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申明：本文参加“423简书故事节”，本人承诺文章内容为原创。
一
我母亲出生在东台县的一个大户人家,然而就在土改这一年,她的好日子到头了。
东台县是新四军苏中根据地,土改开始的1941年春，我外公许子敬在参加完东台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的公审处决不法地主丁紫亭的大会后就失踪了。半年以后，我大舅也离家寻父。这一年，我母亲13岁，家中还有裹小脚的从不出门的外婆和年幼的小舅小姨。
母亲便辍学管理起家中还剩下的三百多亩田产，当时土改尚在减租减息阶段，原先地主和佃农是按收获分成，地主不贴种子肥料，与佃农对半分成。现在地主只能拿到三成。
到了收获季节，是母亲最忙的时候。她会亲临地头，眼见佃农收割、脱粒、称重,然后按比例拿回自己的租粮。在二十多家佃农中，大都是宗亲和长租户，加上但凡老实种地的农民也都遵守契约，所收租粮也足够维持家中生计。
1946年，中共苏中地委为了抢在国民党军队进犯之前，突击完成土改，以村为单位成立翻身委员会和土改工作组，划阶级、定成分、挖浮财。
母亲的家庭自然是斗争对象，但是地主的帽子戴在谁的头上成为工作组的难题。外公、大舅已经人间蒸发，母亲是一家之主又尚未成年，按政策戴不上帽子，最后给外婆定了地主婆的成分，戴上高帽子拖上台斗了一回。家里的土地没收分给了租种的佃户，连家中三进的大宅、家具、衣服也分给了佃户，一家人挤在原来存放农具的草房里。
家里吃饭一下子成了问题，母亲依旧找那些佃户，不是要租而是要饭，养活一家人。
我大舅离开家乡时16岁，其实他一直没有找到外公，但又不敢回到家乡，怕遭到清算，他甚至不敢联系家人，怕工作组寻踪追到上海，于是便隐姓埋名在上海落脚。
大舅觉得要在上海生存，必须学一门手艺。他找到上海奉帮裁缝中有名的八仙桥小麻皮，在店里做一名学徒。所谓学徒其实是不领工资的佣人，三年时间里，大舅每天就是洗衣、做饭、扫地，跟服装手艺一点不沾边。第二个三年得到老板小麻皮的信任，才开始学服装手艺，这三年照样没有工资。大舅苦学了服装的制版、裁剪、缝制、锁订、整烫的所有工艺和流程。
漫长的六年，大舅除了一身过硬的服装技术，没有攒下任何钱财。小麻皮看中大舅，想把女儿许配给他。大舅嫌小麻皮太刻薄,没有答应，他决定自己创业，并想把东台的家人接来上海。
1947年，处在生死边缘的家人突然接到中断了六年的大舅消息，大喜过望，举家逃亡上海。一家人见面抱头痛哭，此时才知双方都没有外公的消息，也不知死在什么地方了？
外婆拿出了私藏的一点首饰变卖，买了第一台缝纫机，大舅在十六铺东门路摆了摊，帮人家来料加工，这点收入不足以养活一家人。大舅和家人商量，要买更多的缝纫机，像小麻皮一样开店。可是，这设备和店面的投资需要很大一笔钱，到哪里去借这笔钱呢？
我爷爷叫冯稼祥,也是东台人。1915年，爷爷独自一人到上海，时年15岁。他在十六铺码头做苦力，在一家车行拉木板车运货。这种木板车叫榻车，有两个汽车轮胎，用人力拉可以装载几百斤的货。
靠着勤劳和节俭，五年以后，爷爷买了一辆自己的榻车，成立了“冯氏车行”，自己接活干。这一年爷爷结婚，把奶奶从东台接到上海，以后几年，陆续生下我大伯、嬢嬢、父亲。
那时候的上海，租界林立。世界上各种最先进的政治、文化、教育、科学都聚集在上海。爷爷自然领时代风气之先，光从给子女起名字就可见一斑：大伯冯声洋、嬢嬢冯声英、父亲冯声闻。名字既洋气又有传统文化的底蕴，父亲的名字声闻两字，即出自老子《道德经》。
和爷爷相比，外公给子女取名就显得土豪气，对荣华富贵的讨彩和祈福太过直白：大舅许学魁、母亲许学凤、小舅许学富、小姨许学春。
爷爷重视子女的教育，大伯和父亲读到高中，嬢嬢一直读到圣约翰大学。祸兮福所倚，也许正因为读书太多，反成了我嬢嬢一生悲剧的根源。
爷爷的生意不断地发展壮大，1936年，冯氏车行已经拥有几十辆榻车和两辆卡车，工人上百个。爷爷还在闸北办了一家煤球厂，煤球厂后来在日本轰炸闸北时被炸毁。
爷爷用自学的洋经浜英文，承揽了美国协丰洋行的运输生意，把船上的美国面粉运到各地。
协丰洋行的老板劳伦斯，他娶了一个中国女人作太太，大家叫她劳太太，后来奶奶和劳太太成了闺蜜。劳伦斯和劳太太邀请爷爷奶奶去做客。这是一栋位于福开森路（今武康路）上的美国殖民式大洋房。奶奶第一次看到抽水马桶，也第一次看到大草坪，修剪得如同绿色的地毯。奶奶说如果她有这样一栋洋房，她不会用抽水马桶，因为即使小解一次也要用大量的水冲洗，太浪费。至于草坪太糟蹋土地了，她会种上各种蔬菜。爷爷说等再赚了钱，也要买一栋洋房给奶奶住。
爷爷有了闲钱后，并没有买洋房，而是在北苏州路购买了一栋石库门房子，然后，把房子分租给工人，每月有稳定的租金回报，这种投资比买洋房合算多了。
我父亲比母亲大一岁，经过家乡的表姨的外婆的侄儿的什么人牵线，父母之间七拐八弯的还沾上了亲。1948年底，父亲母亲结婚了。
这一年，我爷爷得了吸血虫病去世，他唯一不能闭眼的是没有看到孙子。大伯结婚三年都没有生养，父亲母亲又刚结婚。
爷爷去世后，大伯便继承了家业，父亲在冯氏车行里享有股份。
父亲母亲结婚时，冯家已经事业有成，而许家正处在想创业却没有启动资金的阶段。1949年初，我外婆便向我奶奶借了500块大洋，租下了阜民路57号（今光启南路）的整栋两层街面房子，打造了裁剪桌台板，购买了5台“无敌牌”（解放后改为蝴蝶牌）缝纫机，成立了“华美服装店”。
那时候店和厂是不分的，大都是前店后厂。早期业务是和位于淮海中路761号，瑞金南路转角处的老上海著名男装品牌的开瑞公司做来料加工。大舅在八仙桥小麻皮那里学徒的时候就和开瑞公司有业务联系，现在，他代表自己的公司到开瑞公司接生意。
最开始做中山装加裤子的套装，卡其布是开瑞公司提供，核定用料是91公分门幅的4.5公尺，其余都是加工方采购，开瑞公司付钱，比如袋布0.35元一付、纽扣2分钱一套共8粒。
大舅的经营理念很诚实，经过他精密排料，卡其布每套只要4.35公尺，比核定用料节约0.15公尺布，归开瑞公司。然而，纽扣用最好的“悦来纽扣大王”产品，价钱是6分钱一套，倒贴4分钱，锁纽洞线，开瑞公司没有规定，大舅用丝线，倒贴2分钱。大舅认定做生意要给人最好的产品。
对内部，大舅管理职责分明。开瑞公司给的加工费是2.5元一套，大舅自己做制版、排样，裁剪，拿加工费的20%。缝纫工拿30%，固定工：机修、做饭、会计共10%。当时缝纫工有母亲、小舅、大舅母、小舅母、还有一个乡下表哥张长生。整烫拿5%，父亲做整烫，另外还兼做机修工，因为父亲学过修自己家的卡车，机修工固定拿每月10元。锁订拿5%，外婆做锁订，外婆还负责做饭，固定拿每月10元。小姨上学，放学回家也做锁订，还兼做会计，记工分，做账，固定拿每月5元。最后还剩下30%，其中15%作为所有人伙食费，15%作为房租、水电煤。
全家出动，没人吃闲饭，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工作，父亲母亲每月能够拿到100多元。这种管理方式一百年也不会过时。
开瑞公司很快就发现“华美服装店”与众不同，质量好，成本低，不出一年，“华美服装店”就成了开瑞公司最大的供应商。
“华美服装店”的人员也增加到20多人。这时候店里设立了门槛，进来的工人必须自带缝纫机。王家贵原来是许家的佃农，他认为工作组分给他的地是一片土丘，不公平，他把地卖了，买了缝纫机到店里来做。王家贵良心好，许家被分地后，他常送粮食来接济，对许家有恩。李宗宝原先也是许家的佃农，他说种地不划算，他光棍一个人分到2亩地，亩产300斤，一斤大米收购价0.11元，一年收入66元，他也买了缝纫机到店里做。
那时候，工人吃住都在店里，白天是车间，晚上是宿舍。男的睡在楼下，裁剪桌台板上、烫衣台上、吃饭的桌子和几张椅子拼起来,都是床。女的睡楼上，全部打地铺。
一年以后，外婆就把借奶奶的500块大洋连本带利还上了。
二
1949年的5月28日，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奶奶早上从北苏州路的石库门房子出门去四川路买菜，发现马路上睡满了大兵。她空着手回家了，慌慌张张地对大伯说：“不好了，外边都是大兵，睡在马路上，人走不过去。”大伯打着哈欠说：“你还不知道吧？上海解放了！”他正在看一张《新华日报》，头版标题：“解放军进城，露宿街头，不扰百姓”，还登上了一幅历史性的照片。奶奶凑过去看了一眼说：“是不是改朝换代了？大伯放下报纸，伸了一下懒腰说：“今天共产党来，明天国民党来，管他谁来我们也是做生意。”说完大伯站起来踱着步,自言自语地说:“历朝历代的军队进城没有不抢民宅的,这解放军睡马路倒是新鲜。”当天晚上，大伯特地去四川路、南京路走了一趟，没见到一个解放军。大伯回来说：“我说的吧，共产党又走了。”
几天以后，劳太太的佣人来叫奶奶到他们洋房去一下，劳伦斯已经回美国了，劳太太说，她也要去美国，可能一个月回来，托奶奶照看一下房子，并把钥匙交给了奶奶，又递上10块大洋。奶奶把大洋推了回去说：“我帮你看房子又不吃力，要什么钱呢？”
奶奶照看房子是很认真的，每个星期都去两次，开开窗透气，从上到下检查有没有漏水。有时候，她也会坐在门廊看着草坪发呆，她想：“洋房确实比石库门房子好啊，这多安静！”
可是，一个月以后的一天，奶奶像往常一样来到洋房时，却发现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她再次核对了门牌，因为这条路上洋房的围墙都是一样的，没错啊？奶奶上前说：“你们是谁？怎么占着劳太太的房子？”大兵说：“什么老太太，小太太，这里是军管会，你走吧。”
奶奶不敢怠慢，让嬢嬢去军管会说一下，说劳太太马上要回来了,让他们搬出去。嬢嬢回来脸色发白，对奶奶说：“是解放军的三野留在上海了，成立了军管会，陈毅任军管会主任和公共房屋分配委员会主任，对敌产和国民党政府人员的房子都要没收，劳太太的房子没收了。”奶奶除了“房子没收了”其他的话没有听懂。奶奶哭了起来：“这怎么办呢？劳太太的钥匙是交给我的。”“嬢嬢若有所思地说：“他们哪里还敢回来呀？”大伯醒悟道：“我说的吧！哪有军队不抢民宅的，解放军在马路上睡了一个晚上就搬进洋房了。”奶奶突然止住哭说:“会不会把我们的房子也没收了？”嬢嬢肯定地说:“这不可能，共产党是讲政策的，敌产没收，私产保护。”
1949年10月1号，全国解放了。奶奶才知道真的改朝换代了，劳太太真的回不来了。
解放了，对于华美服装店的许家人来说，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他们一直就是这样忙碌着，眼看着中山装套装的日产量从最初的100套、120套、150套、直至200套。订单越来越多，总也做不完，他们只知道做活，仿佛忘记了身边世界的存在。
唯一发生的一件大事，使华美服装店的人们从做活的麻木中兴奋起来，那就是我出生了。这让他们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感觉到了生活的美好。全店的人为此休息了一天，冯家的人也来了，两家人围着我，怎么也看不够。冯家许家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
我的服装生涯从我一出生便开始了。
店里除了做中山装也做其他各式服装，所以，什么布都有。我的尿布是用袋里的细布做的、我的衣服是用衬衫的绒布做的、我的小被子是用丝绸布做的、被子芯是用骆驼毛做的、我的虎头鞋和虎头帽是外婆手工绣花做的。我睡觉没有固定的床，我被包成蜡烛包，有时放在裁剪桌台板上、有时放在布匹上、有时放在缝纫机的延伸板上。几十台缝纫机的轰鸣声，对我犹如催眠曲。一旦收工停机，我就醒。
等我一岁多会走路了，华美服装店便是我的乐园。我会爬上堆的高高的布匹，向下滑梯玩，我会钻进裁剪桌台板下躲猫猫，我会找各种碎布玩拼图，我会把布条搓成鞭子抽人，我会拿着划粉在布上涂鸦。
我再大一点，就开始闯祸，有一次我拿小剪刀把中山装剪了一道口子。父亲把我拦腰夹起就打，外婆拉不开，王家贵把我抢过去抱在怀里说：“多大点事啊？要打孩子？将来冯家许家都得靠他，我老了还要他照顾呢，衣服我赔，我赔。”父亲打得不解气，伸手又补了一巴掌，王家贵一侧身，巴掌打在王家贵后脑勺上。大舅研究了这件中山装说：“还好，剪在袖子上，换袖子就行，好了，没事了。”我哭停了，小舅却幸灾乐祸，低下身对我奸笑：“嗨，嗨,皮痒了，不打不舒服,是吧？”我便用脚去踢小舅，小舅边躲边怪笑：“打得好！打得好!”外婆拿扫帚把小舅打走后,喋喋不休地埋怨：“这件事一点也怪不得孩子,怪就怪你们大人剪刀乱放。”从此，大舅规定小剪刀一律放在我够不到的搁板上，用完放回去。
没有剪刀，我的祸闯得更大，乘母亲上厕所，我爬上凳子，学母亲缝衣服的样子，一只手转动皮带轮，一只手抬起压脚，将衣服塞进去，针向下刺穿了我的虎口，我吓得往回抽手，硬是把虎口撕裂，到医院缝了针，留下永久的伤疤。
这一天，母亲放下活，抱着我哭，发狠地说：“我儿子以后绝不做服装！”
我最期待的是服装店晚上开夜工，一般做到晚上十点，工人们就会吃夜宵。到了这个时点，马路上就会传来挑担师傅的吆喝声，唤到门口当场用木柴烧小馄饨，还有挑担买白糖红枣粥。所以，几乎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总是央求母亲说：“到十点叫醒我噢。”母亲嘴上答应却一次也没有叫醒过我,早上醒来我就闹,母亲总是说:“叫了,叫了,叫不醒你哎。”我只不过碰巧醒来吃过一、两回。母亲不肯叫醒我，临睡我就多喝水，想让尿把我憋醒，结果尿床都没醒，反倒挨一回打。
在华美服装店里,外婆是最喜欢我的,父亲只要对我一瞪眼,外婆就会停下手里的活,过来护着我,生怕我挨打,嘴里说：“是不是你们亲生的？”有着外婆的保护，我就有了底气，当父亲骂我，我便顶嘴：“是不是你们亲生的？”只要我受了气，外婆就会变戏法一样立刻掏出一颗蜜枣，或者几个油枣往我手里一塞。
我四岁那年，弟弟出生了，我被迫离开了华美服装店。母亲把我送到北苏州路的石库门房子，由奶奶带我。那天，我哭了一路，一再对母亲说：“妈，我保证听话，我再也不皮了，妈，不要送我走……”母亲好像没有听到一样，把我扔下就走了，连头也没有回。我知道这局面无法改变，就冲着母亲的背影大声喊：“早点让我回家！”
华美服装店的人终于发觉解放了和以前的不一样。开瑞公司的老板带了一个军代表到店里来，让把手里的中山装生产停下来，立即转做军服，说是抗美援朝用的，限时要完成。
店里每天都要忙过半夜12点。王家贵太困了，前额扑倒在缝纫机上，磕破了头还没有醒，血染在军服上。大舅把他叫醒说：“你怎么搞的？磕头也不看地方，这是军服，要赔的！”父亲说：“到底是军服啊，还没有到战场上就见血了。”王家贵用手捂着头自嘲道：“明天戴安全帽。”小舅母在油灯下订扣，低头打瞌睡，把头发点着了，用手拼命抹。王家贵说：“还是你门槛精啊，烧头发又不用赔钱，还会长出来。”大舅母昏倒在缝纫机旁，送医院后，刚怀孕两个月就流产了。
半年以后，军服交货时，外婆哭了，说：“抗美援朝真苦啊！”多少年后，这句话还挂在嘴上，别人还以为她参加过抗美援朝。
华美服装店除了加工服装，也在店门口挂着童装卖，还有用中山装零头布做的袖套、围裙，军服的零头布做的小孩军帽，上面还贴布绣红五星。为了扩大销路，小舅会在晚上背个十字货架，挂着货品去十六铺码头沿街叫卖，袖套一副一毛钱，围裙一毛五，小军帽一毛五。这样卖了两年，倒也可以贴补店里的水电煤。
但是，现在不同了，公安蓬莱分局的警察过来干涉了，取缔无证摊贩。小舅不走，梗着脖子叫嚷：“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这里摆摊，就不走。”结果，小舅被关进了蓬莱分局。家人直到两天以后才打听到情况，外婆去领人。一个山东口音的警察见到外婆说：“许学富是吧？昨天就放他走了，他不肯回去，你来得正好。”到了拘留室，小舅躺在用木条做的长椅子上，见到外婆和警察进来就说：“谁叫他们把我抓进来的，我不回去，这里吃饭不要钱，蛮好。”警察指着小舅说：“现在解放了，你不可以乱来的。”小舅一下子站了起来说：“谁要你们解放？我们在乡下日子过得好好的……”外婆听到这句话吓坏了，她想起丁财主被枪毙的情景，伸手给了小舅一个耳光，又揪住小舅的耳朵往外拉：“你个死鬼，家里的活没得人做，你倒在这里享福。”警察本要发作，看到外婆这样也就不吭声了，看着外婆和小舅离开的背影，摇着头说：“真是个无赖。”小舅猛一回身说：“你真是个土匪。”说着又要回拘留室。警察连连摆手：“好，好，好，我不跟你说。”
但是，还是有人治得住小舅的。有一天，小舅也是在十六铺摆摊，来了三个地痞围着小舅要收保护费，小舅不肯，便打了起来。小舅衣服撕破了，鼻子也打出血了，十字货架也散了。等他回到家里，放下攥在手心带血的钱，工人们持械冲去十六铺，地痞早跑了。
外婆说，以后就在复兴东路阜民路摆摊吧，不去十六铺了。可是，这一带都是穷人，他们往往不用袖套，围裙。
三
不久，家乡也出现了变化。以前在许家做佃户的李大福突然来到华美服装店，进门就问：“大姐在吗？”母亲在收租时，比母亲岁数大的佃户也都叫母亲大姐。李大福双手握住母亲一只手直摇：“大姐姐啊！一直记得你的好哎。”母亲招呼他坐下，递上一杯茶聊了起来。一提到东台的家乡，李大福的话就刹不住了：“别提了，你们家的地分给我们，又收回去了，开始是什么互助组，现在是合作社。所有地都归公了，连牲畜农具也归公。一年下来，连饭也吃不饱，还不如当初给你们家干活呢……”李大福扫了一眼华美服装店里的工人都在忙碌，对母亲说：“好姐姐啊，让我到你们店里来做活吧，你知道我这个人的，以前就不少你们家的租粮。”
母亲把李大福领到大舅跟前，大舅离家早并不认识他，但是，说起来都知道。
谁知道，过了一个星期，当地公安局来人，把李大福带走了。原来，他是逃出来的，听说是反对合作社，骂共产党是骗子，属于新生的坏分子，判了三年劳改。母亲说：“土地害人啊！”
华美服装店的生意日益兴隆，也挣下了口碑。大舅接到开瑞公司的通知，梅兰芳60岁生日，要定做一套全毛华达呢的中山装，指名要大舅去做。大舅到了思南路87号梅兰芳的家，摁了门铃，佣人开了门，把大舅带进客厅坐下，进去通报。客厅墙上挂了很多梅兰芳的剧照，与各种名人合影，大舅停在一张梅兰芳和周恩来的合影前看。梅兰芳很快出来了，大舅连忙转过身，微躬着身子说：“梅兰芳先生好！”梅兰芳穿一件中式短褂，和大舅握了一下手说：“许先生，是吧？请坐。”说完，回头对佣人说上茶。大舅才29岁，从来没有人叫他先生，忙不迭地说：“不敢，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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