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绿，长情。

      惊蛰过后，大地就一天浓似一天地绿了。仲春之月，阳气上升，气温回暖，虽然没有春雷，雨水的确是多了起来，三两场下来，万物全染了生机。午后，阳光正好，窗外鸟鸣清脆，突然生出一种微醺的感觉。尽管春天在北方小城里更多是概念样的，但春天的情绪来的还是那么真实，让人能够清晰的感知到那种抑制不住的躁动，引我走出家门。

      微风薄云，最先看见的新绿，还是洸河堤岸的柳条了。它已换上了绿衣，长出了芽蕊，嫩嫩的泛着浅绿，再长一点，就出了细细的柳叶。柳色深几许，绿几分，日日都不同。正像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春时幽赏》里写到的那样：自正月上旬，柔弄鹅黄，二月，娇拖鸭绿，依依一望，色最撩人。

      柳树是极其平常的树木，它静静地立在河畔岸边，一旦春风起，深深浅浅的柳绿，便温柔了整个河岸。花开虽是万紫千红，但终有凋零的那一刻。比较起来，倒是柳绿最长情，年年痴盼春来，年年盈绿满身。

      树，根发于泥土之中，生枝于天地之间。树木花草时常被人们赋予人格。柳树，就常被人以深情厚意寄托思绪。柳树是阳春三月最夺风景的树木。柳树，又名“杨柳”，有垂柳、旱柳、杞柳等不同品种。不论哪种柳，都被人们寄予美好的样子。《诗经·小雅》中的《采薇》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东汉，佛教传入我国后，南海观音一手托净水瓶，一手拿柳枝，为人间祛病消灾、遍洒甘露的形象就深入人心，柳树成了民间吉祥之树。唐宋时，清明节“插柳”“折柳”“戴柳圈”的风俗已蔚然成风，当时都城广植柳树，所以到暮春时节，长安城内外柳絮飞舞，如“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唐·韩翃的《寒食》）的咏柳名句便出自其时。并且柳树栽植很有讲究，如“前不栽桑，后不种柳”，具体的栽植位置又以庭院两侧为宜，所谓“东柳西桑，进益牛羊”。

      东晋陶渊明，生平最爱植柳，他不仅在隐居的田园水边广植柳树，还在堂前栽了五株鹅黄柳，自号“五柳先生”。他有诗道：“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萦萦窗下兰，密密堂前柳”，所以世人称他为“柳痴”。

      唐代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一上任便大力提倡植树。在《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中说“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又在《种树郭橐驼传》中把植树要领概括为：“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可谓植树行家里手。他还带领百姓在柳江西岸大面积种植柳树，并作《种柳戏题》诗：“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说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

      宋代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在平山堂掘土种植柳树，也有诗道：“手植堂前重柳，别来几度春风。”如今，在扬州大明寺平山堂还有一株“欧公柳”。同朝的苏东坡担任杭州刺史时，修浚西湖，筑起长堤，“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后人将此堤称为“苏堤”，留下了“苏堤春晓”的著名景观。他谪居黄州时，在“东坡雪堂”前广种柳、桑、竹、枣、栗，留有诗句“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

      晚清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所到之处都要动员湘军在大道沿途遍栽柳树，称为道柳，用意在于巩固路基、防风固沙、利行人遮凉。后来，人们便将这些柳树称为“左公柳”。兵部尚书杨昌浚见到连绵不断的“左公柳”后，不禁赋诗称赞：“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三月的风很温柔，但足够掀起风暴，把我吹向古人、吹向古柳⋯⋯ 阳光这么好，水波荡漾中的柳树们笑得那么和善，全然不听我为它们续的家谱。那些复苏的，萌动的芸芸众生都变得异常恬静，我变得这样渺小，几近于草木，春天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