作，今天可谓汗牛充栋
《中国教育改造》正是出版和发行于这一年。陶行知亲力办学，四处奔走。书中一文出自演讲，谈到了“教育家”，陶行知将常见的“教育家”们分作了三类：“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但是，这三种类型的教育家都不是陶行知所期待的，他为中国呼唤“第一流的教育家”，并身体力行。在陶行知的脑海中，“第一流的教育家”，必须具备以下两个素质：
一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他批评道，“我们在教育界做事的人，胆量太小，对于一切新理，小惊大怪。”近乎大声地建议，“想自立，想进步，就须胆量放大，将试验精神，向那未发明的新理贯射过去；不怕辛苦，不怕疲惫，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的发现出来。这是何等的魄力，教育界有这种魄力的人，不愧受我们崇拜。”九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读起这段话来，惭愧并没有丝毫减少。教育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尝试和不怕出错的态度，和现实的机制和氛围，似乎依然有很大的错位。
二是“敢入未开化的边疆”。他批评“从前的秀才以为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秀才最终是从“不出门”变成“不敢出门”，热情地召唤，“我们要晓得国家有一块未开化的土地，有一个未受教育的人民，都是由于我们没有尽到责任。”这一段的论述，表达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士大夫情怀，和传教般志向的教会精神。
所以，我觉得陶行知心目中的“第一流的教育家”，是在专业型、事务型基础上的、具有家国情怀的教育家，是“人生为一件大事而来，做一件大事而去”的梦想家，也是敢于创新和探究实验的科学家。今天，我们提倡教师应具备的高素质、专业化和创新型的三个维度，不知道有没有受到陶行知的启发。
安徽名人馆内陶行知教学工作之蜡像
显然是受到杜威民主主义教育论的深刻影响，陶行知在学校教育领域，强调“自治”。杜威有一句名言，“今日之学校，明日之社会”。陶行知进而写道，“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的公民，将来所需要的公民，即今日所应当培养的学生。专制国家所需的公民则要他们有被治的习惯；共和国所需要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必先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学生。所以凡我们国体上看起来，我们学校一定要养成学生共同自治的能力，否则不应算为共和国的学校。”这一段的论述，既是讲了陶行知的学校教育中关于自治能力培养的目的，更是阐明了陶行知的政治观念。
他警告同仁，“一国当中，人民情愿被治，尚可以苟安；人民能够自治，就可以太平；那最危险的国家，就是人民既不愿被治，又不能自治。”这似乎也就回应了国民性中“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流弊。因此，他主张，在学校教育中，必须有自治的课程，而且必须让学生亲身参与这些课程。他概括了学校中学生自治课程和活动的几种好处，一是“可为修身伦理的实验”，二是“能适应学生之需要”，三是“能辅助风纪之进步”，四是“能促进学生经验之发展”。同时提醒，要学生自治中要注意以下一些弊端，一是“把学生自治当作争取的器具”，学生自治只是一种团体的组织；二是“把学生自治误作治人看”，切忌把自治团体当作权力场，“人当为人中人，不可为人上人”；三是“学生自治与学校立在对待（意为对立）地位”，认为如果处于与学校的对立，将是一种“很不幸的现象”；四是“闹意气”，不能使自治成为小团伙的场所，用上政客的手段。
关于学生自治的这篇文章，可以算是陶行知这本文集中难得的长文了，仿佛是一份学校自治能力培养的纲领或指南。文尾，他还不忘记勉励从事学生自治的同仁，“学生自治，是共和国学校里一件重要的事情……当件大事做，方才可以成功；当个学问研究，方才可以进步。这两种还不够。因为自治是一种人生的美术，凡美术都有使人欣赏爱慕的能力；那不能使人欣赏的，爱慕的，便不是真美术，也就不是真的学生自治。所以学生自治，必须办到一个地位，使凡参与和旁观的人，都觉得它宝贵，都不得不欣赏它，爱慕它。办到这个地位，才算是高尚的人生美术，才算是真正的学生自治。”
陶行知的雕像，立在了今天中国的许多教育机构
此文所论，正是“公民教育”的主题，在学校中架设从学校学生到社会公民的课程（活动），作为桥梁。猜想，1928年的陶行知，是基于在中、美两国接受教育的经历，有感于美国的发达，更忧患于当时中国的落后，才意识到当时的中国培育爱国的现代公民的迫切性，培育具备一定自治意识和能力的学生，正是实施中小学教育的要义之一。而且，任何的成年人，毕生的许多经验和习惯，都基于未成年的经历和体验，这也正是学校教育的重要性所在。
歙县，地处黄山之南，属于安徽省的最南端，与江西临安和浙江淳安交界。与之相对应的，黄山之北的绩溪，同时代也走出一位“少小离家”老大未回的学者，那就是胡适之，和陶行知的人生轨迹相似，也都算是杜威的学生，他们一个从上海出发，一个从南京启程，穿行于大洋两岸，致力于中西兼修，为中华之启智和振兴而来，在理想的不懈追寻路上一直在寻找，终又因相似的心血管病，一个早于上海，一个晚在台北，突然离世，留下人生太多的遗憾，和未尽的文化梦想。
陶行知教育格言
歙县，既誉为“东南邹鲁”，那自然是出大学问家和教育家的地方。因为“邹”是孟子故里，“鲁”是孔圣家乡。
[注] 源自上篇 中国教育改造：第一流的教育家/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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